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予他一面银制的印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字样，以示对他严阁辅的嘉许。
要说严嵩和夏言本是同乡，年轻较夏言为长，又比夏言早些年考取功名，然而名爵却在夏言之下，心里自然颇为不满。饶是他工于心计，平日与夏言交往，态度极为恭敬，处处都以晚生后辈自居。夏言可能是觉得这人奇怪，当然也还有些身为首辅所必需的政治警惕性，一开始并不怎么搭理他，严嵩在家里设下盛宴请夏言吃饭，也只是婉言相谢而已。严嵩吃了夏言的闭门羹，仍旧不愿轻易放弃，居然跑到了夏府门前，铺张草席跪在大街上，拿着请柬恳请夏言赏脸。夏言是经不起别人跪的，给严嵩这么一跪，立刻就猪油蒙心，彻底相信了，认为对方是诚心待己，从此对严嵩不作提防，反而事事都还有所关照。
严嵩不要老脸稳住了夏言，回过头开始在皇帝跟前打起了主意。。电子书下载
朱厚熜这个人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道家升坛作法、驱邪避凶、修丹养性之类的仪式。朱厚熜从小就喜欢捣鼓这些“玄学”，对于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乃至“羽化升天”一直都怀有极其强烈的憧憬。他当了皇帝，早些年还算称职，后来就慢慢地不怎么喜欢过问朝政了，成天都窝在宫里装神弄鬼。而且不单他自己，他还要臣子们跟他一块儿求道，用香木雕了好几顶道冠，让阁臣们上朝的时候戴起来，以示大明君臣执意求仙的一片赤诚。他还不许阁臣坐轿，一律改为骑马，并赐予香叶束发。偏是夏言这人固执，对皇帝说朝堂是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一个个在这儿弄得像跳大神的似的，人不人鬼不鬼，这算什么事呢？坚绝不肯听从朱厚熜这些莫名其妙的吩咐。
那边严嵩的态度可就灵活得多了。朱厚熜叫严嵩进宫问话，他就脱了朝冠，把皇帝赐下的道冠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还颇为风雅地笼上一层青纱。走到跟前这么一跪，把朱厚熜弄得这个高兴啊，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可是更加喜欢严嵩了——这不是要比夏言那样不晓事的家伙强上百倍么？为人臣子的，自己的君父喜欢什么，那就得跟着喜欢什么，这才是正理，才能显得出你们的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嘛！
何况严嵩还写得一手好青词——就是道家乞求上天降福的祈祷文书——句式工整，意境幽远，故而深得朱厚熜之心。别说是夏言自弗不如，放眼满朝大臣，也没有一个能强得过他的——反过来说，他除了会拍马屁和写青词外，大概也没什么别的本事了，旁人说他纯粹就是个“青词宰相”，确是恰如其分，没有丝毫的夸张。
这样一来，夏言可就失势了。他倒还拿严嵩当朋友，因为担心皇帝会让自己辞职走人，于是想请严嵩过来替自己想个主意。结果严嵩人没找到，朝野内外却是风声四起，都说严嵩在筹划取夏言而代之的具体部署了。夏言如梦方醒，悔之不及，被严嵩在朱厚熜跟前给他扣上了一顶“笼络国家监察部门的官员，肆意玩弄朝政”的大帽子，最后发来一纸诏书，勒令他回家去好好反省。
要是两个人之间的胜负就此立判，事情倒也罢了。可是朱厚熜的猜疑心极重，对于属下的大臣们总是疑虑重重。夏言走是走了，严嵩在朝廷里作威作福，连同他的儿子严世番在内，贪财枉法，搞得是群怨沸腾，时间一长，朱厚熜便又不怎么待见起他来了。皇帝心知肚明，对付大臣们，就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大，总得多立几个山头，互相有所制约才好——杨廷和那样的，你们觉着是忠臣了吧，可是一旦权力过大，办起事来不也还是欺君犯上么？于是没过几天，他又把夏言叫回了内阁。严嵩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手，吓得带着严世番一起连滚带爬地跑去夏府跟夏言请罪，父子两个跪倒在人家床前，哭得是一堪糊涂。夏言又吃不住了，说认错就好，以前的事我也就不再追究了，大家就这样吧。
于是这两位从此就跟两台电梯似的，在内阁大楼里一升一降，一降一升，一会儿是夏言凌驾于严嵩之上，一会儿又是严嵩占据了上风，反反复复，谁都没有真正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朱厚熜玩弄权术的高超手腕了。可严嵩不乐意啊，心说老这么折腾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得把他夏言收拾干净了，这才来得痛快。
严嵩的这门心思，自然就和陆炳“情投意合”了。其实严世藩对陆炳的评价极高，认为当今大明朝堂之上，可称天下之才的寥寥可数，其间便有他严世番与陆炳。现在既然人家陆都督都找上门来了，哪有不帮他一把的道理？助人也就是自助了嘛。于是邀上父亲，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开始策划彻底击败夏言的致命一击。
他们在政治上寻找到的突破口，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七年的“河套事件”。所谓河套，也就是黄河经由贺兰山向北，再因为阴山的阻挡转而东进，最后沿吕梁山南下，处在这一片流域半包围状态下所形成的“几”字形平原。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历来都是北方游牧各部与南方汉族政权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必争之地，大明朝建国之初，一度对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视，但是随着国势衰微，武备松弛，也就渐渐丧失了对这片区域的控制权。再到朱厚熜执政的嘉靖年间，河套已经彻底沦入蒙古人的掌控之中，与之相邻的边防重镇累年受到规模不等的侵袭和掠夺，军民死伤惨重，总兵官一级的将领战死者亦不在少数。
于是，就如何处置河套问题，是主动进攻还是加强防守，便成为了摆成大明君臣面前一个颇为棘手的议案。时任陕西总督的曾铣，便是主战派当中的代表人物，他与夏言的岳父苏纲交情深厚，于是得益于后者在夏言跟前的极力推荐，进而争取到了首辅赞同自己有关收复河套的战略构想。夏言屡次向朱厚熜上奏，阐述其间的利弊得失，并夸奖曾铣人才难得，是大明朝的头号忠臣。朱厚熜被他们两个说得有些心动，于是命令夏言拟旨，把曾铣着实褒扬了一番。夏言因此备受鼓舞，认为大事可成，收复河套指日可待，而自己也将因此名垂青史，创下一番超越大明朝历任内阁首辅的不世奇勋了。
可是同样的情形，到了严嵩父子和陆炳那儿，便显露出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意味。他们分析，皇帝虽然表扬了夏言和曾铣，然而迟迟没有对收复河套作出任何明确的指示，又因为朝中主和派的反对而将事情暂时搁置了起来，这就说明在皇帝心里，未必当真就认为收复河套是件值得尝试的有意义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和他对着干就好了。严嵩于是向朱厚熜上奏，批驳夏言和曾铣的建议是欺君误国，进攻河套得不偿失，只会平白损耗国家的人力财力，他夏言之所以一门心思想要跑去和蒙古人开战，说为国尽忠怕是假的，真实用意恐怕只是为了成就他一个人的功绩而已。
奏疏还没递上去，朱厚熜便已经如他们所预料般地突然变了脸色，拿收复河套的事情把夏言痛加驳斥了一番。严嵩一看机不可失，赶紧依计跑去皇帝跟前煽风点火。夏言这时候有些害怕了，不过他倒也精明，嘴里说着向皇帝请罪，又顺便把严嵩也拖下了水：“当初他严大人也没说收复河套有什么不好，现在看见皇帝生气了，这才把事情全都推到我的身上。”朱厚熜却已经对严嵩所云深信不疑，反倒觉得夏言这是在“强君胁众”，强迫君父而胁持群臣了，联想到对方素来自以为是，经常拿皇帝的话都当耳边风，于是龙颜大怒，就在这年正月再度勒令夏言下岗，剥夺了授予他的一切官职，遣回原籍听候发落。
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朱厚熜也还没有要把夏言拖出去杀了的意思。可那边的严嵩和陆炳不干了——依着皇帝这古怪脾气，没准他夏言哪天就又会风光无限地回朝，为了免除后患，终究还得把政敌往死里整。朝堂上的事情严嵩已经办完，接下来，陆炳和锦衣卫大显神通的时候到了。
陆炳于是先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夏言在去职离京的时候，言语间对皇帝多有埋怨，认为昏君临朝，自己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然后再请严嵩授意他人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揭发，说夏言收受了曾铣贿赂，互相串通一气，以收复河套为名侵吞国家财产，而且事情还和夏言的岳父苏纲有所牵连——他甚至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夏言与曾铣的往来书信作为“罪证”。这些消息传到朱厚熜耳朵里，当即激起了皇帝心头不可抑止的怒火，唤过陆炳到跟前吩咐说：“这样的乱臣贼子，一个也不能放过。曾铣、苏纲，全都给我逮进诏狱，还有那个夏言，也快去给我捉回北京来，我要亲自审讯他的案情！”
陆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立刻率领缇骑狂飙猛进，没用几天功夫就把夏言又给逮回了北京。夏言在路上听说曾铣已遭处斩，岳父苏纲则被流放到了边关充军，一个立足不稳，从马车上一头栽了下去，嘴里只是喃喃自语般反复地念叨着：“唉！我这次死定了。”万念俱灰之际，还写了最后一封奏疏上呈给朱厚熜，除了替自己申辩以外，更把严嵩等人比作汉代的王莽、三国的司马父子，希望皇帝明察秋毫，不要一再受到奸臣的蒙蔽。
当然，他现在说这些话也没什么用了。只不过说来奇怪，陆炳带着人去逮了他，他却仍旧在奏疏里对陆都督只字未提，想来大概是他到了最后关头依然没有明白过来，自己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其实看似早已“痛改前非”的陆炳，在其间也有着莫大的“功劳”。
夏言就在这年的十月被朱厚熜下令斩首弃市，时年六十七岁。
大明朝廷也随着夏言的消失从此完全置于了严嵩父子和陆炳的掌控之下。严嵩父子在明，六部九卿的任何政务，一律都要从他们这儿经过才能转交到御前批阅，陆炳则在暗，替他们严家笼络官员和打击政敌。内阁和锦衣卫这两柄利刃，在他们的主持下终于彻底合二为一，剑锋所指，挡者无不为之望风披靡，炽焰熏天，绵延竟达近二十年之久！
“行侠仗义”的陆炳
陆炳，包括武宗正德朝的钱宁、江彬，以及更早先成祖永乐朝的纪纲、英宗正统朝的门达等等，这些曾经以锦衣卫的身份在大明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在洋洋洒洒三百余卷的《明史》当中，全都被无一例外地划入了“佞幸”这个不太光彩的行列。所谓佞幸，其实与“奸臣”遥相呼应，“奸佞”而已，只是因为他们身份特殊，原本就只对皇帝存在有私人义务，无须向普天下的民众负责，故而够不着“奸臣”的硬件标准，著史者勉为其难，只好替他们单独分列一卷，借以宣谕当时、警惕后世。
只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洪洞县”里未必就当真没有“好人”。陆炳就是这些堪与古往今来大奸大恶相提并论的“群小”里略显特殊的一位。纵观其人其事，如果仅是将他简单地视作如纪纲、门达乃至钱宁、江彬一流，或多或少，倒还真是有些委屈了他的意思。
于是话说从头，这里就从他“惩恶除奸”，收拾嘉靖朝的另一位宠臣、大将军仇鸾开始，一桩一桩，从头到尾地慢慢讲起。
前面说过，朱厚熜信道，他自诩上界真君降世，又效法汉文、汉景，崇尚所谓的“无为而治”，把国事都扔给严嵩父子，自己躲在宫里炼丹不肯出来见人。这一躲，大约除了严嵩时常在他身边走动以外，即使朝廷各个要害部门的最高领导，能够一睹天颜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时间一长，大家连皇帝长得是什么样子都快给忘记了。
只是他自个儿倒是“清静无为”去了，别人可不拿他这片虔诚之心太当回事。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大举入寇，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北京城下，把个天朝帝都围得是水泄不通，然后大大咧咧地向朱厚熜提出要求，要通贡，重开边市贸易，不然就杀进城来，把你这位大明皇帝连人带椅子一锅全给端了。
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嘉靖朝“庚戌之变”。朱厚熜势窘，立刻拜大同总兵官仇鸾为平虏大将军，全权节制早前入援京师的大同、河南和山东各路兵马，以抵御蒙古人对北京即将展开的攻城作战。这位仇鸾得了皇帝旨意，跑去和蒙古人相峙，却又一箭不发，只是站在那儿和敌军遥遥相望，不像是来作战，反倒有些像是来参观蒙古骑兵在北京城外如何烧杀劫掠的一般。
因为他不想打，也不能打。早前，俺答南下的时候，进攻矛头原本指向的是仇鸾镇守的大同，仇总兵不敢和蒙古人正面接触，弄了许多财物去贿赂俺答，请他们另拣别处进兵。俺答原本就是跑来抢劫的，既然钱已经到手，也就顺水推舟地放了仇鸾一马。只是后来北京危急，仇鸾又奉调跑来北京，现在到阵前见着了蒙古朋友，这仗到底应该怎么打，他的心里便越发地没个准谱了。
关键是严嵩又向时任兵部尚书的丁汝夔强调，蒙古人也就是虚张声势，不会真的进攻北京，等他们在城外抢够了吃饱了，自然就会退兵，实在没有必要非得和他们硬碰硬地干上一仗。丁汝夔心里明白，不敢和首辅起争执，于是号令三军严守防线，不得擅自主动进击。如此挺了八天，好不容易盼到蒙古人兴满意足地回去了，前敌总指挥仇鸾大概是觉得就这么收场有些不好交代，于是带着人跟着后面想趁机占些便宜，不想被撤围北还的蒙古人掉头一击，大败亏输，士卒伤亡无算，只好又垂头丧气地跑了回来。
朱厚熜闻讯大怒，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严嵩唯恐事情扯上自己，把丁汝夔拉到一边说：“你别担心，只要我活着，就没你什么事。”转头却在朱厚熜那儿把自己的问题推了个干干净净。可怜的是丁汝夔，直到最后被朱厚熜下令拖出去斩了，这才省悟过来，自己上了严阁老的当，白白搭进去一条性命。
至于消极怠战、丧师辱国的仇鸾，却非但没有受到相应的责罚，反倒因为严嵩在皇帝跟前对他极尽褒扬之能事，于是在战事结束以后，以大将军的身份统御京营，一跃了成为朝廷里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朱厚熜对他青睐有加，特别设立“戎政府”，由仇鸾出任总督，负责处理京畿地区及北边的防务。
事情乍听起来让人觉得诡奇，其实这里面的原委倒也不是全然无迹可寻。仇鸾早年在甘肃做总兵，因为纵容部属违法乱纪，被当时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向朝廷参了一本，丢掉官职不说，还给押进京城关了起来。他对曾铣恨之入骨，甘愿依附严嵩，在牢里以“知情者”的身份向皇帝递交了许多曾铣和夏言“勾结”的黑材料——前面提到陆炳让严嵩授意他人写信构陷夏言，这个人便是他仇鸾了——严嵩也是“赏罚分明”，不但在事后替他谋取了转镇大同的差事，并且约为父子，时刻惦记着要找个机会提携他一番。现在仇鸾既然有了“保家卫国”、“力却强敌”的功劳，严嵩再把他推上朝堂，做个能帮自己掌控朝局的心腹帮手，事情本在情理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是如今仇鸾骤然得志，身份地位与当初大相径庭，不再是他严嵩身边那头摇尾乞怜的哈巴狗了，说话做事都得讲究个气派。严嵩不以为意，依旧拿人家当儿子一样任意呼来喝去，搞得仇鸾心里憋屈得慌，也是他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开始算计起了这位“干爹”，时常向朱厚熜说些严嵩父子的坏话。严嵩反应也快，反正你说我也说，你仇大将军的底子也不干净，到底最后谁能把谁说死，咱们就走着瞧吧！两个人就此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