“嘿，你这个笨蛋，监狱可是我开的？你有更好的法子嘛，你可去找监狱看守谈谈嘛。他们倒是挺乐意听听你这种律师的意见呢。”
别向我挑衅，伙计。我今天晚上可是已经砸碎一个脑壳啦。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谢谢。”我说。
“不客气。”他和哈姆雷特把椅子向后一踢，向门口咔咔地大步走去。“你可再呆5分钟，”他回过头来说。他们砰的一声带上门。
“一动都别动，”我小声说。“他们在那个窗子外面监视我们呢。而且这里可能装了窃听器，说话要当心点儿。”
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继续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发生了这样的事，我很遗憾。”我局促地说。
“过失杀人是什么意思？”
“意思很复杂，但基本的意思是：杀了人，可不是有意的。”
“我在牢里可能要关多久？”
“那先要判决你有罪呀。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
“保证？”
“我保证。你吓坏了吧？”
她小心翼翼地擦着眼睛，想了很久。“他家里人很多，而且个个都跟他一样贪杯，一样凶暴。我对他们怕得要命。”
我无言以对。我对他们同样怕得要命。
“他们不会逼我去参加葬礼吧？”
“不会的。”
“好。”
警察在几分钟后回来把她带走，这一次他们给她上了手铐。我注视着他们带着她沿着走廊走去，在一个电梯口停下。凯莉使劲绕开了一个警察，回头向我投来最后的一瞥。我挥挥手，她进了电梯。
52
在你谋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犯25个错误。如果你能想得出10个，那你就是一位天才。至少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这么说的。克利夫的死，其实并非谋杀，而是行使自卫权利的结果，但我们当时犯下的错误，现在却开始显得越来越多。
我在办公室里绕着写字台踱步，桌子上整整齐齐摆满了一摞摞标准的黄纸。我已把我记得的一切全部用图绘出：那座公寓、尸体、衣服、手枪、棒球棍、空啤酒罐，等等等等。我还画出了停车场上我的汽车、她的汽车和他的卡车停放的位置。我猜想我在公寓里只待了不到15分钟，可是把这一切写在纸上却像一部薄薄的长篇小说。在房子外面能听到多少声尖叫和狂吼？我想不会超过4声。有几位邻居看见过一个陌生人在尖叫后立即走出公寓？天知道。
这就是天字第一号错误，我想。我不应该那么快就走出公寓。我应该在里面等上10分钟左右，看看邻居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然后再悄悄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也许我当时应该报警，向警方说明真相。凯莉和我完全有权进入那幢公寓。在我们以为他在球场上参加比赛的那个时刻，他显然是埋伏在公寓附近的一个地方。我有这个权利对他进行反击，解除他的武装，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陪审员们考虑到他那残暴的个性和他以往的记录，是决不会裁定我有罪的。更何况在场的那唯一证人，又会百分之百地站在我的一边呢。
所以，我干吗不呆在那里呢？一个原因是，她在催我赶快跑走；而这在当时不啻是最佳的行动方案。在短短的15秒时间之内，你从一个被人野蛮袭击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杀人者，在这样的关头，你怎么可能进行理性的思考呢？
第二个错误是与她的那辆车有关的谎言。我离开警察署之后，曾驱车经过停车场。我看到了她那辆大众牌小车和他那辆四轮轻型货车。假如有谁告诉警方她的车已经几天没有动过，那么她说的那个谎就会露馅。
而且，万一克利夫和他的某个球友，乘她待在庇护所的当儿，故意弄坏了她的那辆车，而这个朋友现在跑出来向警察报告，那将会多么糟糕？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我想起的最大错误莫过于凯莉打电话的那个谎；她在打过911报警电话之后，跟我通过话。我就是以此为借口，那么快就出现在警察署的。但这个谎说得愚蠢至极，令人难以相信。因为我们手上并无通话的录音，警察若是核查一下电话记录，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错误。幸好大多是惊慌失措造成的结果，在拍纸簿上涂涂画画，进行了仔细分析以后，大多还能自圆其说。
我让戴克睡到清晨5点，才把他唤醒。1小时后，他带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赶到了办公室。我从我的角度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他听后最初的反应使我非常高兴。“管他什么样的陪审团，都不会判她有罪的。”他毫不怀疑地说。
“判决是一回事，”我说。“把她从监狱里搞出来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我需要一些文件：拘捕报告，法庭档案，医疗记录和他们第一次离婚起诉的诉状。戴克满口答应，保证立即去搞到手。7点钟，他出去又买了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消息登在市内新闻栏的第三版上，只有短短的3段文字，没有配发死者的照片。这件事出在昨天深夜，记者来不及大书特书。标题是：《夫亡妻捕》。这样的事在孟菲斯每月平均有3起，如果我不是有心寻找，这一消息决不会引起我的注意。
我拨通了布齐的电话，把他从沉睡中唤醒。他是个夜游神，离了3次婚的单身汉，酒吧不关门决不归家。我告诉他说他那个朋友克利夫·赖考已经突然归天，这消息似乎使他立刻来了劲。刚过8点他就赶到了我的事务所，我请他去那幢公寓附近进行侦察，看看是否有人看到或听到什么情况。同时看看警察是否也在现场执行和他相同的任务。布齐打断了我的话。他是调查员，他明白该干些什么。
我在办公室给布克打了电话。我对他说，我的一位办理离婚案件的委托人昨夜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我想把她从监牢里搞出来。我需要他的帮助。马尔文·香克尔的弟弟是刑庭的法官，我想请他让她具结释放，或者交纳一笔微不足道的保证金出狱。
“你刚刚打赢了一场价值5000万美元的官司。怎么一下子捡起这种不值钱的离婚案子啦？”布克开玩笑问道。
我勉强笑了笑。他要知道事实真相就好了！
马尔文·香克尔此刻不在孟菲斯。但布克保证立即开始给有关人员打电话。我在8点钟离开事务所，驱车向市区驶去。整个夜晚，我一直有意不去想念关在牢中的凯莉。
我踏进谢尔比县司法大楼后，径直朝隆尼·香克尔法官的办公室走去。迎接我的消息是，和他的哥哥一样，香克尔法官也不在城里，要到傍晚才能返回。我打了几个电话，想找到关于凯莉的文件。可是，她仅仅是昨夜拘捕的十几个人中的一个，我想她的案卷肯定还在警察署。
9点半，我在法院大厅里和戴克碰头。他已经拿到了拘捕记录，我叫他去警察署设法查找她的档案。
谢尔比县地区检察署位于司法大楼三层，下设5个部门，共有70多位检察官。家庭虐待科仅有两名检察官，摩根·威尔逊和另一位女士。幸而摩根·威尔逊恰好在办公室，只要能走进去找她就成。我和接待员调情调了半小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我的这一招居然还算灵。
摩根·威尔逊是个绝色的美人，年纪大约40岁。她握手十分有力，脸上挂着那种仿佛在说“我忙得要命，有事快讲”的微笑。办公室里堆放的案卷已多得无法再多，但仍井井有条。仅仅望着这些待办的文书，我也会觉得厌倦。我们各自坐定后，她突然认出了我。
“你就是打赢那场5000万美元官司的小伙子吧？”她说，脸上的微笑与刚才截然不同了。
“是我。”我耸了耸肩。那只不过是另一天干的活，没啥了不起。
“祝贺你。”可以看出她对那个案子的印象有多么深刻。啊，名誉有着多大的价值呀！我猜，此刻她正像所有其他律师一样，在心里计算着5000万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美元呢。
她的年薪最多4万美元而已，所以她很乐意谈谈我交上的好运气。我简单地谈了谈开庭的情况和我听到裁决时的感受，然后立即刹车，告诉她我来此的目的。
她听得非常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笔记。我把这一次和前一次的离婚诉状，以及克利夫殴打妻子3次被捕的记录统统交给了她，并且保证天黑以前一定把凯莉的医疗记录送到她手上。同时，我还描绘了她在几次最最凶残的毒打中所受的伤害。
其实，我周围的这些卷宗全都和殴打老婆、儿女和女友的男人有关，摩根会站在谁的一边，显然不难预言。“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她说。她指的当然不是克利夫。
“她身材高大吗？”她问。
“5英尺5英寸左右。净重110磅。”
“她怎么居然能把他打死了呢？”她用近乎敬畏的声调问，一点儿也没有责怪的意思。
“她非常害怕。而他又已经喝醉。她在不知不觉之中抓住了棒球棍。”
“干得好，”她说。我的大腿上顿时布满了鸡皮疙瘩。这是检察官说的话！
“我希望能把她从牢里放出来。”我说。
“我需要在材料到齐后研究一下。我会给办理保释的办事员打电话，通知他我们不反对让她交纳为数不多的保释金。她住在哪里呢？”
“暂时住在庇护所里。你知道，那种没有名称的非公开的庇护所，这里有许多家。”
“我对它们很了解。它们也确实很有用处。”
“她住在那里很安全，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此刻还关在监牢里呢。而且上次挨打留下的伤痕，现在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她用手向周围的案卷一挥。“这就是我生活的目的。”
我们同意次日上午9时再碰头。
我、戴克和布齐三人在办公室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筹划着下面的行动步骤。布齐敲开过赖考住处附近每一家的门，只发现有一个人似乎听到过有什么东西砸碎的声音。她就住在他们楼上，我怀疑她可能看见我走出那套公寓。她听到的可能是克利夫第一次挥棍向我打来，失手打在点心柜上发出的声音。警察尚未和她谈过话。布齐在那个公寓小区转悠了3个小时，并没有发现警方活动的迹象。那套房锁着门，贴了封条，吸引着不少人前来围观。有次来了两个魁梧的年轻人，看来认识克利夫。他们和一群刚刚下班的小伙子站在警察布置的隔离线之外，望着套房的门，骂骂咧咧地嚷着要报仇。那伙人样子可凶呢，布齐对我说。
布齐还找着了一个提供保释金的保证人。此人是他的一位朋友，愿意为我们提供优惠，只收取5％的好处费，而不是通常的10％。这可以为我省下一点钱。
戴克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警察署，设法获取逮捕记录，追踪有关凯莉的文件。他和斯莫瑟顿打得火热，这主要是因为他发誓对律师深恶痛绝。他此刻仅仅是个调查员，离律师帮办的位置还远着呢。有趣的是，斯莫瑟顿说，早晨的时间刚刚过去一半，他们已经开始接到要杀死凯莉的威胁了。
我决定去监狱探望凯莉。戴克将去找一名法官，确定保释金的数目。布齐将去找那个保证人时刻做好准备。我们刚要离开办公室的当儿，电话铃声突然急剧地响了起来。戴克一把抓起话筒交给我。
电话是彼得·科沙从克利夫兰打来的，他是杰基·莱曼西支克的律师。我上一次和他通话是在杰基作证之后，我对他说了数不尽的感谢话。他当时告诉我说，过不了几天，他自己也要提出诉讼，状告大利公司了。
科沙就陪审团的裁决向我表示祝贺，说是在克利夫兰星期日的报纸上这是一条引起轰动的大新闻。我现在已经是名闻遐迩了。他接着说，大利公司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事。联邦调查局今晨和俄亥俄州总检察署以及州保险署联手，搜查了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并且开始搬走种种文件和记录。除了会计部的计算机分析员，所有雇员都已被打发回家，并且奉命在两天之内不得回公司。而且据最近报纸上一条消息报导，大利公司的母公司平孔，对到期的某些债券拒不予以支付，同时一直在大量裁员。
我没多少话可说。18个小时以前，我刚打死一名男子，现在很难考虑与此无关的事。我们聊了几句。我向他表示感谢。他答应有新的消息立刻告诉我。
化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才在监狱的迷宫里一个什么地方找着了凯莉，把她带进探视室。我们中间隔着一道玻璃墙，通过电话交谈。她说我的样子很疲倦，我说她的样子很棒。她住的是个单人囚室，很是安全，但周围太吵，无法入睡。她实在是一刻也不想待。我对她说，我在全力以赴，我讲了会见摩根·威尔逊的情形，我也讲了交付保释金的操作程序，但对于要杀死她的那些威胁，却只字未提。
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谈，但不能在这儿谈。
在我们相互道了再见，我正准备走出探视室的当儿，一名穿着制服的狱卒叫住了我，问我是不是凯莉的律师，并且交给我一份打印件。“这是我们的电话记录。过去两小时，我们已接到四个跟那个姑娘有关的电话啦。”
我看不清那该死的打印件。“什么性质的电话？”
“死亡威胁。一些疯子打来的。”
隆尼·香克尔法官于3点半回到办公室，我和戴克正在恭候。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布克已经打来过电话，和他的秘书打过招呼，所以事情很顺利。我交给法官一沓文件，用5分钟扼要介绍了案情，最后请他照顾照顾，批准交纳一笔数额较小的保释金，因为这笔钱将由本律师交付。香克尔决定保释金为1 美元。我们表示感谢，随即转身告辞。
30分钟以后，我们全都来到了监狱。我知道布齐在腋下枪套里随时都插着一支手枪，而且我猜那位保证人雷克也不是赤手空拳。我们有备无患，不怕出现任何意外。
我给雷克开了一张500美元的支票作为保证金，然后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上字。假如对她的指控不撤消，假如她在任何一个开庭的日子不出庭受审，那么雷克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支付剩余的9500美元保释金，或者抓着她把她押回监狱。我已经说服了他，指控一定会撤消。
对她的一道道审查似乎没完没了。过了不知多久，我们终于看见她迎着我们走来，手铐已经除去，脸上只有微笑。我们迅速护送她上我的汽车。我已经吩咐布齐和戴克跟在我的车后走几个街区，以确保万无一失。
我把那些死亡威胁告诉了凯莉。我们估计发出这些威胁的大概是他那些疯狂的亲属和一起工作的乡巴佬。我们飞速驶离市区向庇护所开去，两人都很少开口。我不想谈昨夜发生的事，她也还没有为进行这样的讨论做好心理准备。
星期二下午5时，大利公司的律师们在克利夫兰联邦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根据破产法案对公司进行保护。彼得·科沙给我的事务所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帮助凯莉躲藏，戴克接了那个电话。等我在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戴克一脸死白。
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脚搁在写字台上，半天没有开腔。一片寂静。没有人声。没有电话。甚至楼下外面街道上也没有来往车辆。我们一直还没有商量这笔律师费戴克该分多少，因而他此刻也不知道他的损失究竟有多大。但我们俩心里都十分清楚，一瞬间我们已经从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变成了近乎破产的穷光蛋。我们的梦想昨天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