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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五年二月，汉王派告发解缙担任考官期间判卷不公平，那时考试都是作文，好和坏每个人读起来感觉都不一样，解缙觉得自己公平，放到朱棣那里就不一定觉得公平了。因为没法辩解的罪名，解缙被贬到广西去当参议，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还没走远，又一道追加一道圣旨，将他贬到比广西更远的交趾（今越南地区）。
如果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呆在交趾，兴许解缙还能活到朱高炽登基，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像“三杨”中的杨溥，被朱棣关到锦衣卫狱里十年，一直熬到朱棣死后朱高炽登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成就了大功业。但解缙没有杨溥那么能沉得住气，从帝国决策层一下子变成偏远地区的小官，这样的人生起伏仍然没有让他回过味来，他还是时时想着找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找到机会进京奏事，偏偏他的运气很坏，等他千里迢迢到了京师，朱棣已经率领大军出征，解缙就去见了留守监国的皇太子朱高炽。这下又被汉王派的人抓住把柄，以“私觐太子”有谋反之心为由在朱棣面前告了他一状，朱棣不分青红皂白，立刻命令纪纲抓捕解缙并全权调查此事。
解缙就这么被扔到了锦衣卫狱里，他一个文弱的书生，没过几种刑具就已经受不了，被迫交代出了好几个“同党”，这些所谓的同党有的是太子的支持者，有的却只是纪纲的对头而已。交代了罪行以后，朱棣也没说到底定什么罪，要给什么样的处罚，纪纲也只是奉命抓人逼供，拿到供词后就只顾着整自己的对头了，也没空搭理解缙，解缙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在锦衣卫狱里一直关着。
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纪纲按惯例向朱棣呈报锦衣卫狱的在押人员名单，朱棣看了之后随口问了一句：“解缙还活着哪？”纪纲茫然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朱棣说的是谁。
回到锦衣卫以后，纪纲考虑了半天，决定了如何领会皇帝这句话所体现的精神。
他命人从狱中把解缙带出来，好酒好菜招呼了一顿。解缙这几年来被关在锦衣卫狱里，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也都有新的人被关进来，被他的供词牵连进来的9个同党已经死了5个。只有他，仿佛被老天遗忘了似的，在这肮脏的角落卑微地活着，曾经的雄心壮志早就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偶尔家人前来探望，他也只要他们带酒来，只有在宿醉中他才能找回早年间的梦想。
他被狱卒架出来的时候还是清醒的，纪纲的手段这几年见得多了也不新鲜了，一桌子好菜，酒又管够，不管怎么样，先喝饱了再说。纪纲只是一个劲的劝酒，既不说放人也不说杀人，不多时解缙已经醉了。
醉了好，醉了就不用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死的了。纪纲等他烂醉之后，命人用草席把他卷起来扔到城外山岗上。
是夜大雪纷飞，早上人们起来的时候，发现曾经的天子近臣、《永乐大典》的总裁官解缙已经冻死了，时年47岁。
纪纲觉得自己还是很仁慈的——他知道解缙好酒，就让他在死前喝了个够；他知道文人好面子，就拿草席遮住了解缙的脸；他还知道文人们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些被砍头的人下葬时都要把头和身体缝在一起，就给解缙留了个全尸好方便家人收殓——你看他处处都为解缙想到了，还不够仁慈吗？
解缙死了，太子派少了一个重要支持者，汉王派气焰更加嚣张。朱高煦渐渐不满等待父亲换掉大哥了，他在天策卫之外私自募集了几千兵马，整日操练不休。朱棣对这个儿子的不法行为也时有所闻，这时又听到他私募兵马的风声，觉得事情有些不妙。此时太子朱高炽的身体仍然时好时坏，朱棣已将朱瞻基立为皇太孙——在太子还活着的时候就立了皇太孙，更可见朱棣对这个大孙子是如何地喜爱——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如果哪天朱高炽病死，只怕当年靖难的故事就要重演一遍了，这是朱棣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棣终究是个英明果断的君主，为了儿子和孙子长远的平安考虑，他决定收起对朱高煦的包容之心。为了对儿子有所警告，他先拿围绕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开刀。
第一刀就开在纪纲的头上。
永乐十四年（1416年）七月，内宫有宦官告发纪纲图谋造反，朱棣立刻罢免了纪纲的锦衣卫指挥使职务，随即将纪纲磔杀于市。
纪纲确实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他贪财好色，横行不法，各种罪状其实数不胜数，然而要说他准备造反当皇帝，那却是他万万不敢的事情。纪纲深知自己的身份，即使在人前再怎么嚣张，那也都是因为背后有个皇帝和皇帝信任的汉王在撑腰的缘故，一旦没了皇帝和汉王的支持，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但当皇帝大主子和汉王二主子发生矛盾的时候，他这条走狗也只能被当成牺牲品了。
要造反的其实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汉王。朱棣如果用其他的罪名杀纪纲，朱高煦可能认为是纪纲罪有应得而不会有所触动，用并不存在的谋反罪杀纪纲，才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朱高煦也是太过相信父亲对自己的宠爱，纪纲死后，他仍然不知道收敛。朱棣见暗的不行，只好来明的。永乐十四年年底，朱棣召见朱高煦，大骂一顿后命人剥去他的冠服，囚禁起来，收回天策卫，对外宣称要将汉王废为庶人。还是太子朱高炽顾念兄弟情分，向朱棣求了半天情，才让朱棣回心转意。
朱高煦总算明白原来父亲并不站在自己这一边。他虽然嚣张，但根本不像当初的父亲那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可以支配，朱棣登基之后，为了防止有人重演他的故事，将所有的军队调拨权都收归朝廷，亲王自己的卫队再也无法和朝廷大军相对抗。如果不是朱棣对儿子的包容，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幻想。而今幻想破灭，为了保命，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当亲王好了。永乐十五年（1417年）年初，朱棣将汉王封到乐安，他这回二话没说，马上前往。
锦衣卫的风头随着纪纲的死，在永乐朝消停了一段时间。朱棣有鉴于纪纲依附汉王的恶劣情况，觉得锦衣卫也不是那么能够信任，锦衣卫监视百官动向，那么又有谁来监视锦衣卫的动向呢？他环顾四周，看到了和自己生活起居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人——太监。
永乐十八年（1420年），东厂成立。
锦衣卫和东厂（也包括以后的西厂和内厂）相比，终究不如每天围着皇帝打转的太监来得亲近，而东厂从诞生之日就由皇帝最亲近的太监打理。也因此，在明朝历史和后人的记述中，提到大明朝的特务机关，锦衣卫逐渐排到了厂的后边。锦衣卫监察百官，而东厂则监察天下！厂公的气焰逐渐盖过了锦衣卫的指挥使，除了个别几个皇帝在位时期以外，锦衣卫都成了东西厂的打手和走狗。举凡诬陷捕杀，不再出于卫使，而是出自厂公。到了明末，大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的时候，锦衣卫更成了九千岁的一大工具，卫使的威风完全被东厂掩盖。
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东厂初成立时势力尚不如锦衣卫，而在明朝前中期，更是锦衣卫的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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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失而复得的皇位
惊变土木堡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中秋节，大明皇帝朱祁镇没能享受到以往在宫中举行的歌舞盛宴，而是和锦衣校尉袁彬一起踏上了“北狩”的艰难路程。
所谓“北狩”，按字面意思理解，是去北方狩猎，实际上呢，朱祁镇是被蒙古瓦剌部的首领也先打败，做了人家的俘虏，史书上为尊者讳，轻描淡写地称为“北狩”。这一招后来被清朝的昏君们学了过去，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咸丰皇帝就匆匆忙忙跑到承德去“狩猎”了。
不过话说回来，蒙古人不是已经被朱元璋给赶跑了么？现在堂堂天朝上国的皇帝，怎么又会变成蒙古人的俘虏了呢？
且说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在明朝皇帝里算是长寿的了。好不容易熬出头的皇太子朱高炽并没享受到多少当皇帝的快乐，登基不到一整年即病逝，在他之后继承皇位的就是朱棣最最喜欢的大孙子朱瞻基。朱高炽庙号仁宗，朱瞻基庙号宣宗，他们父子两人治世十余年，据说不光皇帝忧国忧民，勤于国政，朝中大臣也都实心用事，可谓君臣相得，联手使大明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仁宣之治。
而锦衣卫在这两朝虽不能说毫无作为，但和此前纪纲的嚣张和此后袁彬的荣耀相比，的确有些黯然。对于整个锦衣卫的历史而言，命运最为奇特的人物就要登场了。
朱瞻基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去世，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正统。九岁的孩子，搁现在也就小学三、四年级而已，要一个小学生负担起那么大一个帝国的管理重任，也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幸他老爹早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给他留下了近乎万全的辅佐班子。朱瞻基的遗诏上说，让太皇太后决断国事，内阁大臣杨士奇、杨溥、杨荣辅佐——这就是著名的“三杨”内阁，他们都是从朱棣时代就开始崭露头角的名臣，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是朱瞻基留给儿子的最重要遗产。
于是大明朝内有太皇太后，外有三杨内阁，继续延续着仁宣之治的良好势头，太平盛世不是指日可待，而是已经来临。
拉回来说本书的主角——锦衣卫，自从永乐时期权倾一时的纪纲死后，历任指挥使都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到朱祁镇登基的时候，锦衣卫指挥使是刘勉和徐恭。本来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兵，只有皇帝有权调动，外臣无法驱使，然而这种情况在正统初年却发生了改变。由于皇帝年幼，根本无法下达什么监视抓捕的命令，锦衣卫的直属上司变得模糊起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是太皇太后和三位内阁大臣，太皇太后是女人，居于深宫，很多事情不便出头，都是通过司礼监和内阁交流，最后由内阁拍板。
这样一来，曲折辗转之下，外廷也能够命令锦衣卫了。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在皇宫举行。殿试是由皇帝亲自出考题并主持的考试——当然这一年的考题不是朱祁镇而是内阁出的——参加殿试的士子都是天子门生，极为荣耀。朱祁镇虽然年幼，但还是要走过场，以示皇帝对读书人的尊重。可毕竟十二岁的孩子坐不住，开考没多久，朱祁镇就退了场。
能够参加殿试的士子都已经得中进士，殿试也不会刷下什么人，只是个谁先谁后的问题。若是皇帝已经亲政，这些士子们在皇帝面前还会有所顾忌，毕竟天威难测，表现好点得个好名次，对今后的仕途大有好处。但这时朱祁镇并没有定名次的权力，这些士子们对小皇帝也就只是表面上恭顺而已。
而且没了落榜的后顾之忧，殿试的监考相比其他考试来说要松懈许多。朱祁镇在的时候，大家还要谨守礼法，明面上鸦雀无声，等小皇帝一撤，每个人都放松下来，交头接耳，嗡嗡之声响个不绝，探讨这次的题目怎么样，甚至交换试卷相互品评，把个皇宫大内变成了书友会的交流现场。
在一旁的锦衣卫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指挥使刘勉，于是在朝廷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科举三年举行一次，正统三年的这次是朱祁镇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竟然在殿试时出现这么不合体统的场面，怎能忽视？“三杨”老成持重，对皇家忠贞不二，他们认为，越是主少国疑，就越要维护皇家尊严，这些士子们在殿试时的所作所为，不但是舞弊，更是蔑视朝廷，无视皇上！
于是三杨内阁经过紧急磋商，在给太皇太后的报告里说，这次事件不但要处罚那些参与舞弊的士子，更要在朝廷里为皇上立威，而由三法司来执行的话需要走的程序太多，时间拖得太长，不足以产生震慑力，所以请太皇太后以皇帝朱祁镇的名义下令，由锦衣卫出面抓人。
锦衣卫可又逮着活儿干了，立刻缇骑四出，将编修谢连和监察御史赵全给抓到诏狱里。编修是负责看卷子的，监察御史有监考的责任，把这两个人抓起来，既坐实了舞弊的罪名，又维护了帝王的尊严，加之在外朝大臣看来，锦衣卫威势犹在，可谓是一举多得。
像这样由内阁曲折下令的事情，在朱祁镇亲政前，锦衣卫还干过不少。由于皇权出现真空，从而被迫和掌握实权的内阁合作，这也是锦衣卫不得已的选择。在权威的三杨内阁领导下，锦衣卫很少出现纪纲时代的恣意枉法行为，并且刘勉、徐恭这两个指挥使也是少有的几个史书上评价较好的卫使，《明史》上说他们“皆谨饬”。
不过这点好名声并没能持续几年。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十六岁的朱祁镇亲政。此时的朝廷里，老成持重的三杨内阁已经不复存在，杨荣已死，杨士奇告老还乡，只有杨溥依旧站立在朝堂上，可也已经快七十岁，在内阁的权力基本被架空，只是个光荣的摆设而已。从幕后走向台前，主导政务的是有明一代第一位擅权的大太监——王振。
朱祁镇刚登基时才九岁，年纪还小，他的奶奶——太皇太后——在和内阁大学士们商量后，决定每天只是象征性地挑出八件事写成奏章给小皇帝过目，他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治国之道，好为将来亲政做准备。
虽然朱祁镇父亲死了，但他身边的亲人并不少，奶奶、母亲、弟弟还都在，可在他登基之后，这些人一下子都和他疏远起来。母亲这时成了皇太后，不再和他住在一起，要见一面不但得提前预约，还得在一大票宫女太监的包围下隆重地行大礼，再也不能趴在母亲怀里撒娇耍赖——皇宫里的亲情都用问安、行礼、赏赐、谢恩等等冰冷的程序所取代了。
九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谨守礼法的皇宫给他的感觉却是冰冷和寂寞的。朱祁镇还是个孩子，他需要的情感，真正的亲人们给不了他，他只有从身边最亲近的人中去寻找。
此时在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无疑就是日夜服侍他的那些宦官了。其中有一位宦官，朱祁镇非常依赖，在寂寞的深宫里给了他心灵上的依靠，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代替父亲的人物存在，这个人，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
王振并非从小进宫，他年少时也曾饱读诗书，但屡试不第，只有靠教书为生。他不甘心就此在乡间埋没一辈子，曾经参与过一些不法之事，被官府判为流放之罪，适逢宫里到他的家乡招收宦官，于是为了逃避流放，同时也为了进宫赌一把人生，一狠心就挥刀自宫，干脆进宫做了太监。
王振入宫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加上识文断字，又有社会经验，谈吐见识绝非那些从小入宫、涉世未深的小宦官可比，很快就从一众宦官中脱颖而出，被宣宗朱瞻基选为内书堂的教师。
宣德年间，朱瞻基信重宦官，但苦于那些小太监都不认识字，登不得大雅之堂，于是在内宫开设内书堂教他们读书认字。开始的时候是由翰林学士之类的外臣当老师，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