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死白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微笑着向我伸出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我不紧不松地握了握。
一直在使劲扶着他的多特，现在轻轻地把他安置在一把椅子上。他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一件朴素的白色T恤衫像袋子一样松松垮垮地挂在他那骨架上。
“见到你很高兴。”我竭力避而不看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睛。
“妈说过你很多好话，”他答道，声音微弱粗哑，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多特居然会说我的好话，这我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用双手托住下颌，仿佛不这样头就要往下垂。“她说你要告大利公司那些杂种，叫他们赔钱。”他的话表达的不只是愤怒，而是一种绝望的心情。
“是这样。”我边说边打开案卷，取出了巴里·X寄给大利公司提出要求的信。“我们提了这些要求，”我对他解释说，那模样活像一个能干的律师。“我们并不指望他们会做出满意的回答，所以我们准备过几天就起诉。可能会要他们赔偿至少100万美元。”
多特对信瞟了一眼，接着就把它搁在桌子上。我本以为她会提出一大堆问题，责问我为何迟迟还未起诉。我很担心这会引起一场争吵。可是她却只是满怀柔情地揉着唐尼·雷的双肩，两只眼睛悲哀地凝望着窗外。她一定是怕惹他伤心，才这样小心谨慎，不随便开口。
唐尼·雷面对着窗户。“爸会来吗？”他问。
“说是不来啦。”她答道。
我从卷宗里抽出合同，交给了多特。“这份合同必须先签好字，我们才能起诉。这是你们，也就是委托人，和我的法律事务所双方之间的合同。授权我们代理法律事务的合同。”
她警惕地掂量着合同，合同只有两页。“里面写了些啥？”
“哦，没啥特别东西。可以说是千篇一律。你家聘请我们作为你们的律师；我们承办这个案子；负责一切化销；无论得到多少赔偿费，我们收取三分之一。”
“那怎么会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呢？”她问，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支。
“别抽！”唐尼回过头来厉声斥道。他望着我说：“怪不得我会这样病得要死呢！”
她毫不迟疑地将香烟塞到嘴里，却没有用火把它点着。她望着文件问道：“咱三个人都得签字？”
“说得对。”
“可是，他说他不想进屋。”她说。
“那就拿到他那儿去，”唐尼·雷气呼呼地说。“拿支笔跑到那里，叫他在这该死的玩意上签个名，不就结啦。”
“这一点咱倒是没有想到。”她说。
“以前不是这么干过的嘛！”唐尼·雷低下头，抓抓头皮。用力说了这几句，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咱看这能行。”她说，仍旧有点犹犹豫豫。
“快去，真该死！”他这么一说，多特马上手忙脚乱地打开抽屉找出一支笔。唐尼·雷微微抬起头，用双手撑着，两只手腕细得像扫帚柄。
“咱马上就回，”多特说，好像她是上街去执行一项任务，而又放心不下留在家里的幼儿。她慢慢走过砖铺的后院，走进杂乱的草丛。车头上的一只小猫见她走近，赶忙钻到了汽车底下。
“几个月以前，”唐尼·雷说。他呼吸急促，头在微微摇晃。过了好一会，他才又接着说，“几个月以前，我们要把他的签名办个公证，他也是不肯离他那个破车一步。她化了20美元，找了个公证人来家，可他硬是不肯进屋。所以妈和那个公证人就到汽车那里去。草很高，他们步子跨得老高。看见车上面那只橘黄色的大猫了吗？”
“嗯。”
“咱们叫它克劳斯。它可以算是一只看家猫吧。那个公证人把手伸进汽车从巴迪手上拿过公证书的时候，巴迪当时当然是老酒灌得半醉半醒，克劳斯却从车里跳出来，扑向公证人，又是抓又是咬，结果看医生化了咱60块不算，还赔了他一副崭新的吊裤带。你曾经见过得白血病的人吗？”
“没有。以前没有。”
“我现在只有110磅。11正个月以前，有160磅呢。我的病发现得早，有足够的时间医。而且我又很幸运，有个双胞胎的兄弟，骨髓和我的完全一样。做移植手术完全可以救我一命，可是咱们做不起。咱们不是没有买保险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我想你一切都清楚，对吗？”
“对。你的案情我非常熟悉，唐尼·雷。”
“好，”他说，松了一口气。我们望着多特赶猫。克劳斯缩在车顶上，假装在熟睡，对多特·布莱克不理不睬。车门开着，多特把合同塞了进去。我们可以听见她那尖厉刺耳的声音。
“你以为他们都是疯子，”他看出了我的想法，这样说道。“可他们都是好人，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对他们可要耐着点心呀。”
“他们的确是好人。”
“我80％已经入土了，不是吗？80％要是我做了移植手术。哪怕是6个月以前做，我就有90％的希望能够治愈。90％啊！大夫们常用数字来说明我们生死的机会，真是滑稽。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突然开始喘气，两只拳头紧紧捏着，浑身抖个不停。煞白的脸上泛出了潮红，吃力地大口大口吸气。有一瞬间，我觉得需要助他一把。他用双拳捶打着胸脯，这令我十分担心，怕他的整个身体都会塌下来。
他终于又缓过气来，鼻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不早不晚，而是在此时此刻，我开始仇恨大利人寿保险公司。
正面直视着他，我不再感到羞愧。他是我的委托人，他指望着我。我将接受他，而且决不遮遮掩掩。
他的呼吸已大体正常，但眼睛依然通红，泪水汪汪。我不知道他是在哭泣，还是正从刚才的发作中慢慢恢复。“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我们突然听见克劳斯尖厉刺耳的叫声，掉过头来正好看见它从车顶飞下，落在杂草丛中。它对我那份合同的兴趣显然过大了一点，因而挨了多特一顿狠揍。多特对丈夫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在驾驶盘后面把身子缩成一团。她探身进去一把抢过合同，便风风火火朝我们跑来，那只猫还在到处乱钻，寻找藏身之地。
“80％入土了，不是吗？”唐尼·雷声音沙哑地说。“我的日子不多了。不管你从这场官司里得多得少，请你一定用这笔钱照顾好他们。他们这一辈子过得实在艰难啊。”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默默无言。
多特推开门，隔着桌子把合同搡到我面前。第一页的底部撕破了一点，第二页上面有一块污迹。我希望这不是猫粪。“给你。”她说。任务胜利完成啦！巴迪确实已在上面签字，虽然他的签名绝对是谁也无法看清。
我在合同上这里指指，那里点点。唐尼·雷和他的母亲都签上字。交易已经结束，又闲聊了几句，我便开始不停地看表。
我离开他们母子的时候，多特坐在唐尼·雷旁边，温存地抚摸着他的手臂，告诉他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13
我本来打算向巴里·X说明，由于家里有一些更加紧迫的事务，我周六不能来事务所上班。而且我本来还打算提出，在星期天下午来干几小时，如果他需要我的话。但我这是无事自扰。因为巴里这个周末要离开孟菲斯。既然没有他的帮助我就不敢指望能跨进事务所，这个问题也就变得不成问题。
由于某种原因，包娣小姐没有在日出之前敲响我的房门，而是代之以在车库前面我的窗子底下，忙忙碌碌地准备各式各样的工具。她一会儿把草耙和铁鍬往地上摔，一会儿又用一把又粗又笨的鹤嘴锄刮着手推车内部的泥污。她还磨了两把平头锄，而且自始至终，不是大声唱歌，就是高声喊叫。等我刚过7点终于从房间下来到了园里，她见了我却装出一副惊讶的模样。“啊，鲁迪，早安。你好吗？”
“好，包娣小姐。你呢？”
“好极了，好极了。今天天气多好呀！”
今天几乎还没有开始呢，现在说天气多好未免为时过早。如果真有什么可说的话，那么我要说就清晨而言，这天气颇为湿热。孟菲斯那热得难熬的夏天，就要来到了。
她赐给我一杯速溶咖啡和一块面包，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围着那堆覆盖上料忙碌起来。我也立即投入行动，这使她大为高兴。在她的指导下，我把第一只100磅的袋子搬上手推车，跟着她绕过屋子，踏上车道，穿过屋前的草坪，最后把车推到靠街的一个狭小的花坛旁。她用带着手套的手端着咖啡，指点着覆盖土料应该铺撒的地方。一路推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尤其是通过潮湿的草坪这最后一段，特别费劲。但我仍旧用力撕开塑料袋，用一把干草杈开始把土料撒到花坛上。
15分钟以后，我撒完了第一袋，这时身上的T恤已被汗水湿透。她跟着我和手推车，返回到后院边，去装第二车。我把她指定的一袋拉到邮箱附近的一个地方。
第一个小时，我们撤掉了5袋。那可是500磅覆盖土料呀，我着实是在受罪！到了9点钟，温度已上升到80华氏度。9点半，我终于说服她同意休息一会喝口水。坐了10分钟以后，我发觉自己要站起来十分困难。过了不一会，我的腰就合乎情理地剧烈作痛，但我咬紧牙关，只让自己稍稍龇了点牙咧了点嘴。她没有发现。
我不是一个懒汉。而且不太久以前，在念大学时的某一个阶段，我的身体还处于极佳状态。我练慢跑，参加校内各项体育运动。后来进入法学院，在过去3年中，我再没有时间从事这样的活动。因而现在才干了几个小时的重活，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用的软骨头。
中午，她给了我两块淡而无味的火鸡肉三明治，外加一只苹果。我坐在后院的风扇下面慢慢地吃着。我腰痛腿麻，双手发抖，像兔子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趁她在厨房里还没有忙完，我的目光越过那一小块绿色草坪，绕过覆盖土料叠成的纪念碑，落在静静地位于车库顶部的我那套房间上。不久以前，当我和她谈妥房租仅为150美元这样一个小数目时，我还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是我真那么聪明吗？在这桩交易当中，究竟是谁得了大头？我记得当时还为自己占了这样一个甜蜜的小老太的便宜感到有一点儿羞愧，现在我却恨不得把她塞到一只倒空了的塑料袋里去。
根据钉在车库墙上那只古老的温度表的数据，下午1点钟，温度已高达93华氏度。到了两点，我的腰背终于无法动弹。我告诉包娣小姐我实在得休息了。她悲哀地对我看了一会，然后慢慢转身打量那一堆白色塑料袋。这一堆玩意儿几乎还是原封来动，忙了半天我们才刚刚打开了一个小小缺口。“唉，你一定要休息，那我有什么办法！”
“就一个钟头。”我央求道。
她只好慈悲为怀。但到了3点半，我已经又在推车了，而包娣小姐则跟在车后寸步不离。
经过8小时的艰苦劳动，我打发掉整整79袋覆盖土料，不到她买来的三分之一。
刚吃完中饭不久，我就曾向她暗示，6点钟得去尤吉酒家上班。这当然是撒了个谎。我在吧台当班的时间是从8点到打烊。但她反正弄不清楚，而我已下定决心，在天黑之前把自己从覆盖土料堆里解放出来。到了5点钟，我干脆拔腿就走。我对她说，我已受够了，背疼得要命，我必须去打工。我跑上楼的当儿，她在底下伤心地望着我。她要想把我赶走就让她赶，我才不管呢。
星期天上午，震耳欲聋的滚滚雷声将我唤醒，滂沱大雨猛烈地敲打着我的屋顶。时已近午，我仍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昨夜当班时滴酒未饮，因而此刻头脑十分清醒，但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像是用混凝土浇定了似的，无法动弹。哪怕最最轻微的活动，也会引起揪心的剧痛，疼得我大口吸气。
昨天在我经受苦难的磨练时，包娣小姐曾经问我今儿上午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去做礼拜。尽管租房契约上没有陪她上教堂这一条件，但干吗不去呢，当时我想。这位孤独的老人如果希望我陪她去教堂，这对我是小事一桩。而且肯定不会有什么害处。
因而我就问她平时去哪个教堂。达拉斯的富裕礼拜堂，她答道。原来是通过卫星现场直播，她在自己的家中，和肯尼思·钱德勒牧师大人一起做礼拜。
我请她饶饶我。她听了有点生气，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我幼年时常常和母亲一起去教堂。那时候，老爸还没有染上酗酒的嗜好，还没有打发我去军校，他偶尔也陪我们去一两次。但进了教堂，他却啥也不干，只是喋喋不休发牢骚，所以母亲和我宁愿他呆在家里看报。我们去的是一个小小的卫斯理教堂，那位豪依牧师为人友善，常常讲些有趣的故事，听讲的人都觉得处在一种友爱的氛围中。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听他布道的时候，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主日学校里的孩子也很多，我自然不反对在星期天早晨梳洗干净、穿戴整齐跟着老妈上教堂。
老妈有次做了个小手术，在医院躺了3天。教会里的姐妹们对手术的细枝末节，哪怕是最最秘密的部分，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在这3天当中，沙锅、蛋糕、馅饼、面包、盘子、碟子就像洪水般地涌到我们家中，送来的食品老爸和我一年也吃不完。她们组织起来，像照料孩子一样照料老爸和我。轮班料理饭菜，打扫厨房，迎送带来更多沙锅的后来的宾客。在老妈躺在医院里的那3天当中，以及她出院回家后的那3天当中，至少有一位姐妹和我们住在一起。我想是为了保护那些送来的食品。
老爸很讨厌这样的折磨。原因之一是，家里挤满了教会里的姐妹，无法溜出去喝上一口。我想她们也知道他好酒，现在既然已开进我家，她们就下定决心整整他。她们还希望他做一个殷勤好客的主人。这样的角色他自然更是无法扮演。所以在第一个24小时过去之后，他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医院里。不过他留在医院可不是为了抚慰正在忍受病痛的妻子，而是呆在家属休息室里看电视喝含酒精的可乐。
那几天的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暖过，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美味佳肴。那些女士围着我忙个不停，好像我的老妈已经不在人问。她们那样体贴入微地照顾我，我心里暖洋洋乐滋滋。她们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姨和奶奶。
就在老妈康复后不久，令人尊敬的豪依牧师却被撵出了教堂，据说是因为行为不检，我对此一直未能彻底搞清。教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有些人还公然污辱我老妈，因而我们从此再也不去教堂。我想，她和那位新任丈夫汉克，如今恐怕也不会经常光顾教堂。
起初我对教堂自然不无怀念，但一直不去，后来也就慢慢习惯。教会里的朋友虽也常常邀请，但不久我就无动于衷，总是婉言谢绝。大学时一个女朋友曾带我去做过几次弥撒，而且偏偏又都选在周六的晚上，但我是个实在糟糕的新教徒，对那些仪式一窍不通。
昨天包娣小姐曾吞吞吐吐地提出，能否在今天下午继续未竟的事业。我说，今天是主日，上帝的安息日，我想决不能在星期天劳动。
她无言以对。
14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3天，我也就顺理成章把园中的苦活向后拖。星期二天黑以后，我正躲在房间里准备迎接律师资格考试，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一听是多特·布莱克，我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否则，她是不会来电话的。
“咱刚接到一个电话，”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