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我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随意涂抹，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这儿大约有50个老人，黑白各占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双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轮椅，许多人带着助听器。我们听说，他们每天中午在这儿聚会，吃一餐热饭，唱几支歌，偶尔还可以听听无望当选的政客声嘶力竭地发表竞选演说。在参加了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以后，他们各自打道回府，然后就掰着手指头计算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再回到这里。据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吃午饭的当儿到达，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错误。他们把我们4个和领队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吃散发出化学药剂气味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一份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笨蛋发现了，他肮脏的衬衫口袋上方挂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叽里咕噜地说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献给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鸡。可是这却给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见了。她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行动依然十分敏捷，在这个组织里担当着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种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个老练的选区头儿一样摆弄着这批老人，一会儿和这个拥抱，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膀，走到这里和几个灰头发的女士闲聊几句，走到那里又发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双警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无疑问，博斯科是这群人中的坏小子。她训了他一通，责怪他不该羡慕我的黄果冻，可是过了几秒钟，却又把满满一碗黄灿灿的果子冻放在他面前。他高兴得眼睛发亮，连忙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抓起来吃得精光。
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些饥肠辘辘的老人吃这顿中饭时的模样，就像在无望再吃另一餐饭的情况下，吃着有7道菜的宴席。刀叉握在他们颤悠悠的手中，前后上下移动，进进出出，仿佛装满了贵重金属一样沉重。对他们说来，时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有时候谈话也会使他们激动，他们相互之间吵吵嚷嚷。他们把食物撒落在地板上。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但我还是吃完了我的那一份黄果冻。博斯科依然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包娣小姐像蝴蝶一样在室内飞来飞去，叽叽喳喳个不停。
斯穆特教授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密密的头发，带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蝶式领结，外加红色的吊裤带，一个十足的迂夫子。他像一个刚刚美餐过一顿的人那样，由于撑饱了肚子而心满意足地坐在那儿，满怀深情地欣赏着我们面前的情景。他是一个好人，五十挂零了，但癖性却与博斯科和他的朋友们颇为相似，而且20年来，一直讲授着那几门别的教授不愿教、很少有学生愿意选的一成不变的课程。儿童权利，残疾人法，家庭暴力研究，精神病问题，当然还有古怪者头老太法（这是人们背着他给这门课起的名）。他一度曾想开设一门“未生胎儿法”，结果引起了一片争吵，只好急匆匆开始休假，溜之大吉。
他在开宗明义的第一课上，向我们讲述了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使我们接触到有真正法律问题的真实的人。他认为，所有法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有一定的理想主义，都想服务于公众，但在充满血腥味的竞争中度过3年以后，我们关心的只是在一个合适的事务所里找一份合适的差事，然后在7年后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赚大钱。这一点他是说对了。
这门课并非必修，开始时有11个学生。可是斯穆特讲课枯燥乏味，又无休无止地唠叨，劝告学生将来不要谋财，而应无偿地为他人效力，一个月以后，班上只剩下了4个人。这门课无足轻重，每周只有两小时，又几乎不需要化什么力气，我因此才选了它。不过，要是再拖上一个多月，我真怀疑能否坚持下去。因为此时此刻，我非常讨厌法学院，而且对未来从事法律业务又十分担心。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委托人，我感到惊恐不安。坐在那儿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这一群，虽然年迈体衰，他们凝视着我的那种眼光，仿佛我有无比的智慧。毕竟，我就要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律师了；而且又着一身黑色套装，面前放着律师专用的拍纸簿——我在上面画了许多个方块许多个圆，面无表情，皱着智慧的双眉，由此观之，我是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的。和我一起坐在同一张折叠桌边的是布克·凯恩，一个黑人小伙子，我在法学院最要好的朋友。我们面前折好的名牌上用毡制粗头笔写着我们的大名：布克·凯恩和鲁迪·贝勒。鲁迪·贝勒就是鄙人。布克隔壁是一个讲台，包娣小姐正站在那儿发出尖厉刺耳的嗓音。讲台的另一边也有一张折叠桌，同样的名牌向人群宣告：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大驾光临。这是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在过去3年当中一直在自己的名字上玩花样，以便显得出身高贵。在他的隔壁是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是个十足的荡妇。她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姑娘，穿着细条纹套服，打着丝领带，肩上有一块巨大的饰物。我们许多人都猜测，她可能也穿着男运动员用的下体弹力护身。
斯穆特靠墙站在我们身后。包娣小姐正在对着话筒大声宣读医院报告和讣文。这套音响系统有4个大音箱挂在房间的4个角落，效果奇佳，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在室内震响，从四面八方射向人们的耳鼓。一声啪啪声，助听器被接二连三关掉，并且取了下来。这时，人人清醒，没有一个在打瞌睡。今天宣读了3份讣告，当包娣小姐最后终于读完时，我看见听众席上有人在流泪。上帝啊，请你别让死亡落到我的头上吧。请你再给我50年时间，让我工作和享受人生的乐趣，然后在熟睡中突然归天吧。
坐在我们左侧墙边的钢琴家，这时醒过来了，翻动着面前木架上的乐谱。包娣小姐自认为是个挺不错的政治分析家，这时正准备开始批判一种提高销售税的谬论，钢琴家突然敲起了琴键。弹的是《美丽的亚美利加》，我想。她情绪激昂，铿铿锵锵地敲出了开头的过门。老头老太们连忙抓起各自的赞歌汇编，等着唱出第一句歌词。包娣小姐现在又成了合唱指挥。她全神贯注，高举双手，拍拍巴掌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就和着第一节的乐曲边走边挥动双手打起拍子。那些还能自由动弹的老人，都缓慢地站了起来。
唱到第二节时，吼声便戏剧性地逐渐减弱了。这一节的歌词不那么熟悉，而这些可怜老人的眼睛又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手上捧着的赞歌汇编，不过是聋子的耳朵而已。我看见博斯科突然紧闭双唇，仰面望着天花板，鼻子大声发出哼哼。
钢琴声突然消失了，原来是乐谱从木架上滑下，散落在地板上。人们一齐盯着钢琴家。上帝保佑她的心脏，她正手忙脚乱，边摸边抓地将琴谱拾拢在自己的脚边。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对着话筒喊道。老人们纷纷坐下。“谢谢大家。音乐是好东西。让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音乐。”
“阿门！”博斯科大声吼着。
“阿门。”后排的另一位老头，点了下头跟着说道。
“谢谢大家，”包娣小姐说。她转过身来，面带微笑望着布克和我。我们两个身子前倾，伏在桌上，再次看着人群。“今天的节目现在开始，”她像是在演戏似地说。“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了斯穆特教授和他的几位非常聪明英俊的弟于再次来到这儿。”她用肿胀的手指指我们，露出了灰黄的牙齿，朝着不声不响走到身边的斯穆特微微一笑。“他们非常英俊，不是吗？”她指着我们问道。“大家都知道，”包娣小姐又对着话筒说，“斯穆特教授在孟菲斯州立大学讲授法律课程。我的小儿子曾经在那儿念过书，可是没能毕业，这你们也是知道的。斯穆特教授每年都要带几个学生来这儿看望我们，你们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向他们诉说，他们将向你们提供建议。这些建议毫无例外都是很好的，而且我还要补充一下，毫无例外都是免费的。”她侧过身来，再一次朝斯穆特投去含情脉脉的一瞥。“斯穆特教授，我代表咱们团体，欢迎你回到柏树花园。我们感谢你对老年公民问题的关心。谢谢你，我们热爱你。”
她后退了几步，走下讲台，一边猛烈地拍着巴掌，一边点头示意同伴仿效。但却无人响应，即使博斯科，也纹丝不动。
“他真了不起。”布克叽咕道。
“他至少有人爱啊，”我咕哝着应了一句。老人们在这儿已经坐了10分钟，又刚吃过午饭，我发现有几个人眼皮在耷拉下去。等斯穆特讲话完毕，肯定会鼾声四起的。
斯穆特走上讲台，调整了一下话筒，清了清嗓子，等候包娣小姐在前排入座。她在坐下时，气呼呼地对邻座那位脸色苍白的绅士低声埋怨道：“你应该鼓掌嘛！”可他没听见。
“谢谢你，包娣小姐，”斯穆特尖叫着。“来到柏树花园，我总是感到十分愉快。”他的声音真诚。我心中毫不怀疑：站在这座阴沉的房屋中央，面对着这一小群愁苦的老人，身边只有他班上仅剩的4名学生，霍华德·L·斯穆特教授此时此刻确实有一种高人一头、孤芳自赏之感。这就是他生活的目的。
他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我迅速站了起来，咧了咧嘴，随后就坐下，再次板起脸，故作深沉地皱着双眉。斯穆特滔滔不绝地谈着医疗保健，预算的削减，遗嘱，销售税的豁免，受虐待的老头老太，以及共同保险费用的支付等等。一个个话题，就像飞舞的苍蝇一样，接二连三地从他嘴里抖落出来。他像在课堂上一样漫无边际地唠唠叨叨，讲述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议而未决的法案，私人疗养院的规章制度，地产的规划，神奇的药物。连我自己听着听着也打起呵欠，昏昏欲睡。而博斯科更是每隔10秒钟，就看一次表。
斯穆特的讲话终于临近尾声了。他再次向包娣小姐和她那一帮人表示感谢，并且保证今后每年都要光顾一次，然后在桌边坐下。包娣小姐不多不少拍了两个巴掌，便立即打住。其他的人无一动作，倒是有一半人在打呼噜。
包娣小姐手指着我们，对她的部下们说：“他们都在这儿。他们都很能干，而且全都免费。”
迟钝的人群慢慢地朝我们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博斯科，他显然对黄果冻事件余恨未消，因而眼睛虽然瞪着我，人却走到桌子的另一边，坐在值得尊敬的N。伊丽莎白·埃里克森面前。感觉早就告诉我，他找谁都成，却决不会向我谋求法律咨询。一个年迈的黑人男子看中了布克，他们俩隔着桌子在交头接耳。我尽量不去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事与此人的一位前妻和多年前的一次离婚有关，那次离婚可能已经、或许还没有正式了结。布克像一位真正的律师一样记着笔记，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好像真的知道该如何办案似的。
不过，布克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委托人了。而我却整整5分钟独个儿痴呆呆地坐在一边，望着3位同窗轻声细语，涂涂写写，对于展开在面前的问题，一会儿满怀同情地凝神倾听，一会儿摇着头。
我的孤独状态并没有被人忽视。包娣·伯德桑小姐终究还是把手伸到钱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昂首阔步地走到我的桌边。“你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轻声说，把座椅拉到桌子角落上。她的身体向前倾，我的身子向左歪，两个人的头相距仅几英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开始了以法律顾问身份进行的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布克朝我瞟了瞟，脸上挂着调皮的微笑。
我生平第一次咨询谈话。去年夏天，我在市内一家法律事务所当书记员。那儿有12名律师，工作都是严格地按小时计费，而不因发生意外情况额外收取费用。我学会了开账单的技巧，其首要规律是，律师把睡觉以外的时间，主要化在与人会谈上。与委托人会谈；在电话上会谈；与对方律师、法官、合伙人、保险公司理赔员、书记员或律师帮办会谈；在吃午饭时会谈；在法庭上会谈；电话会议会谈；结案会谈；审前会谈；审后会谈。只要你说得出一次活动的名称，律师就可以编织一个借口组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