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虽然是在战乱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八、九岁的时候朱元璋称吴王,就把他立为世子。等到朱元璋称帝以后,更没有丝毫犹豫,洪武元年立朱标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幼就是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培养的。
且说朱标成为皇太子后,有人给朱元璋上书,请求按照元朝旧例,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太子做宰相。朱元璋内心对于相权极为忌惮,早在盘算着废除丞相制度,如果让皇太子兼任中书令,那么日后废除丞相制度时会有不小的阻力,因此没有同意这个上书。但这不表明朱元璋不想让太子历练历练,咱们看看围绕在朱标身边的人就知道了。
朱元璋特别下诏说:“东宫不另外设置官属,而由在任的各级官员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林林总总,从上到下,从文到武,这个教育班子可谓是阵容华丽宏大,基本就是明初开国重臣的翻版名单。
如此豪华版的东宫教辅阵容,一方面反应了朱元璋对于皇太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另方面则是为了让皇太子早早地学会如何驾驭群臣。此时朱标十四岁,跟那些从龙功臣相比当然很嫩,但朱元璋说:“现在国家尚未安定,还有很多战事,如果朕领兵在外,则太子就要监领政务,负起责任来。”——由朱标开始,明朝有了“太子监国”制度。从前的朝代也有过太子监国的时候,但大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有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实行这一制度,后来成祖登基后,五征大漠,也都让太子监国,遂使之成为定制——监国制度对明朝的皇位继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朱标成为皇太子并监国之时,未来和他儿子争皇位的四弟朱棣还只是个八岁的毛头小子,连封号都没有。洪武三年,十一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被封为王爵,二哥樉为秦王,三哥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五弟橚为吴王,六弟桢为楚王,七弟榑为齐王,八弟梓为潭王,九弟杞为赵王,十弟檀为鲁王。其后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于南京学习文武之道,为将来到各自的藩国守卫大明江山做准备。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儿子待遇也尽皆相同,在逐渐长大成人后也都被封为亲王,并陆续到各自的藩国就藩。
元末群雄割据,从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对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记忆犹新,因此,他在建立了朱明王朝后,在朝廷内部改革官制,废除宰相制度和大都督府的军制,而在如何拱卫疆域的问题上却做出了令后人颇为不解的决定。朱元璋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族孤立,遇事没有亲族救援的缘故,因此他决定将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藩王的身份镇守四方,有外敌入侵则抵御外敌,有内贼作乱则挥师平叛,所谓“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是也。这其中,威权最重的是被称为“塞王”的守边九王,除了燕王外,还有辽、宁、谷、代、晋、秦、庆、肃八王,他们被安置在国防最前线,被朱元璋寄予厚望。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西北、云南、四川等地区还没有完全平定,徐达他们连年征战,到了洪武十四年统一大业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时诸王也基本长成。朱元璋本能地对外姓大将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后,每逢战事,有统兵大权的不是将领而是诸王。也因此,后来大杀功臣之时,无论是蓝玉还是被牵连的武将,他们都只能束手就擒——手里无兵无卒,如何与朝廷对抗?
朱元璋对这种分封安排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内有朝廷,外有亲王,大明朝必能安稳如磐石一般,“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时,却有人浇冷水。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下诏广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过直言来打击中书省的权力,却没料到被平遥训导叶伯巨的奏章气到了。平遥因为明代城市遗留保存得好,现在是个旅游名胜,可在明初,也只不过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县城罢了,担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是远在天边的小蚂蚁。可这只小蚂蚁上了一道奏章说:“皇上您对诸王的分封太过奢侈,秦、晋、燕等封国城郭宫室的规模不亚于南京城,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数代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时候再削地夺权,恐怕会酿成大祸。”什么大祸?不用懂得很多历史知识的人也能指出不少——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但到了朱元璋这里,看到奏章便勃然大怒:“小子竟敢离间我们骨肉之情!”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没多久就死在狱中。
叶伯巨虽然死了,但他的话就像诅咒一样在朱元璋死后实现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皇太子朱标病逝,半年之后,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
十六岁的继承人,不管是在老皇帝还是在那些塞王眼里都太嫩了些。朱标和他的兄弟们虽然不需要真正上战场厮杀,好歹也算是从战乱年代经历过来的,朱允炆却从小长于深宫,若不是兄长早夭,父亲去世,这皇位是轮不到他来做的,当然也谈不上从小培养他的政治能力了。
朱允炆有些像父亲朱标,比较仁厚文弱,但又没有父亲长期处理政事所锻炼出来的果断,结果造成了耳朵根子软,左右兼听却犹豫不决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输给四叔朱棣的根本原因之一。
据说朱标还健在的时候,一次,朱元璋让儿子和孙子以新月当空为题做诗。朱标的诗是:“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虽然不是什么佳作,却能感觉出他身为皇太子的威严与高贵。相比之下朱允炆的诗是:“谁将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气势上弱了许多,在朱元璋这个创业帝王眼里显得书生气太重,让他很不高兴。当时朱标还在,觉得来日方长,也就不去理会了。
到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一次朱棣来朝,陪朱元璋和朱允炆看跑马。朱元璋一时兴起,出了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
朱允炆对的下联为:“雨打羊毛一片氊。”
而朱棣对的下联是:“日照龙鳞万点金。”
朱允炆对的只能算是工整,但论气魄,和他四叔相比高下立判。朱元璋由此更加为孙子的将来担心,但时不我待,衰老的他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剪除对皇权最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武将。
朱允炆只是仁弱,绝不是笨蛋,这次联对子,使他深刻感受到这些王叔们的威胁。朱元璋曾对朱允炆说:“防御外敌的任务交给诸王,边境上就可以保证安宁,你就可以做个太平皇帝了。”朱允炆听了却不高兴,他问爷爷:“外敌入侵,有诸王抵御;但若诸王有事,又有谁去抵御他们呢?”朱元璋听到孙子这么问,默然半晌,问道:“你会怎么办?”朱允炆已经在心里想了许久,不假思索地答道:“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
这种方法听起来很高明,有礼有节,有根有据,因此朱元璋听了也很满意,觉得孙子有长进,大明江山交给他还是能够放心的。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治丧之礼、即位大典等等一切都有条不紊,平静无事,然而人人都知道,在平静的表面之下是暗流汹涌。
皇位意味着至尊至贵,意味着最高权力,对于拥有实力、同为朱家的子孙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任何礼教和宗法都不可能杜绝他们对于皇位的觊觎,更何况皇帝本就是诸王的侄子一辈呢?
朱允炆年纪虽轻,却有着皇家天成的洞察力,早在十六岁刚成为皇太孙的时候,他就敏感地察觉到那些藩王叔叔们对他将来的统治会造成威胁。他曾忧心忡忡地问太常寺卿黄子澄:“诸王都是我的叔辈,而且拥有重兵,虽有不法行为,我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黄子澄原本是朱允炆父亲朱标的伴读,和朱标、朱允炆父子关系密切,朱允炆一直把黄子澄当作老师来看待,遇有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找他来商量。黄子澄开解朱允炆说:“诸王虽然有兵,但只能自卫而已。倘若真当有变的话,京师的兵力雄厚,诸王是比不上的。”的确,当时京师有六卫兵力,而诸王中掌军最多如燕王朱棣者也只掌握三卫而已,单比兵力,朱允炆比他的叔叔们强多了。
这次和黄子澄的谈话让朱允炆宽下心来,此后和朱元璋谈论如何对待诸王时,他才说得出先礼后兵的策略。
但年青人毕竟耐不住,朱允炆刚刚即位不到一个月就和黄子澄商量如何对付诸王。其时朱元璋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棢已经去世,在世的亲王中,年纪最大的是四子燕王朱棣,其他尚有五子周王朱橚及齐、湘、代、岷诸王等。这其中,以燕王朱棣手下兵力最多,威望最高。早在洪武后期,北方边境几次战役,都是由燕王挂衔指挥,不但功臣武将,连其他北方亲王也由他节制,因此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说起皇位最有力的争夺者非燕王莫属。
黄子澄在觐见朱允炆之前,先找兵部尚书齐泰商量。齐泰和黄子澄同为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两人关系很是密切,平时也十分赞成朱允炆削藩的想法。但两人削藩的方法却截然不同,齐泰认为擒贼先擒王,应该先拿燕王下手,正因为燕王最强,所以先削了燕王,其他诸王也都好办;黄子澄却认为应该先易后难,燕王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错处,其他诸王仗着自己的高贵身份都有不少不法行径,不如先从其他较弱的亲王下手,一来师出有名,二来可以敲山震虎,也会对燕王有所震慑。
齐泰被说服了,的确,那时谁也想像不到四年之后,因他的一念之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燕王之前先拿谁开刀呢?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人——周王朱橚。朱橚是朱棣的同母兄弟,而且由于摆不平两个儿子的继承权问题正被他的二儿子告发谋逆。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朱允炆听了黄子澄和齐泰的话,大喜过望,也不管以前曾和爷爷承诺过的先礼后兵的削藩策略了,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即位刚刚三个月的朱允炆就下诏将周王朱橚废为庶人,禁锢于京师。同时还将周王所谓罪状传发诸位亲王,表面让他们共同议罪,实际上却是对他们无声的警告,做得算是很绝了。
远在北平的朱棣得到同母弟弟被废的消息,既惊且怒,就算他本来没有造侄子反的意思,被侄子这么一闷棍下来,心里也不是滋味——拿和他最亲近的周王下手,这不是明摆着冲着他来的吗?
其实,朱棣本就有着对皇位的觊觎之心,只是没想到小侄子的动作会那么快,弟弟罪状似乎没法翻案,而自己这边还没准备充分。于是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给侄子皇帝上书求情:“若周王橚所为,形迹暧昧,幸念至亲,曲垂宽贷,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显著,祖训且在,臣何敢他议?臣之愚诚,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周王若是谋反证据不足的话请陛下您体谅我们是至亲,对他加以宽恕,如果谋反证据属实的话,就按照祖训惩治他,臣是不敢有任何意见的。
言辞之恳切之亲卑,让二十一岁的年青皇帝不禁“观之戚然”。虽然理性上知道削藩是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但要让他亲手举起屠刀杀害自己的叔叔,对这个从小仁弱的孩子来说,是件太过为难的事。朱允炆把这封奏书拿给黄子澄和齐泰看,跟他们说:“周王之事已经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削藩的事情不如就这么停了吧。”
这番话把黄子澄和齐泰吓了一跳,他们怂恿皇帝削藩,本来就是把刀架在脖子上的行为,若是就这么停了,只怕立刻就会有人告他们离间皇族骨肉情分,重蹈当年平遥训导叶伯巨的覆辙。他们赶紧从春秋大义、国家形势等各个方面拉住朱允炆的理性,让他继续削藩的计划。
转过年来的建文元年(1399年)初,又有人告发湘王朱柏意图谋反,朱允炆不再像周王那次直接发布诏书定罪,而是派人前去讯问。朱柏是个颇有文才武略的人物,自尊心也很强,他既不愿像周王那样被废掉王爵,也不愿意像燕王那样对侄子皇帝卑躬屈膝。又怒又怕之下,竟然“阖宫自焚”,一把火烧死了自己和全家,朱允炆的皇冠之上第一次染上了亲人的鲜血。
如果说周王之事尚且属咎由自取,朱棣无可奈何之下只能选择向侄子皇帝低头,则湘王的自焚可以说彻底敲响了他头上的警钟——同是太祖子孙,竟然被逼自杀——唇亡齿寒,他不能不考虑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自己了呢?
周王、湘王之后,从四月到六月,短短三个月间,陆续有人迎逢上意,告发齐王、代王、岷王谋反。朱允炆不再派人讯问,只是下诏将这几个叔叔废为庶人,囚禁起来。
即位刚刚一年,朱允炆就废掉了五个亲王,看起来似乎雷厉风行,实际上却是将朝廷渐渐逼上绝路——实力最为强大的燕王还活得好好的,先易后难的削藩政策正好给了他喘息的时间。比起实际带兵征战的四叔,深宫里的朱允炆还是太嫩了。
朝廷之上对于削藩也有各种意见,大致来看,共有三派。一派支持严厉削藩,这一派除了黄子澄和齐泰外,最大的支持者是大儒方孝孺,他们主张就像对待周王这样,行动迅速果断,在诸王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将他们连根拔起。朱允炆一方面觉得这一派的人忠心耿耿,另一方面又狠不下心来对付没有明显过错的叔叔们。
第二派可以称为曲线削藩派,觉得毕竟是皇家至亲,做得太绝了不好。他们有的主张像汉武帝对待藩王那样实行“推恩令”——在各个亲王原有封国领地上,除了嫡长子继承亲王头衔外,其他的儿子也都给封地和郡王头衔,长此以往,郡王越来越多,他们的封地却越来越少,自然力量也就越来越薄弱——这样既保证了朝廷的统治不会被动摇,同时也保全了皇族之间的亲情。有的主张将现有亲王们易地而封,比如户部侍郎卓敬在周王事件之时就上书朱允炆,请求将燕王从北方广袤的边境转封到狭小的江西——“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应该说,这一派提出的方法是最符合建文初期的形势,也的确是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允炆也召来卓敬商讨了老半天,结果觉得燕王什么过错都没有就减少他的封地不太好,还是没有实行。
第三派则主张亲睦政策,反对削藩。朝廷和诸王间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御史郁新却上书说:“诸王都是太祖的儿子,孝康皇帝——朱允炆即位后追封父亲朱标为孝康皇帝——的兄弟,陛下您的叔叔。二帝在天有灵,看到陛下您贵为天子,而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却遭杀戮,他们心里能够平安吗?削藩的建议都是些竖儒的愚见,臣劝陛下不要听他们的,不然不出十年,只怕悔之晚矣。”他的言辞很是激烈,认为对诸王的削藩到此为止就行,已经削的不管,还没削的不但不能再削,而且更要礼遇,否则的话,就是在逼他们造反。
持第三种看法的大臣还有不少,在建文元年六月的时候,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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