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勋贵之间的姻亲关系更为复杂，邓愈和李善长若是从朱元璋的角度来说，都是皇族的亲家，但他们两人私下算起来，李善长却比邓愈大上一辈——邓愈的儿子娶了李善长的外孙女。真不知道若是在家宴上，两人该如何称呼？至于其他和朱元璋关系并不密切如胡惟庸者，就去和诸功臣家联姻以求富贵荣华。
同时，诸位皇子也在娶妻后被朱元璋分封于各地，“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毕竟洪武八九年时的明朝还没有完全结束统一战争，让皇子们以亲王身份分镇各地，既是对他们的锻炼，也是对领兵将领的监视。像徐达、傅友德、蓝玉这样的高级将领几乎年年在外征战，但真正的最高军事统帅并非他们，而是他们领兵所在地的藩王。比如日后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侄子自己当上皇帝的成祖朱棣就当过好几回这样名义上的统帅。
如此一来，以朱明皇族为核心，以和皇家结亲的远近为半径，形成了巨大而又盘根错节的联姻网络，这个网络涵盖了当时大明朝几乎所有的功臣宿将，包括了大多数高级文武官员，而皇帝朱元璋本人，就雄踞于这个网络的中心地位。
当朱元璋信重功臣之时，加诸于其上的既有公侯封号和铁券封赏，也有与之联姻的纽带。但当他开始怀疑这些功臣的时候，上面这些全都被他抛弃，功臣相互之间的联姻不再是维系王朝安全的纽带，而成了私下勾结的罪证。翻云覆雨，只是作为“皇帝”的那个老人的一转念间而已。出生入死换来的荣华与富贵都建立在名为“皇权”的沙砾城堡之上，脆弱得皇帝一句话即可兴之，自然也可亡之。
“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这句凶险万分的诗用在洪武后期的朝局上再合适不过了。经过了胡惟庸案件的整肃，锦衣卫的名字深深刻在了大明朝臣的心里，他们中的很多人每天上朝的时候都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和家人诀别，祈祷今天皇帝不要又翻出什么人是“胡党”的证据来牵连到自己。即使晚上平安回到家里，也不敢放松警惕心，谁知道锦衣卫的眼线布置在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呢？
据说国子祭酒——教育部部长——宋讷有一天自己在屋里生学生的闷气，第二天皇帝就拿着他生气时的写真画质问他，要不是宋讷一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只怕当场就能送了命。
然而朱元璋比起他的大臣们，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自从洪武十五年结发妻子马皇后病逝后，他的后宫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而太子朱标仁厚的性格虽能胜任守成之君，但实在不讨自己喜欢，因此他和儿子们也疏远了许多。而在外廷，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已经分不清楚是因为锦衣卫拿来了那些人谋反的证据他才杀人，还是他要杀人锦衣卫才拿来了谋反的证据。他只知道，江山是他的，也必须是他的子孙万代的，无论是谁，只要威胁到这一点都不能放过。
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李善长死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在威望和人心向背上超过他的人存在，流放到江浦的两个外孙，是他对女儿临安公主仅有的补偿。
剔除了李善长这根芒刺，朱元璋并没能放松身心，在他看来，文武功臣们所结成的关系网实在是太密太大了，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使戳破了几个窟窿，也不能使他呼吸完全顺畅——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开始编织这张网的人正是他自己。
这个网络开始抽丝破洞，始于胡惟庸谋反案，而将它彻底扫荡的则是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
蓝玉，在明初诸多名将中本排不上最前列，但他是朱元璋的发小儿常遇春的小舅子，常遇春于洪武二年早早战死，都没能等到大封功臣的时候，朱元璋对常遇春的早死很是伤怀，不但让太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为正妃，在大封功臣的时候，让常遇春的儿子继承了爵位，对蓝玉也一直加以照顾。蓝玉倒也没让朱元璋失望，他作战很是勇猛，到了洪武中后期，邓愈、徐达等宿将相继去世之后，蓝玉逐渐独当一面，参与了诸多重大战事，为明初的稳固与统一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蓝玉奉命南下四川地区平叛，直到年底才回到南京。转过年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向朱元璋告发：“蓝玉意图谋反。”
从洪武十五年锦衣卫设立，第一任指挥使毛骧开始，锦衣卫就如同一只被驯养的恶犬，虽然在主人面前温驯听话，但在大臣们面前却是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洪武十八年以来，凡是和胡惟庸沾点边儿的朝臣基本都被冠以“胡党”的名号扔进诏狱之中。当然，其中有多少是毛骧自己公报私仇就不得而知了。
自从锦衣卫设立以来，凡是朱元璋想杀的官员，都由锦衣卫办理，根本不走正常司法程序，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虚设。尤其是胡惟庸案扩大化后，锦衣卫下属的镇抚司诏狱犯人满囚，刑罚多变，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朝廷上树立了恐怖政治的阴影。在朝的功臣们虽然每天战战兢兢，生怕锦衣卫指认自己是“胡党”，但他们毕竟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搏得天下，胆气还没有被消磨光——反正都是死，那么也要拉上锦衣卫做垫背才算够本儿。
锦衣卫指挥使毛骧以“谋反”论罪胡惟庸，一开始就将目标设定为李善长，洪武十八年把胡惟庸的亲家、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扯进案子，想顺势把李善长杀了，但鉴于李善长在朝中势力仍然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没有杀李存义，更没有动李善长。
毛骧很是聪明，从核心入手不行的话就改打外围。洪武十九年（1386年），锦衣卫找到了胡惟庸“通倭”——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这下胡惟庸谋反板上钉钉，再牵扯到什么人的话就没话说了。然而李善长也立刻意识到朱元璋要将胡案扩大化，一旦开始株连，则功臣们必定受到牵连，于是他联合朝中一些功臣向朱元璋施压。
大概是看功臣们反弹得太厉害，朱元璋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安抚一下，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正月，他召集群臣，对他们说：“锦衣卫设立以来，经常非法凌虐犯人，现在将这些凌虐犯人的刑具都毁了，那些犯人还是交给刑部审问吧。”
这只是表面上的安抚人心，焚毁了的刑具可以再造，已经收押的犯人转交刑部，刑部慑于皇帝的压力也不敢放纵，正好腾出地方来装新的犯人。
于是当众焚毁刑具的当年，锦衣卫又找到了胡惟庸和北元余孽相联系，阴谋颠覆大明的证据，锦衣卫诏狱里重又塞满了犯人。
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这棵大树的所有树杈都被削光，毛骧旧事重提，仍然以李存义和胡惟庸早有勾结上告朱元璋。这回朱元璋没有再留情面，李存义被杀，李善长终于被株连。而李善长最后也要争一口气，在口供中把毛骧拉进了“胡党”。朱元璋心里明白毛骧的冤枉，如同他也同样明白胡惟庸和李善长的冤枉一样，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让毛骧做了陪葬。
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离了皇帝他们根本无法和朝中大臣相抗。毛骧的死让所有锦衣卫的成员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既然成为锦衣卫的一员，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皇帝的耳目和利剑，一旦被皇帝放弃，他们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胡惟庸之案牵连文臣无数，却没有动到武将的头上。朱元璋武人起家，对武将比起文臣来更加亲近，洪武中后期，朝中数得上的武将只剩下蓝玉、傅友德等廖廖数人而已。傅友德本是降将，虽然一直忠勇，但谨小慎微，不敢让朱元璋拿到错处。蓝玉就不一样了，他根红苗正，又是太子的舅舅，在徐达、李善长死后，朝中辈分属他最高，待人接物上有些嚣张似乎也可以理解。
朱元璋原本也没打算在清洗文臣之后立刻清理武将，但有两个变数使他下定决心连武将一起拔除。一来锦衣卫众人为了不让皇帝放弃他们总得鼓捣出点案子来查办，以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文臣杀得差不多了，自然目标转到了武将身上。蓝玉自己行为并不检点，仗着是勋臣又是皇亲，贪横暴虐的事情也做过不少，很有空子可钻。
二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皇太子朱标病逝，这个打击对于朱元璋来说是致命的。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在明朝建国前就以吴王世子的身份留守过后方，洪武元年，更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皇太子。他继承人的身份确立得如此之早，又屡次奉命监国，无论是朝中文武大臣，还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对他都比较信服，朱元璋自己虽然不太喜欢朱标仁厚的性格，但也了解朱标能够驾驭朝局，对蓝玉这样的武将也能约束得住，因此对他继承皇位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朱标竟然一病不起，死的时候仅仅三十九岁而已。别说是普通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难免悲伤，帝王之家的痛苦更甚于此。太子之位空了半年后，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没有从儿子辈中挑继承人，而是选择了朱标的儿子、孙子辈的朱允炆——朱标的长子早早夭折，朱允炆是他成年孩子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后世有很多人指责朱元璋立朱允炆为储是个错误，认为正是由于立了在政治上既无威望又无经验的孙子当继承人，使得叔叔辈的燕王朱棣等心怀不满，蠢蠢欲动，给了他们在朱元璋死后造反逼宫的野心。但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他又能怎么办呢？儿子们分封各地，个个手握重兵，有野心的太多了，立哪个都会招致别人的不满，干脆一个都不立。立了孙子，一来也算名正言顺，二来自己活着的时候可以加紧培养，并为将来消除一切隐患。什么是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蓝玉这样的外姓武将，除掉了这些人，就算将来孙子登基，儿子们造反，至少天下还是姓朱的。
蓝玉的命运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的那一天就注定以悲剧收场了。
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乃是蒋瓛，在史书里只是个小角色。蒋瓛于毛骧之后当上锦衣卫指挥使，表面上风光无限，虽然品级只有正三品，在高官满地走的南京城里按理说是排不上号的，但锦衣卫自从成立以来的种种作为，足以使得大部分朝臣谈虎色变，见面时腿肚子不打转就好了，哪里还敢摆什么官架子？
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要他们锦衣卫的存在，只有诏狱里关着人，才能证明锦衣卫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
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感叹：“皇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这些人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锦衣卫告密，赐死。转过年来，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将傅友德和冯胜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经不想再兴大狱，只将他们自家赐死了事。
朱元璋没有蒋瓛那么疯狂，这次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锦衣卫的办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绵延数年才找到“可靠”的证据抓人杀人，而蓝玉案却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备”。上次胡惟庸案了结后，还有几个大臣敢上书直言为李善长叫屈，这次蓝玉案竟连个上书直言的人都没有。虽然蓝玉为人骄横跋扈，违法乱纪的事情做过不少，但落得如此下场，举目满朝竟无一人为他那漏洞百出的供词鸣不平，这让朱元璋深感警惕。
朱元璋杀胡惟庸，杀蓝玉，都是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但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久，而此时的大明朝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大明朝势必会在动荡中瞬间倾垮下去。
如何消除恶劣影响呢？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在两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之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继承人说这样的话，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
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撤消了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过了没多久，忠心耿耿的蒋瓛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杯毒酒。
在朱元璋的眼里，之前的杨宪、毛骧也好，如今的蒋瓛也好，都只是他豢养的恶狗，只是对付功臣集团的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狗也不可能得到像对待李善长、刘基、徐达那样的尊重，谁会对一样工具表示感谢呢？
随着蒋瓛的死，锦衣卫在洪武朝舞台上的表演结束了，而属于朱元璋的时代也快结束了。洪武三十一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同时不许三十九岁的燕王朱棣进京奔丧。明朝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皇位争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而锦衣卫在叔侄二人的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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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燕王朱棣来了
没主见的皇太孙
明太祖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朱标出生于1355年，从年号上来说是元朝至正十五年，这时的元帝国早就风雨飘摇，天下群雄，并起逐鹿。就在这一年，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号称小明王，改年号为龙凤元年；朱元璋的恩公、妻子马氏的养父郭子兴也于本年去世。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和尚了，有了一定的实力，只是和刘福通、郭天叙（郭子兴之子）等人比起来还远远不如，因此他虽然没有接受韩林儿所封的左副元帅一职，却使用了“龙凤”年号，以示尊韩林儿的大宋政权为主。
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虽然是在战乱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八、九岁的时候朱元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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