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奥斯汀皮衣。法学院在孟菲斯州大。”
“我以前一直想念大学，却没有念成。你是孟菲斯人吗？”
“我生在这儿，长在诺克斯维尔。你呢？”
“生在离这儿1小时的一座小镇上。我怀孕后就离开了那儿。我家丢了脸，他家本来就是一堆渣滓。我们只好走。”
从她的话里，可以听出她与两个家庭之间似乎有严重的恩恩怨怨，这样的话题我当然不想深谈。怀孕的事她已经提到过两次，而这两次，本来都可避而不提的，但她很孤独，她想谈。
“所以你就搬到孟菲斯来了？”
“我们逃到了孟菲斯，在治安法官主持下结了婚，婚礼倒是气派得很，后来我流产就失去了孩子。”
“你先生做什么工作？”
“开叉车。老是喝得醉醺醺的。苏格兰人的后代，本领没有，却老是在做梦想去大的俱乐部打棒球。”
我并没有要她回答得如此详尽。我猜想，他从前念高中时，大概是个出名的运动员，而她则是最最漂亮的拉拉队长。这是一对最最典型的美国男女青年，偏僻小镇的高中先生和小姐，一个最最英俊，一个最最美丽。最最健壮，最最可能获得成功，直到有一天灾难终于降临：晚上没带避孕套，两个人一起作了孽。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愿做人工流产。他们高中也许已经毕业，也许还没有毕业。在丢了面子以后，他们逃离偏僻小镇，隐姓埋名来到孟菲斯这座大城市。流产以后，浪漫的爱情也随之慢慢消逝，他们需要面对的却是艰辛的现实生活。
他仍旧梦想着去大的球类俱乐部获得名誉和财富。她则无限怀念刚刚逝去不久的无忧无虑的岁月，做着永远实现不了的大学梦。
“对不起，”她说。“这些事我本不该谈的。”
“你很年轻，还可以去念大学嘛。”我说。
听了我这句鼓气的话，她咯咯一笑，仿佛是说她早就把这种梦想深深地埋葬了。“我连高中都还没有念完呢。”
对此我该说什么才好？说一些陈词滥调，叫她自学成才？去拿个普通教育水平证书？上夜校？或者；有志者事竟成？
“你工作吗？”我却这样问。
“有时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呢？”
“我喜欢出庭辩护。我希望能在法庭上度过一生。”
“做罪犯的代理人？”
“可能。他们有权得到有力的辩护，他们也有打赢官司的权利嘛。”
“杀人犯？”
“对。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请不起私人律师。”
“强奸犯和猥亵幼女犯呢？”
我皱着眉沉默了一会。“不。”
“打老婆的人？”
“不，决不。”我对此是十分认真的，而且她受的伤，也使我对她丈夫产生了一点怀疑。她很赞成我对客户的选择。
“刑事案数量很少，”我解释道。“民事讼诉我或许会办得更多一些。”
“替人打官司？”
“对，替人打官司。非刑事的官司。”
“离婚官司？”
“我不太情愿接这种案子。离婚案太叫人不愉快。”
她在努力把我作为谈话的中心，从而可以避免涉及她的过去，特别是目前。这对我倒挺合适。她的眼泪随时都有可能向外涌，而我却不愿把这场谈话弄砸。我但愿能一直这样聊下去。
她想了解我在大学时的生活：学习啦，派对啦，各种社团啦，宿舍里的生活啦，考试啦，教授啦，旅行啦。她看过大量电影，对大学生活有许多浪漫的想法。在她的心目中，大学4年其美无比；校园古朴幽雅，葱绿的树叶在秋天渐渐发黄变红；穿着运动衫的大学生们，在为校橄榄球队喝彩鼓劲加油；学生们结下的友谊将终生常绿常青。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尽管在离开故乡偏僻小镇之后立足未稳，却有着美好的梦想。她讲话语法正确无误，词汇量比我还大。她不太情愿地向我承认，她本来会以第一或第二名高中毕业，假如不是和克利夫·赖考先生发生了那段年轻人的罗曼司。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讲完了我那辉煌的4年大学生活。但有些重要的事实，例如，为了能念完大学，我每周打工40小时外送比萨饼，当然是只字不提。
她也想了解我的事务所。我正在对布鲁索和他的事务所的形象，进行面目全非的重塑过程中，隔着两张桌子放着的大哥大突然响起了铃声。我告诉她这是事务所打来找我的电话，请她原谅，然后便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是布鲁索。他在尤吉酒家，和普林斯一起已经喝得半醉。我正坐在现在坐的地方，而他们却在一边饮酒一边就电视上广播的东西打赌，这使他们十分快活。从大哥大里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使我觉得在尤吉酒家仿佛正在发生一场暴乱。“鱼钩得怎么样？”布鲁索对着大哥大高声喊着。
我满面微笑望着凯莉，这一个电话显然给了她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尽量压低嗓门告诉布鲁索：就在此时此刻，我正和一位潜在的委托人谈话。布鲁索听后一阵狂笑，把电话交给了醉得更加厉害的普林斯。普林斯讲了一个绝对无法令人发笑的笑话，与一位律师追赶救护车多少有点关系。接着他又来了一通我早就跟你这么说过之类的演说，大讲特讲我跟布鲁索干的好处：布鲁索可以教给我的律师业务知识，比50名教授加起来还要多。这番话占了不少时间，他还没有讲完，凯莉的那个年迈的志愿者，已经准时到达，准备把她送回病室。
我赶紧向她的桌子跨了几步，一手捂住大哥大，一边对她说：“遇见你我非常愉快。”
她微笑着说：“谢谢你的饮料，还有谈话。”
“明儿晚上呢？”我问。普林斯还在我耳边大声喊叫。
“也许吧。”她意味深长地对我挤了挤眼睛，我的膝盖发软。
很明显，她那位穿粉红茄克的老年侍从在附近已经呆了很久，足以发现骗子或者别的什么坏人。他朝我皱皱眉，飞快地把她推出餐厅。但是，她一定还会回来的。
我按了按大哥大上的一个按钮，没等普林斯把话说完就切断了电话。他们如果再打过来，我也不会回答。如果他们事后记起这件事，我就把责任推给索尼公司。不过他们能否记起，我对此极为怀疑。
18
戴克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这种任务如果涉及与匿名的鼹鼠压低嗓门通话来搜集肮脏的情报，他尤为乐意。我把与凯莉和克利夫·赖考有关的寥寥几条信息告诉他还不到一小时，他就洋洋得意地咧着嘴溜进我的办公室。
他向我朗读着他的笔记。“凯莉·赖考由于受到多种创伤于3夫前，我必须补充一下：在午夜，被送进圣彼得医院。此前，身份不明之邻居曾向警方报告，该女士家中发生相当激烈之争吵，并请警方派员速至其居所。警察发现此女遭受过严重殴打，正躺在室内一张沙发上。克利夫·赖考显然已经喝醉，情绪烦躁万分，最初甚至企图请警察品尝其妻已经饱尝过的美味。他挥动一根铝质棒球棍，此棍显然是他选用的凶器，但很快即被制服、拘留，并以袭击罪被警方带走。她则由救护车送至医院。她向警方做了简短陈述，大意为：他在棒球赛后酒醉归家，与其妻发生无谓争论，相互扭打并以其胜利告终。据其妻叙称，克利夫以棒球棍猛击其脚踝两次，并拳击其面部两次。”
昨夜我通宵失眠，一直想着凯莉·赖考，想着她那栗色的眼睛和被太阳晒得微黑的大腿。此刻，她遭受野蛮毒打的情景，更令我无比恶心。戴克正注视着我的反应，我只好装作不动声色。“她的手腕上绑着绷带呢。”我说。戴克随即自豪地翻开了笔记。他还有另一个消息来源提供的一份报告，深藏在孟菲斯消防署急救处的案卷中。“这是对手腕的概述。在袭击过程中某一时刻，他将其双腕按在地板上，企图强行与其交欢。可能由于饮酒过多，他的心情显然并非如其所想。警察发现她时，她全身赤裸，仅以一条毛毯遮掩。由于踝关节破裂，她无法跑开。”
“他怎么样啦？”
“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由其家人保释出狱。一星期内将出庭受审，但啥也不会发生。”
“为什么？”
“她多半会撤消指控。他们亲个嘴，又会和好如初。她会保持缄默，直到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这样的情况以前出现过。8个月以前，警方就曾接到同样的报警，同样的毒打，一切都相同，唯一的区别是：那一次她的运气好一点，只有几个地方青一块紫一块。那一次棒球棍显然不在他手边。警察把他们分开，当场把他们教训了几句，他们亲亲嘴，就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了。他们毕竟只是大孩子嘛，对吧，刚刚结婚的一对小情人。后来，也就是3个月以前，棒球棍投入了战斗，她肋骨断了几根，在圣彼得医院呆了一星期。这件事交给了孟菲斯警察局家庭暴力科，他们强烈要求从严惩处。可是她爱那家伙，拒绝提供对他不利的证词。只好一切作罢。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
要理解这件事，需要一点时间。我曾怀疑过她家里可能有什么麻烦，却怎么也没想到会如此令人恐怖。一个男人怎么可以用一根铝质的棒球棍毒打自己的妻子？克利夫·赖考面对这样美丽的面庞，怎么会下得了如此毒手？
“这种情况一直都是如此。”戴克显然看出了我的想法，又重复了一遍。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
“没啦。不过，你可别跟她搞得太热呼喔。”
“谢谢，”我说。我觉得身体虚弱，头昏眼花。“谢谢。”
他站了起来。“不客气。”
布克为律师资格考试所花的时间比我多得多，这当然不足为怪。但他却因此很为我担心，这就是他的为人。今天下午，他准备在香克尔事务所会议室，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复习。
我根据他的指示，在中午准12时赶到了会议室。事务所的办公室都是一式的现代装潢，里面的人都在忙忙碌碌。这家事务所最古怪之处是，所有人员无一例外统统都是黑人。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我到过许多事务所，我记得只见过一个黑人秘书，却没有见过一位黑人律师。而在这里，你却看不见一张白人面孔。
布克陪着我在事务所里匆匆兜了一圈。尽管是吃午饭的时间，人们依然在快步疾走，文字处理机、复印机、传真机和电话机的声音响成一团。再加上嘈杂的说话声，门厅里喧喧嚷嚷的。秘书们正坐在办公桌边匆匆忙忙地吃午饭，而她们的办公桌上都千篇一律地堆满了一摞摞待处理的文书。律师和律师帮办们都彬彬有礼，但都忙得不能和你攀谈。事务所对每一成员的着装都有严格规定：男人必须穿黑西装白衬衫，女士必须穿单色的套裙。谁都不准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不准穿短裤。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J。利曼·斯通事务所里的一连串镜头。这两家事务所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我赶紧把镜头切断。
布克告诉我说，马尔文·香克尔管理十分严格。他穿着讲究，精通业务，遵守时间甚至到了对自己苛刻的程度。而且他对合伙人及下属员工的要求，也不亚于他自己。
会议室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我负责中饭，从尤吉酒家带来了几个免费的三明治。我们聊着家人朋友最多聊了5分钟。他对我的工作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知道适可而止。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几乎是一切。因为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所承担的在圣彼得医院的新使命，也不想让他了解我在那儿的活动情况。
布克已真的成了一个该死的律师啦！在规定的聊天时间到了以后，他看看表，马上就投入他为我们俩安排好了的紧张复习。在这个了不起的下午，除了喝咖啡去洗手间，我们将一刻不停地学习6小时！然后在6时整离开，那只是因为别人要用这个房问。
我们从12时15分至1时30分，复习联邦所得税税法。布克对税法一直学得比我好，因而他主讲。我们啃的是资格考试复习材料，税法困难的程度与去年秋天听这门课时一模一样。
1时30分，蒙他恩允，我去了一次洗手间，取了杯咖啡。然后就由我主讲联邦证据法，直到2时30分。材料很精彩。布克充沛的精力和认真的态度也感染了我，于是我们对一些枯燥无味的材料展开了闪电式的突击。
在律师资格考试中败北，无论对谁都将是一场噩梦，而对于布克，那将会是巨大的灾难。就我而言，即使考试失败，坦白地说，也不会等于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自尊心将被击得粉碎，但我一定可以重新振作起来。我会更努力地苦读，在6个月后，重新参加考试。只要我每个月都能捕捉到几个委托人，布鲁索肯定不会在乎。假如我能钓到一个严重烧伤的客户，他是肯定不会希望我再去参加什么资格考试的。
但布克却可能会陷入困境。我想，假如他第一次不能通过，他难免会受到马尔文·香克尔的白眼。万一第二次再不能过关，那他恐怕就要成为历史了。
2时30分正，马尔文·香克尔走进会议室，布克把我介绍给了他。他50出头的年纪，身材壮实修长，鬓角微白。他声音柔和，但目光锐利，大概连拐角后面的东西也可以看见。在孟菲斯城南律师圈子里，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见到他实是荣幸。
布克事先已做好安排，请他为我们讲一次课。他就民权诉讼及就业歧视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乎一小时。我们听得非常入神，偶尔也做点笔记，提几个问题，但主要是凝神倾听。
他讲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化了半小时，自己复习反垄断法与垄断企业。4时正，第二次讲课开始。
这次讲课的人名叫狄龙·基普勒，一位哈佛毕业的合伙人，擅长宪法。他讲得慢慢腾腾，有气无力。只有在布克插进几个问题、给他洒上一点胡椒面的时候，他才有点儿热气。我发觉自己仿佛正在深夜里的灌木林中游逛，拿着一根鲁思式的棒球棍，像疯子似地跳将出来，把克利夫·赖考揍了个半死。为了不再打瞌睡，我绕着桌子走着，猛灌咖啡，竭尽全力注意听讲。
将近结束的时候，基普勒反倒精神抖擞，生气勃勃。我们用问题向他发动连续猛攻，他话说了半句突然停下，惊恐万状地看着表说他得走了，一位法官大人正在某处恭候他呢。我们谢了谢他，他转身拔脚飞跑。
“我们还有一小时，”布克说。这时是5点过5分。“咱们干什么呢？”
“去干杯啤酒。”
“对不起。该学不动产法了，要么就复习职业道德。”
复习职业道德，虽然是我的迫切需要，但我累了，而且也没有情绪再次被人提醒：我的罪孽是多么深重。“那就复习不动产法吧。”
布克跑到会议室的另一头，抓来了论述不动产法的书。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过圣彼得医院心脏地区曲曲折折的走廊，走到自助餐厅我喜欢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时候，已将近8点钟。桌上坐着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我买了咖啡，在附近坐下。那位护士长得非常讨人喜欢，但此刻却显得心烦意乱；看他们悄悄说话时的那神态，我敢断定，他们俩的事准是触礁啦。他年届花甲，做过头发移植手术，下巴刮得精光。而她只有30岁，现在是情人，将来显然也不可能升为太太。他们的这场悄悄话，可真不轻松。
我无心学习。今天已经学得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