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第三种看法的大臣还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时候，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时局的发展有最为清醒的认识了。朱允炆理性上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对上书的大臣却没有任何处罚。至于他感性上是否伤怀就不得而知了——不用再等十年，仅仅一个月后，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靖难之役拉开了帷幕。
清君侧
要说朱棣从来没有觊觎皇位的心思，只是在建文元年被侄子皇帝逼反，那是睁眼说瞎话，谁都不信。
明朝建立的那一年，朱棣已经九岁，也算是经历过战乱之苦，并且感受到自己的父亲奋斗的艰辛。皇位对他而言，是强者最终取得胜利的证明，但朱标是父亲的长子，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自然就成了皇位继承人。这一点在年龄尚小的朱棣眼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他不是不愿意服从大哥朱标，但从小听人讲述朱元璋如何从一个小和尚奋斗到皇帝的故事，使他深深觉得，为王称帝，需要有能者居之。这种略带偏执的性格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还可以找到很多痕迹，甚至影响到了他晚年时的皇位继承问题。
其实，在二十多个儿子中，可以说，除了长子朱标外，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朱棣。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的同时也大封亲王，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在今天的北京地区，曾是元朝的大都，是明朝最重要的边备地区，将这个地区交给朱棣，可见朱元璋对他抱有厚望。
洪武九年，朱棣十七岁，朱元璋为他向徐达求亲，洪武十年，朱棣和徐达的长女成婚。虽然朱元璋的儿子大多和功臣家联姻，但功臣也有亲疏远近，徐达和朱元璋的关系最亲密，让朱棣娶徐达的女儿，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朱元璋对朱棣的喜爱。
洪武十三年，二十一岁的朱棣以燕王的身份来到北京，正式开始了他藩王的生活。前几年，二哥秦王去西安，三哥晋王去太原，都大兴土木建造新的王宫。只有他没有建造新宫殿，而是住进了元朝的旧宫。本来王宫的建造规格应该比天子低一等，而北京的旧宫殿曾是元朝皇帝的皇宫，不但规制上和天子所居一样，而且元朝旧宫为倾蒙元国力所造，虽经战乱，其富丽豪华也不亚于南京。朱元璋知道别的儿子肯定心理不平衡，还特地给他们写信：你们不要和燕王攀比，你们住新居，燕王住老房子，盖新房子花的钱比装修老房子多多了，云云。一片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住在前朝皇帝住过的宫殿里，年轻的燕王不可能没动过心。
要说朱棣仗着父亲的宠爱从此存了个造反夺位的心，也不对，他的野心是在朱标去世后才膨胀起来的。
从洪武十三年就国到洪武二十五年朱标去世，这十几年里，朱棣由一个没有任何政战经验的青年成长为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藩王。他的兄弟们大多仗着自己的亲王身份，在领地里作威作福，横行不法，只有他从不耽于享乐，一边料理藩府事务，一边体察民情，在政务上积累经验。同时，在军事上他也展现了才华——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晋王和燕王挂衔主帅，分两路征讨北元余孽，朱棣在大雪天出奇兵，又使人劝降了蒙元的大将，立下大功。相反，晋王却表现得很差，他带领大军如无头苍蝇般在边境上转了好长时间，直到燕王兵不血刃就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还没有见到敌人的踪影。两相比较之下，朱棣在朱元璋心里的地位更高了。此后北方还有好几次较大的战役都是燕王朱棣牵头挂帅，在征战中，朱棣不但积累了不少军功，同时也和军方搞好了关系，为他日后夺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而此时的朱棣还没有想那么远，洪武二十三年，除了首次挂帅出征的激动外，还有一件事刺激了他：八弟潭王朱梓的老丈人卷进了胡惟庸案，朱元璋让朱梓到南京辩解，朱梓恐惧之下，竟然自杀了。做儿子的害怕父亲到这个地步，只能说明此时的朱元璋杀人杀红了眼，以至于至亲骨肉都不敢保证在他的手里能有生路。朱棣平时和朱梓的关系并不亲，但毕竟是自家兄弟，想到老父那严酷的统治手段，心里难免不会有些恐惧，于是更加谨慎小心地讨好父皇，老实地做他的藩王。
到了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病逝，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让朱棣曾对父亲有过期待。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一生没有生育，但朱元璋把年纪最大的五个儿子过继给马皇后，太子朱标和秦、晋、燕、周四王都算嫡子。朱元璋对他们也另眼相看，其他儿子犯了法他都狠狠惩罚，八子潭王朱梓甚至惊恐自杀，而秦王、晋王屡次忤逆不法，他也只是把他们叫到南京骂一顿了事。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死后，应该由他的嫡长子继承，但太子正妃——常遇春的女儿——所生的嫡长孙朱雄英早早夭折，年纪最大的孩子是侧妃吕氏所生的朱允炆。在这种情况下，立儿子辈的嫡子和孙子辈的长子，对于朱元璋来说都是一样的。
朱元璋也曾经想过立朱棣为储的事情，朱标死后不久，他召集亲近大臣，对他们说：“太子去世，皇孙弱不更事，我想立燕王为太子。”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阻说：“立燕王，则将秦王、晋王置于何地？”不是不能立儿子辈，但朱棣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大哥朱标虽然不在了，老二老三还在，和平时期越过哥哥立弟弟为储，于情于礼都说不通。朱元璋被说动了，最终仍然立了孙子辈的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在北京知道了侄子成为皇太孙的消息，黯然之时也只能怨自己为什么不早出生几年。
然而世事出人意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哥秦王病死，洪武三十一年三月，三哥晋王也死了，他这个老四一下子成了众兄弟中的老大。即使按照最苛刻的宗法要求，他也有资格继承皇位了。遗憾的是朱元璋此时已是风中残烛，没有精力再折腾继承人的问题了。在晋王死后三个月，朱元璋也离开了人世，朱棣终究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皇位的继承权。
野心的火苗一旦被点燃就再难熄灭，已经到了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地方，朱棣无论如何不要再放弃了。
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允炆即位，到建文元年七月朱棣起兵，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但想想洪武二十六年罗织蓝玉谋反案，锦衣卫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次朱允炆处心积虑竟然没有抓住一点四叔的把柄，实在不能说是正常现象。
朱允炆做了皇帝之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削藩，黄子澄、齐泰他们都希望能够抓住诸王的错处，好让朝廷光明正大地下旨惩治，顺便也就执行了削藩的计划。如何找到叔叔们的错处呢？朱允炆想到了被祖父闲置的锦衣卫。
朱元璋晚年宣布收回锦衣卫的司法权限，但并没有废除这个机构。朱允炆登基之后，朝中形势复杂，诸王在朝中各有亲厚大臣，让年青的皇帝觉得除了几个老师之外大臣们都不可信。而寻找诸王的错处，属于先定罪再找证据，三法司对此显然没有锦衣卫精通。
因此，朱允炆重新启用了锦衣卫，锦衣卫狱里已经落满灰尘的刑具重又派上了用场。这一次，要对付的不是开国功臣，而是金枝玉叶的公子王孙。
锦衣卫出马，果然不负所托，很快找到了周王、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的所谓谋反证据，让朱允炆顺利地制裁了几个叔叔。然而奇怪的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觊觎皇位的燕王，却一直没有任何动静。是朱棣根本就没想造反所以没有动静呢？还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好而没有露出破绽呢？
朱允炆坚信是后一点，或者说他和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必须是后一点，不然他们行事的一切都成里空中楼阁。
于是，从南京到北京，官吏来往不绝，军队调动频繁，朱棣和侄子之间的小动作越来越多。
洪武三十一年十一月，朱允炆任命张昺、谢贵分别掌管北平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两个重要机构，他们两人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
建文元年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奉朱棣之命到南京奏事，朱允炆单独接见他，两人密谈了许久才放他回北京——朱棣派葛诚进京是为了刺探朝廷的态度，结果葛诚倒戈，反过来帮朱允炆——他回奏燕王说朝廷对您还是很信任的，只要您入京面圣，朝廷就相信您没有反心。潜台词就是如果您不去南京，那就是有反心，这激将之法其实没错——不进京就是有反心，朝廷可以光明正大地制裁，进京就有可能被软禁，还是一事无成。
进京，还是不进京？这是一个问题。和哈姆雷特不同的是，哈姆雷特自问自答，最后选择了自我毁灭。而朱棣身边却有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姚广孝。
这一年，姚广孝已经六十一岁，在朱棣的身边已经有十多年了。他本姓姚，十四岁那年出家为僧，法号道衍，广孝是朱棣登基后他被迫还俗时起的名字。明末元初，道衍和尚四海为家，曾经拜道士为师学习《易经》，与明初大儒宋濂、高启等诗歌唱酬，实在不是个安分的出家人形象。
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朱元璋以为马皇后祈求冥福为由，为诸王选派高僧随侍。道衍和尚就是在这次选派中来到朱棣身边的。
朱元璋早年为了谋生曾在皇觉寺当过和尚，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他自己也不以为耻。大明朝建立以后，他一边抑制宗教势力干涉朝廷事务，一边却又将许多重要事情交给和尚去做——他一手创建的检校中就有不少和尚，和尚云游各方，熟悉民间情况，担任检校工作是非常适合的——甭管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
让诸王选派高僧随侍，明是为马皇后求冥福，实际上却是安插在儿子们身边的眼线。道衍在历史上被人誉为永乐时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样的人物在明朝建国过程中竟然无所作为，直到来到朱棣身边才大放异彩，实在叫人费解，若是朱元璋的检校之一，倒可以合理地解释道衍早年间的无所作为。
道衍四海游历时，曾在嵩山遇到当时的相面大师袁珙，袁珙一见到道衍就大为惊讶：“怎么有相貌如此奇特的和尚？你这双三角眼生得太诡异了，相貌像生病的老虎，骨子里透出一股杀气。将来定然是刘秉忠一流的人物。”刘秉忠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重要谋臣，入仕前也曾出过家。如果真是清心寡欲的佛门弟子，恐怕不会是道衍的反应吧——史书上说道衍听了这番话大喜过望，从此和袁珙结为好友。
正史上说朱棣自己挑选了道衍，他和道衍一番密谈后大为倾心，向父亲求来了道衍和尚。野史上说道衍和尚看出朱棣有帝王之相，要给他这个王爷送顶白帽子——“王”上加“白”是为“皇”——因此主动投靠。反正不管怎么样，朱棣争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诞生了这对政治上的黄金组合。洪武十五年，道衍来到北京，名义上担任庆寿寺的住持，为马皇后祈求冥福，实际上却是朱棣的心腹谋士。
自从皇太子朱标死后，道衍一直劝朱棣暗中做好准备。朱允炆即位后，道衍更成为推动朱棣起兵的重要推动者。洪武三十一年的冬天，北京格外寒冷，朱棣在王府随口吟出一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道衍立刻接道：“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道衍眼里，朱允炆仓促削藩，天下大乱是迟早的事，他希望朱棣能当一回救世主，为民行道。朱棣心中开始松动，但仍有所顾虑。
道衍再接再厉，又对朱棣说：“殿下与其在府里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倒不如到外面喝酒散心。”朱棣就和九个侍卫打扮成相同装束，到王府外的酒馆里喝酒。正喝得高兴，袁珙突然出现，快步跪倒在朱棣的面前，顿声说道：“殿下怎么这般不爱惜自己呀？！”
朱棣大为惊异，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能在十个同样打扮的人中认出自己的王爷身份。他将袁珙带回王府，请袁珙再仔细给自己相面，袁珙说：“殿下您有天子之相，今后定能成为太平天子，天下黎民百姓都会享受你的福气。”朱棣听了不但不怪罪袁珙，反而坚定了争位的决心和信念。
其实，这次戏剧性的相面是道衍一手安排的。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争位这种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别说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会有无数人唾骂。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签都是上签，连风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换屋顶的祥瑞之兆。这种事情多了，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策划了，没有他，朱棣未必敢举事。
拉回来说建文元年正月的进京难题，道衍支持朱棣进京，他认为朱允炆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包围下，削藩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不进京，立刻就会被拿住话柄，重蹈周王的覆辙。进京的话，以朱允炆惯常的性格，他必定会暂时安心，即使有人告发也不会当场发作，正好给朱棣争取时间。
事情的发展正如道衍所料。
朱允炆和削藩众臣本以为朱棣必然不敢深入虎穴，没想到建文元年二月初，朱棣不但出现在南京皇宫，还给了侄子皇帝一个下马威——在大殿之上不行君臣之礼。御史曾凤韶立刻弹劾燕王对皇帝“大不敬”，朱允炆看到四叔来了果然动摇起来，他对曾凤韶说：“四叔是朕的至亲，若不是在大殿，朕还得向他行家人礼呢。”不行礼的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反而朱棣在南京期间，朱允炆对他优礼有加。
二月下旬，朱棣准备北返，朱允炆以护卫为名，亲自为四叔点了锦衣卫校尉潘安等人随燕王北返。
锦衣卫的名字，对于朱棣来说并不陌生，这次朱允炆派遣锦衣校尉随侍，看在朱棣眼里只是冷笑而已——潘安本就是燕王安插在锦衣卫的人，这次竟然又被派回自己身边，正和燕王府长史葛诚的情况相反。
从二月到六月，湘王、齐王、代王和岷王陆续或死或囚，朱允炆步步紧逼，朱棣却还没有做好准备。六月岷王被囚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锦衣校尉报给朱允炆的消息是燕王疯了。
举朝上下都不相信英武有如太祖的燕王精神会这么脆弱，但派到北京的锦衣校尉潘安向朱允炆密奏，燕王大热天还抱着火炉喊冷，不时跑到大街上语无伦次，有时甚至躺在肮脏的地面上呼呼大睡，种种迹象表明燕王确实疯了。
朱允炆得到锦衣卫的报告后很是伤心，他本心很软弱，虽然削藩是国家长治久安之事，但毕竟是自己的亲叔叔，除了湘王自焚外，其他几个被废的亲王都没有处死，只是囚禁而已。本来准备掉过头来对付实力最为强劲的四叔，没想到一连串的打击竟然将久经沙场的大将逼疯了。
叹息之下，又有亲睦派上疏责备朱允炆削藩太急，更让朱允炆心情郁闷，对于削藩一事想干脆就此收手。但黄子澄和齐泰怎可能答应？在他们眼里，朱允炆对叔叔们的怜悯根本就是妇人之仁。他们一面努力说服朱允炆继续削藩大业，一面加紧对北京方面的侦查工作。
此时的南京和北京，形势一日紧似一日，锦衣卫里有人被燕王收买，燕王府里自然也有人为皇帝效忠。正在朱允炆为四叔已疯伤心的时候，六月中旬，燕王府里一名护卫百户来到南京公干，朱允炆派人把他抓起来审问，得知燕王不但是在装疯，而且果然密谋造反——这么紧要关头朱棣竟然派人到南京公干，而且一被抓立刻全都招供，这护卫百户恐怕是朱允炆早就安插在四叔身边的眼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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