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我说的全是真心话。要是有一个公平的裁判，我明天就可以上场。在过去11年里，我连一场官司都还没有打输过呢。我喜欢在庭上和别人较量。可是这位法官大人偏见太深了，真是怕人！”
“多少钱？”我打断他喋喋不休的废话，问道。
他们两位像肚子里的直肠一样蠕动了一番，动作惊人地协调一致。在痛苦了一阵以后，德拉蒙德开口说：“我们把原来的数目翻一番。15万。你拿5万左右，你的当事人得到——”
“算术题我自己会做的，”我说。我拿多少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知道我已破产，以为5万块钱可以让我变富呢。
5万美元！
“我拿你们这一建议该怎么办呢？”我问。
他们惶惑不解地相互瞧了瞧。
“我的委托人死了。他的母亲上星期埋葬了他。而你们现在却要我去告诉她：桌上的钱要比原来多。”
“就职业道德而论，你有义务告诉她——”
“你别给我上职业道德课，列奥！我会告诉她的。我会把你们的意见转告她，但她肯定要说‘不’。”
“我们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基利沉痛地说。
“我看得出你是多么伤心，基利先生。我会向他们家转达你的哀悼之情的。”
“哎，鲁迪，我们可是在真心诚意地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呀。”德拉蒙德说。
“你们选择的时间太糟了！”
我们喝着饮料，谁也不讲话。过了一会，德拉蒙德脸上露出了微笑，首先开口道：“那位太太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们，鲁迪，我们要做点什么，才能使她高兴？”
“什么都别做。”
“什么都别做？”
“事实上，你们什么都干不了。他死了，你们干什么他都不会复活。”
“所以我们又何必还要打这场官司呢？”
“为了揭露你们的所作所为。”
又是一阵蠕动。又是一阵痛苦的表情。又灌下了更多的威士忌。
“她要揭露你们。她还要让你们垮台。”我说。
“我们太大啦。”基利趾高气扬地说。
“等着瞧吧。”我站了起来，拿起公文包。“我自己找路走出去。”说完，我就转身走了出去，让他们在那儿坐着发呆。
38
我们事务所开展业务活动的证据，正在慢慢地不断增多，尽管这些活动微不足道，无利可图。到处堆放着薄薄的一袋一袋的档案，而且放的位置总是十分显眼，偶尔光顾的委托人一眼就可以看见。我手上有一打法院交办的刑事案件，当事人犯的不是重量级的轻罪，就是轻量级的重罪。戴克声称手头有30份有利可图的案卷，不过这一数字似乎偏高了些。
现在电话响的次数也更多了。在里面装了窃听器的电话机上讲话需要很大的学问。我每天都像从事战斗一样谨慎。我不断告诫自己，在安装窃听器之前，肯定从法院取得了一纸命令，允许他们这样侵犯私人的通讯权。法官既然批准发出这一命令，窃听就必然具有合法的成分。
我们前边的那个房间仍旧挤满了租来的折叠桌，桌子上摆满了布莱克一案的文件。这表明一件真正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
至少在外表上，事务所是比以前忙多了。开业数月之后，我们的日常开支平均每月只有可怜的1700美元，而每月的总收入平均约为3200美元。所以在纸面上，戴克和我可以平分1500美元（含税）。
我们勉强生存下来了。我们最好的当事人是德里克·道根；假如他的案子能以对方保险的最高额度25000美元了结，我们就可以松口气。我们巴望该案在圣诞节前及时了结。这是出于何种目的，我说不上，因为无论是我还是戴克，都没什么亲朋好友需要我们花钱为其购买圣诞礼物。
我将利用圣诞假日，研究布莱克一案。2月离目前已经不远了。
今天的邮件与往常有两点不同。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信函一件也没有。这种情况太罕见了，因而着实给我带来一阵惊喜。第二点不同则令我大吃一惊，我差点儿要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方步，以便使自己保持冷静。
那是一个很大的四方信封，我的姓名地址全是用手书写。里面是一封印好的请柬，邀请我光临本地一家购物中心珠宝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链、金手镯、金项链节前大甩卖。这是一种邮寄广告，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是事前印好的标签，我通常都是随手扔进废纸篓。
在请柬的底部，在商店营业时间下面，是用娟秀的笔迹书写的姓名：凯莉·赖考。除此以外，没有一个字。啥都没有。只有这个名字。
我到达购物中心后，在里面兜了1小时。我观看儿童在室内溜冰场里溜冰。我冷眼旁观一群群十几岁的少年到处游荡。我买了一盘热气腾腾的中国饭菜，坐在溜冰场的观众席上边看边吃。
购物中心里有成百家商店，那家珠宝店是其中之一。我第一次从店门前悄悄走过时，看见她正在操作收款机。
我跟着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店堂，慢慢走向那长长的玻璃展示柜。凯莉·赖考正在接待一位顾客，她抬头看见了我，立即嫣然一笑。我向旁边走了几步，手肘靠在一个柜台上，打量那些光彩夺目像滑雪绳一样粗的金链。店里人很挤，几位售货员一边唠叨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金器。
“我可以为你效劳吗，先生？”她说。她就站在我的面前，离我才2英尺。我望着她，全身酥软。
我们满面笑意，旁若无人地凝望着对方好久好久。“随便看看，”我说。没有人在注视我们，我希望。“你好吗？”
“好。你呢？”
“好极了。”
“我拿几样给你瞧瞧好吗？现在在大减价哩。”
她用手指指点点，突然之间，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皮条客常带的那种金链上。“很漂亮，”我说，声音轻得只有她能听见。“我们谈谈好吗？”
“在这儿不成，”她说，身体向我靠得更近。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她开了锁，把柜台门拉到一边，取出一条10英寸长的金链，拿在手上让我瞧，一边低声说，“购物中心南头有家电影院。买一张艾迪·墨菲拍的片子的票。坐在中区最后一排。我半小时以后到。”
“艾迪·墨菲？”我边问边欣赏着那条金链。
“很漂亮，不是吗？”
“我很喜欢。确实漂亮。不过我想先到别的地方看看。”她完全明白我的弦外之音。“那你得快点回来，晚了就买不着啦。”活像一个精明的售货员。
我的膝头发软，两只脚轻飘飘地向购物中心南头走去。她知道我会来，而且做了周密的盘算：电影院，墨菲的影片，后排的座位，中区。我坐在一个忙得发昏的圣诞老人附近喝着咖啡，竭力猜测届时她会说些什么，她心里究竟有何考虑。我并不想看这哭哭啼啼的电影，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买票走进电影院。
她晚到了几分钟，在我邻座坐下。她交叉着双腿，裙子撩起，露出了双膝。我的眼睛又不由得睁得老大。
“你这儿常来吗？”她问。我哈哈一笑。她一点也不显得紧张。而我却实在紧张。
“我们会被人发现吗？”我问。
“被谁？”
“你丈夫。”
“不会，他今晚和几个哥们出去了。”
“又喝酒了？”
“是呀。”
这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不过，喝得不多。”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么说他没有——”
“没有。我们谈谈别的事吧。”
“对不起。我只是为你担心而已。”
“你干吗要为我担心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你。你想过我吗？”
我们望着屏幕，却视而不见。
“时时刻刻。”她说。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我问。
“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需要多几个钱过圣诞。”
在从现在开始到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赚的钱可能比我赚的多。“他同意你工作？”
“我不想谈他。”
“那你想谈什么？”
“你律师当得怎么样？”
“很忙。2月份有件大案要开庭。”
“看来你干得很好嘛。”
“我在奋斗，不过业务倒是在不断增加。当律师常常挨饿，但是运气一来，就会发财。”
“要是交不上好运呢？”
“那就继续挨饿。我倒宁愿不谈律师这一行。”
“行。克利夫想要孩子。”
“那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
“别生孩子，凯莉。”我的语气那么强烈，连我自己也吃惊。我们对视着，握着的两只手捏得更紧。
我为什么要坐在一个黑洞洞的影院里握着一位已婚女人的手？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大问题。假如克利夫此刻突然出现，当场逮住我正依偎着他的老婆，那会发生什么事？他第一个要宰的会是谁？
我们松开对方的手，把目光转向屏幕，看了一会儿电影。凯莉慢慢转过头来，用手肘撑着身体。我们的脸相距只有几英寸。“我想见你想得不行，鲁迪。”她说，声音轻得像耳语。
“你幸福吗？”我问，一边用手背碰碰她的脸。她怎么会幸福？
她摇摇头。“不，不幸福。”
“我能做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能。”她咬着嘴唇。我想我看见她的眼里噙着泪水。
“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说。
“是吗？”
“要么忘掉我，要么提出离婚。”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过去我也这么想。可我不是你的朋友！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友谊，这你和我一样明白。”
我们又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得走了，”她说。“我的休息时间就要结束了。打扰了你，很对不起。”
“你没有打扰我，凯莉。见着你我很高兴。可我今后决不愿这么偷偷摸摸。你要么申请离婚，要么就忘掉我。”
“我不能忘记你。”
“那你就申请离婚。明天就可以提出来。我帮助你打发掉这个游手好闲的醉鬼，然后我们才能过得开心。”
她倾过身子，在我面颊上啄了一口便离去了。
戴克没有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偷偷地把他办公室的电话机拆下交给布齐，两人一道去找布齐的一个熟人，而此人据说曾在军队的某个部门服役。据这位先生说，仍旧藏在我们电话机中的窃听装置，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部门使用的标准窃听器不同，产于捷克斯洛伐克，等级和质量都属于中等水平。这种窃听器将信息传送给设在附近的一架发射机。他差不多完全可以肯定，安装者决非警方或联邦调查局。
在感恩节前一周喝咖啡时，戴克向我报告了这件事。
“准是别的人在对我们窃听。”他不安地说。
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
“可能会是谁呢？”布齐问。
“我怎么知道？”我怒气冲冲地顶了他一句。这跟他何干，要他问这种问题！等他一走，我立刻要教训戴克一顿，干吗要和他搞得这么密切。我气呼呼地瞪着我的合伙人，他却避开我的目光，东张西望，生怕陌生人来袭击他。
“嗯，反正决不是联邦调查局干的。”布齐用权威的口气说。
“谢啦。”
我们付了账，走回事务所。布齐又把电话机检查了一遍，纯粹是为了找点刺激。他找出了几个一模一样的圆圆的小玩意。
现在问题是：谁在窃听？
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锁上门，一边等布齐走开，一边琢磨着一个绝妙的计谋。戴克最后终于过来敲门，敲得很轻，以我能刚刚听见为准。
我们对我的小计划进行了讨论后，戴克转身开车去法院。半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就几位虚构的委托人的情况，向我做了最新的报告。顺便问一问，他说，我需不需要从城里带什么东西？
我们杂七杂八地聊了几分钟，然后我说：“你猜猜现在谁想结案？”
“谁呀？”
“多特·布莱克。”
“多特·布莱克？”他问，口气又惊又疑。戴克还真有那么点儿表演的才能。
“是呀。今儿上午我带了一只水果蛋糕，顺道去看了看她。她说，她的意志不够坚强，开庭审判时那些罪她受不了，她想现在就把案子解决掉。”
“她要多少钱？”
“说是要16万。她一直在考虑要多少才合适。既然对方提出了15万，她想要是他们再多出一点，那她就是打了个小小的胜仗。她认为自己很会谈判。尽管我拼命向她解释，可你知道她有多固执。”
“别那么干，鲁迪。这个案子值老鼻子钱呢。”
“这我明白。基普勒还说我们可以得到一大笔惩罚性赔款呢。可你知道，从职业道德上讲，我必须去找德拉蒙德，设法把案子了结。这是委托人的要求嘛。”
“别干！16万太少啦！”戴克说得很有说服力，我不由得暗自发笑。我听见按计算器的嗒嗒声，他在计算从16万美元中能得到多大的一份。“你看他们会出16万吗？”他问。
“不知道。我得到的印象是，15万算到顶了。不过，我还没有跟他们讨价还价呢。”大利公司既然愿意出15万了结此案，他们自然会朝我们抛出16万。
“等我回来再商议商议吧。”他说。
“行。”我们挂上电话。半小时后，戴克已经坐在我的对面。
第二天上午9点差5分，电话铃响了。戴克一把抓起话筒，接着奔进我的办公室。“是德拉蒙德，”他说。
我们这个小事务所，挥霍掉40美金，从夏克无线电商店买了一台录音机，接在我的电话上。我们但愿这对窃听器不会有什么影响。布齐说他认为毫无问题。
“哈啰。”我说，竭力不露出心中的紧张和不安。
“鲁迪，我是列奥·德拉蒙德呀，”他热情地说。“你好吗？”
按照职业道德，我此刻应该告诉他，录音机已经打开，从而使他心理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和戴克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硬是行不通。即使合伙人与合伙人，又有几个真讲道德？
“我很好，德拉蒙德先生，你呢？”
“不坏。听着，我们得商量一下录取科德医生证词的日期。我已经和他的秘书联系过了。12月12日怎么样？当然在他的办公室，上午10点。”
科德将是我们要录取证词的最后一人，我想，除非德拉蒙德还能想出一个与本案稍稍有关的人。不过，他居然不嫌麻烦，事前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这倒有点奇怪。
“我看可以，”我说。戴克伏在我的写字台上，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好。取证的时间不会太长，我希望不会太长，一小时500美金呢！这太莫名其妙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吗？我们律师，对他们医生。
“确实是莫名其妙。”
“可不是嘛！嗯，不过，哎，鲁迪，你知道我的当事人现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
“嘿，他们不想在审理本案时，在孟菲斯受一个星期的罪。这些人是大经理，你知道，是大把进大把出的人。他们要保护他们强烈的自尊和辉煌的事业。他们想在庭外调解了结，鲁迪，他们叫我把这个意思传给你。我们现在是谈结案，而不是承认负有责任，你明白吗？”
“嗯。”我朝戴克挤挤眼。
“根据你们的专家估计，骨髓移植的费用在15至20万之问。我们不想对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进行辩论。现在假定，仅仅是假定，我的委托人有支付这笔费用的责任，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