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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忠臣之于奸佞，君子之于小人，两者最大的区别，便在事到临头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周顺昌虽然得到父老乡亲如此爱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网”，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还会牵扯到更多无辜的性命。他于是“自诣吏”，又过了三天，便随着缇骑一块去了北京。当然了，因为死里逃生，心有余悸，锦衣缇骑们一路上对他极好，不曾有过任何不恭的举动。
消息传回北京，魏忠贤大惊失色——其实事情哪里有那些人所说，什么“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般严重——差点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谋划策的官员问罪，直到毛一鹭向他汇报，带头闹事的五个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地。
这五位也是好汉，一力承担了围殴缇骑的罪责，并说“都是我们干的，与他人无关，要杀就杀我们五个就好了”，自己拿来刑具给自己戴上。从此“五人之名震天下”，临刑时监斩官亦不免为之落泪，死后家乡人又为他们收敛尸骨，于虎丘合葬，号称“五人之墓”。
至于周顺昌，入狱后慷慨如故，每当行刑，必然大骂魏忠贤。许显纯——这人实可谓天启锦衣卫的当红一线主角儿——把他的牙齿全都敲掉了，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还能骂魏上公吗？”周顺昌一口污血吐在他的脸上，“骂益厉”，终于在当夜被许显纯于狱中惨杀。
经此一役——这里稍作提及，在“周顺昌事件”同时，跑去苏州捉拿另一位大臣黄尊素的缇骑，在城外也同样陷入了民众围攻，连捉人用的“驾贴”都给打掉了。而更早之前，在杨涟和左光斗等人被逮的时候，也曾有过“壮士剑客”数千人准备抢夺囚车，士绅子弟张榜号召“痛打缇骑”的情形，只不过因为当事人发现的早，予以了及时的制止——魏忠贤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在宫里，在京里，固然可以一手遮天，然而天下之大，一旦激起“祸端”，那局面也不是自己可以收拾得了的。于是从此以后，“缇骑不出国门矣”，再也不敢跑去京城以外胡乱捉人了。
而“九千岁”的威势，似乎也正因为遭受了江南士民此番拳脚相加的影响，元气折损，隐约显露出些许根基动摇的倾向。尤其到了次年八月，“天才木匠”朱由校以23岁的年纪在宫中急逝，魏忠贤顷刻失去了倚凭的靠山，人事更迭之际，在如何应付接替哥哥执掌大明江山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的问题上，身处风口浪尖的魏忠贤自然犯起了嘀咕，开始有些狐疑不定起来。
因为信王很不喜欢他——普天下当然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他魏公公——他又确有谋朝篡位，或违背大行皇帝遗诏，改立他人的念头——朱由校驾崩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信王入宫之日为丙辰，且是下午。这中间，有好几个时辰，大明朝处于“无主”的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既然定下来了，那么先帝一死，首要任务就是迎立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他魏忠贤有上述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实在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
只是大明皇权根深蒂固，尤其最为致命的一点，没了皇帝的太监什么也不是，失宠失势就是死路一条——何况兵权又不在自己手中。如此这般，思前想后，还是先把信王迎进宫里再说，表现得积极些，在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绝不能给别人逮着了话柄。
这就是魏忠贤自取其祸了。信王朱由检是个极为谨慎且多疑的人，进得宫来，只吃自己衣袖里藏着的食物，而绝不肯碰太监们奉上的御膳——他怕有毒——长夜枯坐，紧张得不敢合眼，遇见有太监拿着剑在殿外走动，便取过剑来放在自己案头，又让光禄寺取饮食奖赏这位“勤勉”的内臣。于是“欢声如雷”，都说新皇仁德。这样好不容易挺到第二天，接受百官朝拜已毕，这才总算坐定了皇位。
于是为大行皇帝上尊谥为哲皇帝，庙号熹宗，以次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接下来，便轮到收拾“万恶之源”的魏忠贤了。
在收拾魏忠贤的整个过程中，朱由检表现得都极为沉着。因为感觉到了点儿大厦将倾的意味，上至魏忠贤，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党众人这时候都在琢磨着如何自保，见不得光的主意当然没有少去琢磨。为了稳定朝局，朱由检先是对魏忠贤百般安抚，对其族党褒奖有加，接着却又应允了他自愿辞去东厂提督的奏请——魏忠贤是想以退为进，但这一退，便再也进不上去了——并令客氏搬出宫城居住。到了天启七年十月间，嘉兴有个贡生钱嘉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朱由检让别的太监拿去念给当事人听，弄得魏忠贤“大惧”，唯有叩头请罪而已。朱由检一看试探初见成效，并未激起阉党多么强烈的反应，便于十一月将魏忠贤解职发往凤阳闲住，旋即差遣锦衣缇骑尽出，拿着驾贴去捉拿他们这位曾经的主子。
魏忠贤在路上听闻新皇已经对自己下手，就在阜城这个地方自尽而死。朱由检闻讯深以为憾，下令碎尸，把他的脑袋悬在河间示众，族人尽皆处斩，就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得宽恕。又将客氏逮至后宫浣衣局活活打死，及至“焚尸扬灰”——抄没客氏家财的时候，在她家里发现了宫女八人，都怀有身孕，据闻是客氏想效仿先秦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伎俩，以这些宫女进献皇帝，生下来的自然不是什么朱家后代，以此来实现她“李代桃僵”的计策。其用心之险恶，倘若事成，后果委实不堪设想。
至此，首恶即除，下面那些大小走狗当然也难得逍遥法外。崇祯二年敲定“魏忠贤逆案”，涉案人员张榜明示天下，多达二百八十九人，同样也是上至大学士，下至郡县官吏乃至于读书人，倒也和当初那份《东林党人榜》一样，真是“前后辉映”。阉党主要骨干非死即流，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这里单说许显纯。需要补充交代几句的是，其实这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自己又是武进士出身，“略通文墨”，在锦衣卫里来说也可算得一个人才。只是这点儿“才”全被他用去为虎作伥，凡事对魏忠贤唯唯诺诺，虽然主持诏狱，未得来人吩咐，就连自己动手拷问犯人的胆量都没有，怕擅作主张得罪了“九千岁”。为恶如此，他自然连“逆案榜”都没能等到，崇祯元年六月，即和田尔耕一同被判处斩，人人莫不拍手称快。
而这时候，一干在天启年间大狱中被害诸家的子弟，纷纷群聚到镇抚司诏狱外为先人设祭，哭声竟直达深宫禁苑，惹得朱由检忍不住发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的一声长叹。这些人就是有名的“东林孤儿”，他们并未听从先祖“不要再读书”的训诫，反而专心学问功名，后来多有显著，大抵可视作是上苍垂怜的缘故吧！
民间又有戏班，专门编排了一出《冰山记》，描写魏忠贤倒台经过。据说只要扮演杨涟的伶人登场，观众莫不为之动容，齐声高呼“杨涟、杨涟”，仿佛真如杨涟本人重现一般。
公道自在人心，是此谓也。
结局：皇帝、太监和锦衣卫们
魏忠贤是死了，许显纯之流也杀得尽绝了，然而大明朝也跟着快要完蛋了。
其实说起来，朱由检何尝不想振作，延续自己手中二百余年的大明基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直就像是在补世宗、神宗和熹宗拖欠的债务一样，天天临朝议政，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疏，凡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下令内廷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又下令“廷臣不得结交内臣”，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起用早前辽东战事中屡建奇勋，却为魏忠贤等人排挤而去职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抵御满清，凡此种种，无不是在为着挽狂澜于既倒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他手里的摊子实在太烂了。
不仅是烂，简直就是烂成了一堆渣。关外，满清战马嘶鸣，持刀相向；关内，四下流寇蜂起，饥民遍野。最为命的是，历经过万历、天启的党争风暴，再加上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大砍大伐，国家人才凋零，几至无人可用，留在他身边的即使不是小人，也不过仅是一帮庸人而已，以至于在崇祯元年想要找出一个新的内阁首辅协理朝政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借助抓阄这种可笑的方式。
而朱由检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既不能尽信于人，又常为用心叵测之徒所蒙蔽，刚愎自用，举止乖张。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因为误信流言而翻脸不认人，将举兵入卫京师的袁崇焕逮入锦衣卫狱，并于次年八年将其凌迟处死，无疑便是他这些性格弱点最为有力的明证——袁督师千古奇冤，可比南宋岳武穆之风波亭——偏他又不知自省，只是一味沿着这样的即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埋头向前，“大势将倾，积习难免”，内外交困之下“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而锦衣卫呢？
随着国势山河日下，事事痛感束手无措之余，为了控制朝局，加强对军事和行政的统辖力度，朱由检自然也就反悔，推翻了自己在即位之初曾经作出限制厂卫权力的承诺，进一步扩大这两个特殊部门在国家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监察”范围，虽然在其执政的十七年间不断因此而受到大臣的指责和劝谏，但却“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这是可悲，可恨，还是可叹？
所以，尽管没有了魏忠贤，没有了许显纯，崇祯朝的厂卫大抵还是沿着前朝套路，“亲密无间”，玩出了一把有明一朝最后疯狂的闹剧。
于此，有位叫作李清的官员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得最为生动。
他在他所写的《三垣笔记》里回忆说，“我刚到刑部，问司寇郑三俊，刑部什么案情最冤枉”，结果这位司寇回答他是“盗情”，并说“如果想要为那些所谓的盗匪平反，最好的办法就是判他们秋后处决”。李清有些奇怪，追问这是为什么。后者面有难色地解释说：“因为这些盗匪，都是东厂缉获送来的，有关部门不敢翻案，所以只能找出那些既无赃物亦无人证的涉案人员，判处他们秋后处决，这样或许还能够替他们争取到解脱罪名的时间。”
至于当时狱中情形，“每当厂役捕获盗匪，必定要加以'五毒'刑讯，并从犯人里挑出有油水的对象，敲诈勒索直至倾家荡产，然后才将案情上报东厂”，“曾经有个'盗匪'被押往菜市口行刑，一路上叹息着说'我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没做过，怎么能诬陷我是强盗呢？'”
有鉴于此，李清也曾劝说别的官员平反冤狱，结果别人回答他说：“如果推翻了东厂所获取的供词，日后他们必然罗织罪名，相关大小官吏都得一并送命，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做。”
那么，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情，到底是从冒哪儿来的呢？
他又说：“（皇）上把耳目的功效寄托给锦衣卫，称他们是'心膂大臣'，所有宫廷以外的事情，都由锦衣卫负责汇报。吴孟明并不急于害人，更想趁机敛聚钱财，他的儿子吴邦辅出力最多，每当缉获州县官员（向廷臣）送礼的礼单，必然故意泄露姓名，然后挨家逐户登门勒索……东厂也是如此……曾经有某位知县，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给翰林编修胡守恒，请后者替自己写篇文章，其实钱还没有送出，也被勒索了千金才算作罢……”
甚至无意间的玩笑话，也会给官员们惹来天大的麻烦——公公也好，缇骑也好，都是惹不起的——有位叫作白慧元的，任职定兴知县，和宫里某个公公是同乡，大约为着联络乡谊，两个人便凑在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公公从家里拿出许多珍奇异宝请老乡观赏。不想白慧元是个豁达之人，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有至宝，比你这些好多了”。公公好奇，追问他是什么，结果白慧元把嘴一咧说：“这至宝就在我的裤裆里。”我有子孙根，你没有，不是强过你这多许珍宝么？
这话可真是戳到了人家做太监的痛处啦！公公当时不说，回头就向皇帝汇报“白慧元这个做县令的，贪赃枉法，残横凶暴，纵容属下在辖区里鱼肉百姓，应该革职拿办。”又觉得光拿他一个，太过惹人注目，于是索性把连同定兴县在内，包括京师附近的任丘、清苑、涞水、迁安、大城等地县官一并拿下，悉数革职遣返，并且还申斥”巡抚按察不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级官吏严加督察，以致他们玩忽职守，京畿地区都这样，偏远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严加整顿官场纪律，不得再出现类似情况。
瞧瞧，白慧元一句话连累了多少人！
一句玩笑尚且如此，其它诸如刻意为之的蓄意栽赃、滥杀良民，或者包庇党属，颠倒黑白，以致激发如天启年间“周顺昌事件”那样百姓“暴力抗法”的情形，在整个崇祯朝此起彼伏，屡见不鲜，也就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替他们“作书立传”了。
不过话说回来，都说“厂卫、厂卫”，虽然早已“和光同尘”，但是就其活跃的范围和层面而言，因为原本分工不同，所以东厂毕竟要比锦衣卫沾惹的事情更多、更广，锦衣卫的注意力，终究还是集中在朝廷政治斗争这最主要的一根弦上。
崇祯末年，内阁当红的辅臣，有位叫作周延儒的——这人在《明史·奸臣传》中榜上有名，是个什么货色，无须多说——朱由检虽然“多疑而任察”，莫说是寻常大臣，就算是袁崇焕那样有大功的忠臣、能臣，翻了脸照杀不误，而且是杀大臣“如割草芥”，但对这位周阁老，却始终信任得很。这是周延儒做人精明，一直在朝堂上风光无限，又因为他善于迎合圣意，屡次获得朱由检的褒奖。他最后倒台，就是栽到了锦衣卫的手里。
因为周阁老为了博取贤名，曾经向皇帝进言，要限制厂卫的权力。结果事情不成，反倒得罪了东厂和锦衣卫一大帮的头面人物。当然了，他大概是觉得，这时候执掌锦衣卫的骆养性是自己提拔的亲信，不存在什么后顾之忧，却没料到这位骆都督真的就为此怀恨在心，暗中勾结东厂对他进行“专案侦察”。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朱由检便接到锦衣卫密报，说是此前周阁老在通州“视师”督战抵御满清进攻的战役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城迎敌，而是躲在屋里和客人饮酒作乐，所谓的“屡战大捷”，都是他编排出来欺瞒皇帝的一派胡言——这是确属事实，不算冤枉他周延儒了——朱由检顿时大怒，将其革职还乡。骆养性又在后面继续煽风点火，终于促成朱由检坚定决心，在年底派出缇骑将周阁老逮回京师，迫其自杀，抄家籍灭才算作罢。
可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延儒不是好人，这谁都知道，十五六年间弹劾他的大臣比比皆是，朱由检一概置之不理，唯独锦衣卫说话，立马就能让这位阁辅三尺白绫做了了结，皇帝对锦衣卫重视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件事情自可一目了然。
这也就是崇祯年间朝野倾轧的一桩明证了。不过呢，同样是这个骆养性，却还真办过与私怨无关的“好事”来着。
这件事情又与诏狱有关了。有两位官员，姜埰和熊开元，因为上疏议事，触怒了朱由检，将其逮下诏狱，更在当天夜里给骆养性发去密旨，要他在狱中将二人“潜毙”以解心头之恨——这简直就是魏忠贤、许显纯之于“六君子”的重演，只不过始作俑者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