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又向日商借款，从1902年到1906年向日商借款约300多万两白银（425万日圆）。
1908年三厂合并后，由于招募商股很不顺利，又不得不向日商贷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但是袁世凯要将公司收归国有，议不成。
从1908年到辛亥革命前夕，汉冶萍公司借外债12次，其中借日本人的有6笔。到1911年。该公司总计用银3200万两，除1000万两本金外，其余2200万两都是贷款，日商占大多数，日商的借款后来都变成了投资。
日本商人在与汉冶萍公司借款合同上有很苛刻的条件：借款以厂矿财产和铁砂为担保；期限为30年；铁砂除汉阳铁厂自用外，应尽先售与日本人；铁砂售价由双方议定，不受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八幡制铁所可以预购。
在原来历史上日本商人从1908年到1915年每年从大冶铁矿运走铁砂6～7万吨，使汉冶萍公司在1911年实际上已经受制于日商。
由于汉冶萍公司与日商联系密切，尽管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但是该公司被日本商人控制的局面并未改变。现在孙伟占领了湖北，对萍乡煤矿虽然没有约束力，但对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些在湖北境内的重工业孙伟是不打算还给盛宣怀，更不可能给日本人。
汉冶萍公司的欠债太多，孙伟接手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并不打算还这些债务。日本人现在在中国的势力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虽然孙伟现在还没有和日本人翻脸的资本，但孙伟决定用拖字诀和推字诀，把债务推到盛宣怀头上，推不掉就和日本人扯皮，反正长江中下游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孙伟争取在一战之前把自己武装的强大起来，使自己在未来英国没落后能够有抵御日本人的实力。
在孙伟心目中，铁厂建在汉阳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汉阳一没有煤矿，二没有铁矿，都要靠从外地运来，是成本变得很高，不利于以后的发展。在孙伟心中最理想的钢铁厂应该设在大冶，那里有丰富的铁矿，旁边的咸宁就有煤矿，很适合发展重工业。
孙伟于是就让寒冬带着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动身去大冶，考察一下大冶的环境，寻找新的铁厂的位置。
孙伟从后世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科技，但是以现在中国的科技水平，最能够造出来的也只有迫击炮了。
迫击炮操作简便，弹道弯曲，可迫近目标射击，几乎不存在射击死角，主要配用杀伤爆破弹，用于歼灭、压制敌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破坏铁丝网等障碍物。
世界第一门真正的迫击炮则诞生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发明者是俄国炮兵大尉尼古拉耶维奇。
当时沙皇俄国与日本为争夺中国的旅顺口而展开激战。俄军占据着旅顺口要塞，日本挖筑堑壕逼近到距俄军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俄军难以用一般火炮和机枪杀伤日军。
于是尼古拉耶维奇便试着将一种老式的47mm海军臼炮改装在带有轮子的炮架上，以大仰角发射一种长尾形炮弹，结果竟然有效杀伤了堑壕内的日军，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这门炮使用长型超口径迫击炮弹，全弹质量11。5kg，射程为50～400m，射角为45～65。这种在战场上应急诞生的火炮，当时被叫作“雷击炮”，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迫击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堑壕阵地战的展开，各国开始重视迫击炮的作用，在“雷击炮”的基础上，研制出多种专用迫击炮。1927年，法国研制的斯托克斯─勃朗特81mm迫击炮采用了缓冲器，克服了炮身与炮架刚性连接的缺点，结构更加完善，已基本具备现代迫击炮的特点。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迫击炮已是步兵的基本装备，如当时美国101空降师506团e连的编制共140人，分为3个排和1个连指挥部。每排有3个12人的步兵班和1个6人的迫击炮班，每个步兵班配备1挺机枪，每个迫击炮班配备1门60mm迫击炮。此时，迫击炮的结构已相当成熟，完全具备了现代迫击炮的种种优点，如射速高、威力大、质量轻、结构简单、操作简便等，特别是无需准备即可投入战斗这一特点使其在二战中大放异彩。据统计，二战期间地面部队50％以上的伤亡都是由火炮造成的。
孙伟带来的迫击炮都是具备现代化特点的迫击炮，比这个时代先进了一二十年。
刘西林看到迫击炮的图纸是还非常不理解，别人都是仿制大炮，而我们的徐都督却造这种小炮。毕竟孙伟是他的上司，主管他的衣食父母，刘西林只得按孙伟说的去办。孙伟看到刘西林的表现大感失望，以刘西林的才能做汉阳兵工厂的总办太勉强了，能力一般，眼光更一般。孙伟现在是无人可用，也只能让刘西林先干着了，不过好在刘西林非常听话。
这次刘西林来见孙伟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信息，汉阳兵工厂的洋技师怕受到乱兵的迫害辞职了很多，已经严重影响了兵工厂的正常运转。
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技师这东西在西方国家不算什么重要的人，但在科技水平非常落后的中国却是稀有动物，这些技师多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人数非常少。
对于技师的短缺孙伟也没有办法，只得嘱咐刘西林尽量保持子弹的生产和旧枪械的维修，对于枪支的生产先停一下。
刘西林走后孙伟躺在沙发上不住的感叹人才难求。
孙伟在湖北革命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男女纷纷向湖北云集，孙伟的大名也响遍了全中国。
古老的武昌城变得热闹了起来，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些青年学生举着革命的条幅在大街小巷游行，还有不少学生在主要路段发表演讲，鼓励全国人民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各大报社的记者也渐渐出现在了武昌城，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的报社们也都不怕清政府的报复了，一改以前模棱两可的报道都渐渐的从正面报道革命，拿到孙伟的许可证后深入军队了解革命军的情况。孙伟的照片也都出现在了各大报社的头条，成为了解放人民的大英雄。
忙里偷闲的孙伟领着被自己骗的晕头转向的杨钰莹带着刚上任的警卫营营长谭林和几个便衣警卫漫步在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让杨钰莹这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高兴异常。
当孙伟领着杨钰莹到楚望台军械所解说自己当时的英勇表现得时候，他们听到在楚望台军械所旁边的募兵站变得人声鼎沸，把本来的秩序给打乱了。看到募兵处乱糟糟的，孙伟让警卫扒开人群自己领人走了进去。
刚进去就看到一个十**岁生的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生的女孩指着募兵处的军官愤恨道：“为什么不让我当兵？”那军官见是一位漂亮的女子也不好发火道：“我们这里没有女兵编制，再说女子也不适合打仗。”
那女子大怒道：“我本是为革命而来，岂能你一句没有女兵编制就能打发的。我从小骑马打枪无一不通，优胜你们男子颇多，岂能不适合当兵。”那军官又道：“我们这里没有女兵编制，你一个女子住在男子军营多有不便。你对我说也没用，你应该找我们的都督去说，只要他同意你当兵我们就让你当兵。”
孙伟走出人群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祖籍哪里。”那女子见有人在背后说话变回过身来问道：“你是谁？”谭林帮孙伟答道：“不得无礼，这就是我们徐都督。”那女子不信，对着孙伟转了一圈满脸不信道：“你就是孙伟徐都督？开什么玩笑。”孙伟乐了：“我哪里不像孙伟？”那女子道：“太年轻，比我也大不了多少，怎么可能是徐都督。”
募处的军官看来认识孙伟，赶紧过来见礼。那女子睁大眼睛满脸惊奇道：“你真是徐都督？”孙伟笑着很装逼的点了点头。
人群中的人也认出了孙伟都争着给孙伟行礼，孙伟牛气哄哄的挥手答谢。（。）
第九十三章 学员和教材（）
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孙伟的湖北革命军相对峙的时候，中国十五个省陆续脱离清室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
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谘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其中对当时中国政界影响最深远的是上海起义和南京起义。
与历史不同的是率领社会各界人士解放上海的不是陈其美而是黄兴。盖因为黄兴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上海时，清政府对湖北尤其是武汉三镇封锁的特别严，而历史上帮助黄兴偷渡的神通广大的张竹君因为革命一片大好而提前到达武昌支援革命，错过了与黄兴的会面从而是黄兴滞留于上海。
黄兴的名声太大，他刚到上海就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拥戴。黄兴于是就在上海住了下来，在陈其美的引荐下拜访了上海各界人士，包括亲向革命的商绅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人以及青帮各大佬。
此时的上海革命党人既缺乏武器弹药又缺乏活动经费，而且此次黄兴又是只身来上海没有带来任何经费，形式对革命党人非常不利。
鉴于革命党人的窘迫，商绅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人以革命党的名义编练了总数约5000人的商团武装以策应革命。
革命党人李燮和利用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巡防营官兵多为湖南人的关系，多方活动，成功策反清军军警，掌握了上海、吴淞一带大部分清方武装。黄兴派人联络清军各部将士，经过努力，吴淞炮台、巡防营、济军、海军将领均表示不反对起义，唯独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态度顽固。
为响应黄兴添练新军以备调遣的号召，上海滩最早的青帮大亨李征五捐出私产百万，招募新兵五千，组成光复军并自任总司令，另外李征五还在闸北组织了一支以帮会成员为主体的敢死队。
现在黄兴手里有一万多人，清军各营亲向革命又大部分亲向革命，革命前景一下子变得好了起来。
1911年10月31日，黄兴和陈其美以及绅商代表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贞吉里李平书的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3日发动上海光复起义，并且确定南市以江南制造局和苏浙太兵备道衙门为目标，闸北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共和路）为目标。
11月1日上午，上海商团在南市九亩地举行检阅典礼，李平书的族侄李显谟担任检阅官（后为总司令）。李显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新军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李平书与上海商绅组建的商团由他负责训练和指挥作战。
在商团检阅的当天晚上，黄兴与陈其美、李平书等在城自治公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上海先动”，还是“视南京举动”两种策略，争持不下。最后尊重李平书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上海先动”。
11月2日晚，黄兴与陈其美、李平书等在城自治公所讨论第二天起义具体步骤。会后，李平书连夜召集各商团负责人会议，布置有关起义问题。
11月3日上午，黄兴和陈其美、李平书等在西门外斜桥西园举行会议，约定下午2点，宣布起义。
11月3日下午2点，上海起义部队集聚南市九亩地，举行誓师大会。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黄兴和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另一路由李显谟率领商团攻占上海道，县衙门。于此同时李燮率领投诚革命的清军进攻闸北和吴淞，并于下午四点多钟攻克闸北和吴淞。
当时黄兴和陈其美手中只有二百多人的革命党人做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局，进攻被阻后黄兴欲亲自进制造局劝降守军，陈其美以黄兴应指挥作战为由反对黄兴冒险，自己以民立报记者的身份独自进入制造局劝降，但等他进去之后，便消息杳然。实际上是他劝说无效，反被扣留了。
当时陈其美进去，劝说张士珩投降，免遭流血之祸，并晓以大义，说革命党已在外面围攻，声势赫赫。软硬兼施之下，不料张士珩丝毫不为所动，反将他五花大绑，并骂道：“你们这批亡命之徒，待我将外面这些狐群狗党打死，再来杀你。”陈其美见劝降办法行不通，只好束手待毙。
劝降失败，只得硬攻。下午5点，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时候，拥入局门。当时守军中一部分人同情革命，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总办张士珩的督率下负隅顽抗。守军先放空枪以示警告，敢死队见无子弹，便冲上前去投掷炸弹，守军于是以实弹射击，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二人，敢死队进攻受挫。待击退革命党人后，得意洋洋的张士珩便要来杀陈其美，此时陈其美成了等待被处决的囚犯，危在旦夕。
当时制造局内有一个名叫张杏村的士兵，暗中支持革命，在局中充当内应，在旁眼见陈其美生死系于一发之际，乃挺身而出说：“此人乃微弱书生，有何本事，杀不杀，无济于事，但他们党人很多，均不怕死，今若杀他，设异日他们专来找总办谋报复，可了不得。”
张士珩还嘴硬：“我不怕他们，更不怕死。”张杏村复晓以利害：“总办所说甚是，但总办的少爷、小姐均在外居住，身家性命以及财产，也当顾虑。即我等在此自当同总办出力，设若革命党成功，他们必不饶恕我们。请总办想想，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来杀他不迟，横直他在这里哪能跑得脱。”
张士珩听了张杏村之言，觉得有些道理，便放弃了立即杀害陈其美的念头，但仍要让他吃点苦头，将陈其美仍捆绑在柱上，命人取用冷水从口注入，使其难受，所幸没有伤害他的身体。
陈其美被扣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上海，广大军民纷纷前来搭救陈其美。唱戏的伶人夏月珊、夏月润，也率领同班同台演武戏的几十名朋友，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赴援。
黄兴见陈其美不得获释，决计以敢死队再次攻局。起初局中以机关枪抵御，防守严密，不得入。
听说陈其美被俘，李平书赶忙与李英石一起到制造局见张士珩，谓陈其美系民立报记者，请求将他释放。张士珩哪里听得进去，说什么书生不知利害，妄思革命，徒送死耳！李平书察言观色，见不能立即释放，只好先行返回。
深夜，李平书与沪上名绅王一亭再次赴制造局，以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县商会名义，保释陈其美。张士珩顽固地表示，既然声称是民立报记者，那就要该报馆出具担保书，保证以后不再来局滋扰。
不到半夜，张士珩又得到消息，说革命党人已在上海联合所有军警来攻制造局。起初张士珩还不相信，后听接连报告说上海道台、县官均已逃亡，全市皆悬白旗了！此等消息，令张士珩心慌意乱，胆战心惊。不料过不了多久，革命党人果真来向制造局进攻啦。
另一路的商团却是攻防有序，冯少山率领沪西商团占领南城、西城；尹村夫、冯润生率领的商余、清真、洋布、韫怀（珠玉业）、伶业等商团占领东城、北城；刘舜卿率领书业商团占领硫磺局（火药厂）。到下午四点，各城楼均悬挂大白旗，城门均有商团把守。此时的上海县城已经大局已定，占领整个县城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等到晚上八点的时候，上海县城已为商团巡警控制，城内安宁如常，皆悬白旗，民军之安民告示，到处张贴。
上海道刘燕翼和上海知县田宝荣逃进租界，城内各官逃避无踪，城墙各处即悬白旗，商团巡警左手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