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 第1部分

作者：夜行独侠



序章

断章一　天罗地网

“庄烈帝（朱由检）怀疑自己手下的大臣，（他用）王德执掌东厂，以惨烈刻薄的手段辅佐自己，吴孟明管理锦衣卫，只是随东厂意愿而动，不敢有着丝毫违抗。而镇抚司的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只要是士绅富豪人家，必定会有（缇骑）往来侦缉踪迹。所以（这些人）都早睡晚起，起来也不敢多说话，听说有厂卫的人来了，有如大盗登门抢劫一般……稍有拂逆他们的地方，立即百般构陷，找出只言片语的过失，往往株连多达数十人……”

——《明史·刑法志》

断章二　人情冷暖

槛车尘逐使车辕，一路知交尽掩门。犹喜多情今夜月，斜窥树隙照离尊。

——被杨涟连累，抓至锦衣卫诏狱的顾大章，写于押送京师途中。杨涟之事详见第六章

断章三　镇抚司狱

锦衣卫镇抚司诏狱不比三法司。诏狱设在地下，牢房的墙壁厚达数仞，即使隔壁声嘶力竭地呼喊也听不到。探视之人送进来的东西，必须经过好几次查验，如果送的是食物，犯人拿到手的不过十分之一。诏狱还不许点火，即使严冬，也得吃冷饭，穿凉衣。家人不但不能进入，也不许见面，唯一能见面的地方只有审问时的大堂，只有那时可以在堂下遥遥地看上一眼而已。

——明人笔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断章四　亡国之由

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

——明·沈起堂《明书》

一、皇帝的私兵

宰相太擎肘

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应天府也就是后来的南京，当年八月，明军杀入元大都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城，正式宣告取代元朝成为中华之主。

打下江山不忘旧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大封功臣，洪武二年正月，他还下敕给中书省，里面说道：“诸位文臣武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一生，开疆拓土，建立大明朝。遗憾的是，有些功臣含辛茹苦，但却过早地去世，令朕深感痛心。为此，朕命令相关部门，在鸡笼山上建立功臣庙，封其爵位，并塑像祭祀之。”

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朱元璋却别出心裁，在配享太庙之外，另立一个单独的功臣庙，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按功劳分成三六九等，供在功臣庙里受人间香火。鸡笼山功臣庙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郊，在朱元璋之时，就是位于首都郊区，得入功臣庙，在当时的文臣武将来说，乃是所谓从龙功臣莫大的荣誉。

从洪武二年诏建功臣庙，到洪武八年，功臣庙里一共供奉了三百零九位功臣。彼时已经死了的功臣塑像祭祀，还在世的则虚位以待。然而活人接受香火，总不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和死人在一起排座次受香火，莫不是也把我当成死人么？这种想法自然只敢在功臣们的心里绕一下，很快就得驱散开，更不敢说出来——又不是真的想死，何必说出来找死呢？

大明朝刚刚建立，功臣们分得高官厚禄，尤以中书省之官最为显耀，却也最为朱元璋所忌惮。我们所熟知的明初文臣之首莫过于刘基刘伯温，在民间传说中，此公既有济世之才，也有通天之能，五行八作、阴阳卜卦无所不晓，是个可与《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相媲美的神仙或者说妖人一般的人物。但实际上，朱元璋最为亲近和信赖的文臣却并不是刘基，而是李善长。

最先做上宰相位置，和朱元璋的皇权发生冲突的人，也正是李善长。

李善长在朱元璋的功臣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的际遇，正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功臣们的心理变化轨迹。

李善长投奔朱元璋那一年，已经是一位四十岁的小老头了。当时义军四起，有雄心者如朱元璋、陈友谅等等，内心都存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狂野想法，而对于李善长这样的文人来说，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当君主的材料，但和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一样，当时像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莫过于辅佐一位明君复兴汉家天下，成为千古留名的贤臣、名臣。

现在我们无从得知李善长如何度过他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他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问他：“我们现在到处打仗，你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天下呢？”

面对那位相貌丑陋，比自己小上整整十四岁的青年将领，李善长从容作答：“秦末乱政，刘邦起自布衣，他胸襟豁达，知人善任，且不嗜杀，只用了五年便得到天下当了皇帝。现在的情形和秦末相似，天下四分五裂，你是濠州人，离刘邦起事的沛地不远，山川相连，王气在你。若能效法刘邦，则平定天下不在话下。”

这一番话，既真实地看到了天下的形势——四分五裂；又展示了通向成功之路的方法——知人善任且不嗜杀；更重要的是，巧妙地恭维了朱元璋本人——朱元璋起自寒微，比诸刘邦还远远不如，刘邦好歹还当过个小小的亭长，家里不愁吃穿，但翻遍史书，境遇差不多而又成事的皇帝只此一位，所以就以刘邦作比。当然所谓家乡比邻，王气相连之类的鬼话，朱元璋内心未必赞同，但在李善长的分析之下，他的雄心自然更为膨胀。要知道那时候朱元璋只是濠州帅郭子兴帐下的一员部将，本分之心应该是辅佐郭子兴才是，而李善长竟然当面说出效法刘邦的话来，朱元璋不但不治李善长的妄言之罪，反而留下这个书生，从此倚为心腹，其心意究竟如何，可谓昭然若揭。

这一段英雄际遇，直可上追诸葛亮初见刘备时的隆中对，同样是对天下大势的合理分析和成功路线的正确把握，同样是君臣一见倾心，从此效忠不二。但时光已跃千年，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关系的善始善终，并不能套用在朱元璋与李善长之间。

李善长之于朱元璋，作用可比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虽然不曾亲身上前线去指挥过战斗，但在后方积聚粮草、举荐人才、处理政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朱元璋对李善长当然也极为信任，在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第一次大封功臣的时候，统共只封了六名公爵，李善长身为文臣被立为首功，位在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冯胜、邓愈之上。这六公中，除了李善长，都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将领（或者遗孤），为实现朱元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目标而冲锋陷阵，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六公中本应有常遇春的，但他在洪武二年就已经去世，朱元璋并不因人死而忘情，让他的大儿子常茂承袭了国公的所有荣誉。顺便一提，常遇春的女儿是皇太子朱标的正妃，而常家也因此在以后的靖难之役中左右为难，无从选择，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六位国公里有五员武将，在开国之时属于正常现象，但李善长以文臣之姿成为国公，且为六人之首，既可见李善长之功大，更可见朱元璋对他是多么的宠信。

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另外授予他免死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你要是犯了死罪，注意，还不是一般的罪，出示免死铁券就可以保命。而且“免二死”，可以犯两次死罪，保两次命！“子免一死”，连你儿子犯了罪也可以不用死。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们可以设想，从此之后，这面铁券必定被供奉在李家最幽深最重要的宗祠里，作为李家的荣誉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铭记大明皇帝的恩德，从而更为忠诚勤勉地为大明皇帝效犬马之劳。

当然，得到铁券的不只李善长一个人，“凡公侯伯封拜，俱给铁券。”——可笑的是，这道铁券日后看来，却仿佛是催命符，在洪武朝中后期的大屠杀中，有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都卷入其中。

且说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到处都是称王称帝的割据势力，但这些王呀帝呀的大多出身贫苦人家，不懂什么叫朝廷礼法，搁在我们大明太祖这里就更是如此——一个年少出家讨饭的游方和尚，他能懂得那么深奥的东西吗？

当然，既然建立了政权，进而自称皇帝，统一天下，就必须创建自己的礼法制度。朱元璋身边自然是少不了一大群文人谋士和儒学大家，不过大家都是元朝过来的，经过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虽然人心思宋，但现实是所谓宋王后裔的小明王韩林儿就是个娃娃，而他身边包括朱元璋在内的文臣武将，也根本没人能说清楚所谓正统汉家朝廷制度是个啥样子。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拿来主义——元朝怎么着咱们也怎么着。

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有样学样，除了一些特别为人所痛恨的种族歧视政策，行政规划、朝廷礼仪，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这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条。正是这一条，很快就成了太祖爷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几位宰相的性命，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也正是这一条，催生了对明朝政治生活影响至深的锦衣卫制度。

且说元朝的宰相，实际名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和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中书省权力很大，“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宰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基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枢，而深居皇宫里的皇帝则只管签字画押，可以说，皇帝可有可无，诺大个朝廷，离开了他也照样运转。

元朝之所以会出现宰相权力超级膨胀的现象，也和蒙元皇位长期不稳定有直接关系。有元一代，从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称帝开始，到1368年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被明朝军队赶出大都城，前后总共一百零八年，开国的元世祖在位三十六年，亡国皇帝元顺帝在位四十一年，而在这两个皇帝中间，仅仅三十一年的时间，竟然换了九个皇帝！这么算下来，黄金家族排排坐吃果果，九个皇帝，平均每人在位三年零三个月……皇帝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既可见元朝皇位斗争之激烈，也可从中看出，皇帝基本没有时间把握辽阔江山的真正统治权力——他们的精力都用在如何得到和保住皇位上了。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元朝皇帝放任中书省掌握国家大权，实在是出于无奈之举——争皇位时一般都要依靠中书省的力量，得到了帝位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还要靠着中书省，当然，也有几个想自己拿主意的，但这样的皇帝下场理所当然地都挺惨。元顺帝在位时间倒是很长，而且初期还有心理事，但当时积弊已成，早没有了回天之力——伯颜、脱脱这对叔侄权相，就都出在顺帝朝。

到了明朝建立，为了方便实用，各项制度基本都沿袭元朝，中书省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但以朱元璋之权力欲旺盛，面对中书省的权力几近无限，两者间的激烈冲突就无可避免了。

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僧直到君临天下，控制九州万方，朱元璋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如今天下既得，大事小事却不得专断，反而要受中书省制衡，在朱元璋而言，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再说反元起事成功，朱元璋身边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功勋贵戚集团，当年起兵之时，虽然不能像演义小说里那样，和各位兄弟歃血为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云云……但毕竟是真刀真枪在沙场上干出来的交情。军营里、吴王府内外，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李善长、刘基，等等，也曾有过把酒共欢，发誓患难与共的时日吧。千里行兵、风餐露宿，朱元璋能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有徐达、常遇春这班武将的浴血奋战，也有李善长、刘基那群文臣的运筹帷幄，要说相互间一点感情都没有，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念旧的，一条狗养的时间长了，死的事后，主人还免不了掉几滴眼泪，何况大家风里来雨里去的那么多年呢？

然而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开国皇帝为了皇位的稳固不得不大杀功臣宿将，纵观中国历史，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刚看到刘邦高筑金台拜韩信为将，转眼间，可怜的小韩却死在吕后的笑声里。或许有人要为刘邦开脱，刘邦起自地痞，初定天下时，面对的是群毫无礼法概念的功臣们和一心复辟的六国贵族，他因形势所迫分封功臣，可是分封制不适合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定礼法而杀功臣，乃是为了立汉家之威，为大一统王朝开创之时所必须当为。

同理可证，朱元璋也不是天性绝情之人。

李善长既然如此劳苦功高，那么官位最高的中书左丞相一职，自然非他莫属，这无关他本心如何，时势所在，他不做宰相，历数满朝，无人可做。

早在朱元璋称帝以前，自立为吴王的时候，李善长就是他的右相国——那时照搬元制，以右为尊。后来明朝建立，改成以左为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左丞相。他和徐达一文一武，作为功勋集团的两大代表人物立于朝堂之上。

明初比之元末，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对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非常大，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却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

作为中书省最高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为正一品，表面上和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大都督和左、右御史大夫才只是从一品。所以光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史大夫就比宰相要矮上一头。

加上徐达作为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在朝廷上能够一言九鼎的大臣就只有李善长了。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中的人分布于明初帝国政府大大小小各部门之中，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

即使李善长是个完人，面对如此朝局，也会有一时的得意忘形吧。何况他绝非完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微侵犯了他的权益，就被他安上个罪名给罢黜了。这样一个小心眼的家伙做宰相，必然会党同伐异。李善长是淮西出身，他所重用的也都是淮西人，在朝廷上，除了中书权重，还有一个淮西朋党的现象，李善长对于非淮西人士一向没有好感，我们所熟悉的刘基刘伯温，就是非淮西人士（他是浙江青田人，所以也被叫做“青田先生”），在淮西党的排挤下被迫告老还乡，离开朝廷。

面对这种情况，朱元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