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此消彼长、反复循环的过程而已。陆炳通过结好严嵩为首的内阁，获得了在对东厂展开的权势争夺战中的胜利，但随着斯人已矣，内阁的权力在日后也被太监严重削弱，甚至彻底沦为了司礼监的附庸，夹在中间的锦衣卫自然“竞趋厂门”，一口一个“老祖宗”地叫唤着，“甘为役隶”，充当起了“二级走狗”这个不太光彩的角色——虽然他们从头到尾也不见得有多光彩。
于是，陆炳竟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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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后的癫狂
前魏忠贤时代
陆炳死后没过得几年，到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十二月，朱厚熜也在乾清宫驾崩了，时年六十岁，上尊谥为肃皇帝，庙号世宗。皇三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改元隆庆。要说朱载垕确比他的父亲勤勉许多，只可惜天不假年，仅做得六年皇帝便又一病呜呼，谥为庄皇帝，庙号穆宗。紧随其后接班上岗的太子朱翊钧时年仅十岁，因为新皇太过年幼，当时秉政治理天下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而内廷一切事务，则悉由司礼监冯保总裁。
冯保便是继刘瑾之后又一个势倾中外的“权监”。至于张居正，倒是无愧“能臣”二字，一个人独力在万历（朱翊钧年号）初年支撑起了整片大明朝的天空。只是他在个人道德问题上有些站不稳脚，言行颇为时人所诟病，死后旋即遭到了朱翊钧严苛的政治清算，并且捎带着把“好朋友”冯保也给拖下水来，两个人“身与名俱裂”了，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翊钧终得收回旁置多年的朝权，于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开始了他漫长的“亲政”历程。
可是他又不拿这“亲政”太当回事。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伊始，朱翊钧便学着自己的爷爷世宗，躲进宫里不肯出来见人了，这样一直到死——考虑到他在位一共四十八年，比起世宗都要多出三年，以此而论，他“消极怠工”长达三十一年，倒还真是历代皇帝里登峰造极的一位。
事出必有因，只是这原因说来其实简单，简单得甚至有些好笑——朱翊钧偏爱一位姓郑的贵妃，想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大臣们极力反对，说皇帝既然在早前已经和一位姓王的宫女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长幼有序，自然得立朱常洛才算正道。这也就是所谓万历朝的“国本之争”了。君臣两边于是为着这事争扯不休，前后扯了整整十二年，一直扯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时候，朱翊钧捱不过廷臣和太后的内外夹击，这才勉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另封常洵为福王，封国在当时富庶的河南洛阳一带，好歹算是了结了这桩无聊的嘴皮子官司。
当然，朝是坚决不肯去上的。
那么，在朱翊钧“治世”里，大明朝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因为他完全不理政务，大臣们既然见不到他的面，上了奏疏他也不看，临到辞职也找不着他去辞，于是只好循例写封辞呈上呈御前，然后也不管他批不批准，径直挂印而去。他当然不知道人家已经走了，反正又是“事不关己”，也不另行补缺，结果到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时候，中央及地方各级部门诸多机构已经空无一人，全国上下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完全陷入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之中。
再有就是征税。朱翊钧极为爱钱，其兴趣之浓厚，就连大臣们都忍不住在奏疏里指着鼻子骂他是“把金银财宝当作了命根子”——他也不跟说话人生气，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骂他，就算知道了也装没听见——为了广开财路，他从内廷派出大量太监到各地充任所谓“矿监税使”，一个劲儿在国家原有税收体系以外横征暴敛。甚至不单于此，就连广东的珍珠，两淮的盐运，等等，这些地方的“特色经济”行业，也都有个“监”在那儿坐地收钱。虽然为此屡屡激起民变，然而终万历之世，这种由皇帝牵头进行的“合法抢劫”运动却是由始自终，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松懈”。
综上所述，所谓“明实亡于万历”，后世如此感慨，确是恰如其分的了。
朱翊钧最后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七月驾崩，时年约为五十八岁，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他确实“神”得很。
当初靠着群臣撑腰，好不容易当上太子的朱常洛继位，却又是个运气不好的，只干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掉了，谥为贞皇帝，庙号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成为了大明朝的第十五任统治者，并以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宣示大赦天下。而这时，距明朝灭亡的1644年，只有二十三个年头而已。
朱由校的皇帝其实做得也不太长，前后只得七个年头，但在大明朝二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却是至关重要且不容忽视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他执政的这七年当中，国家内外形势恶化之迅速，不禁使人为之瞠目结舌。究其原因，除了他原本接过的就是神宗爷爷扔下来的一个烂摊子，而他本人又不擅治国以外，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一个太监在朝中的崛起所致。
这个太监姓魏，名叫魏忠贤。
和大多数有名以及无名的公公们一样，魏忠贤出身微末，本是一介无所事事的地痞无赖，因为不合与人赌博输多胜少，又忍受不住别人对他百般嘲讽，为求荣华富贵，索性一怒之下自行阉割，跑进宫里做了个太监。他先是改了个名字叫作李进忠，后来又恢复旧姓，并获赐名忠贤，先后依附在孙暹和魏朝这两位公公旗下，再承蒙魏朝举荐，深得另一位大太监王安的赏识，凡事对他优礼相待，进而开始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宫中惜薪司的掌事太监。
惜薪司，顾名思义，大抵负责管理的是皇城里烧火做饭以及取暖所需的柴禾一类的东西。虽然有些油水，然而对于其志远不仅此的魏忠贤来说，这个职位未免显得太过小儿科了些。也是他时来运转，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光宗驾崩，太子朱由校继位，一上台就循例提拔了一批东宫旧人，而魏忠贤则因为一位名叫客氏的女人的缘故，一步登天，从惜薪司哧溜一声窜进了司礼监，堂而皇之地参与到了大明朝廷的日常政务工作当中。
因为客氏是朱由校的奶娘，而魏忠贤则是客氏的“对食”——太监和客女们私相授受，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这个就叫作对食——朱由校和他的奶娘感情很深，几乎到了言无不听的地步。客氏在朱由校登基后被封作“奉圣夫人”，于是成天都在跟皇帝说着魏忠贤的这样好，那样好，朱由校听进了心里，于是不但提拔魏忠贤进司礼监当差，还赐给他的哥哥魏钊锦衣卫千户官的封爵，享受与客氏的儿子候国兴、弟弟客光先相同的待遇。
祸起东林党
东林党，是指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而朝中诸多正直之士与之互通声气，由此形成的一个旨在以舆论力量对抗奸党的清流团体。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视作东林首倡者们在结社伊始最为原始与崇高的政治纲领。至于神宗本人，因为他常年不肯上朝，凡事撒手不管，无疑更在客观上对大臣们这种“自立门户”的行为起到了相当明显的推动作用。
当然了，有“正”必有“邪”，要是一个朝廷里全是好人——可惜，这种情形似乎从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当中出现过——那么东林党也就没有崛起的必要了。在万历年间，与这些清流们针锋相对的“邪恶势力”，主要是朝中的齐、楚、浙三党。其实这三党也未必见得就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只不过是根据他们各自出身地域的不同进行划分，进而取用的一个比较简单与笼统的概括性称谓。东林和三党在朝中累年“争战”，互有胜负，简单地来说，万历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是东林占据上风，此后两派长期对峙，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以后，三党控制朝政，但旋即因为内部矛盾出现动摇，最终又在天启初年将朝权拱手相让，自身则在东林党人的穷追猛打之下溃不成军，几至陷入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
时局发展到这一步，似乎正应了那句“邪不能胜正”的至理名言，大明朝也可借此脱胎换骨，焕发出新一轮的勃勃生机了。
可惜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东林也好，三党也罢，说到底都是由于党争所催生的特殊产物，而其自身所必然具有的狂热的排他性与盲目性，又往往会导致整个国家被卷入到一个扭曲的、病态的政治漩涡当中。于是所谓的正邪，…》小说下栽＋。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