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万人,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
然而郑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
面对言臣指责,郑朗淡淡说道:“诸位,征夏准备过程中,是陛下领手的,诸位相公皆知道,也参与了谋划,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对西夏熟悉,对军事善长。各位,不要再纠缠了。”
这是委婉的说法,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你们懂不懂?
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郑朗又说道:“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
说着举出第一个字:平!
“将军百战平天下,天下平定杀将军。”郑朗道。
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敢情是这个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确,由是壮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灭亡。唐室衰微,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由是灭亡,五代更替,十国动荡,民不聊生。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但想要国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杀功臣,光武不杀功臣,国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可以挑明了给虚位,给富贵,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将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何来英年早逝?即便成功灭夏,还有更强大的契丹,外敌未除,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黑齿常之、程务挺等勇将,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平非是平天下,还有公平之意。”
郑朗的话有些偏颇,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首先军费,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那会更苦。郑朗说冤杀武将,汉唐也有。再说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
第九百二十一章 林花谢了春红
郑朗这个正说得也有些偏颇,就是拿下幽云十六州,也不能就说北方没有了危机。主要还是内政,若非赵佶与蔡京,就是女真人崛起,宋朝也未必会灭亡。内政才是主要的。并且边境不告急,也不可能做到免去所有两税,甚至连两大专营都免去了,还能降低商税。
这只是郑朗为了以后宋朝有一个梦想,构画的大饼。
不然就此满足,宋朝还会走向衰败。
至于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郑朗没有再说了,随着话音一转,说道:“陛下,臣临行前还说几件事,一是教育,爱国教育。以前老臣读史书,常常疑惑五姓七家为何凌驾于皇家之上,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资源与教育。五姓七家掌控着庞大的资源,包括各种书籍与教育人才,唐皇室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特别是安史之乱皇室衰微之后,不得不重用五姓七家的人才,然而这些人才自幼成长与得到的教育,皆是自己家族给予的。因此他们将家族的利益排到了第一位。”
余下的不说。
宋朝没有五姓七家存在的土壤,但也有许多家族,包括士大夫家族,外戚世家等等。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列于朝堂上,也因为这个原因,不可能将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下。
郑朗话音一转,说道:“故老臣以为,朝廷以后可拨出一些款项,兴修学堂,资助贫困子弟入学,并且加强他们的国家至上理念,那么会有更多的范仲淹出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只有更多的士大夫将国放在家、家族之上,忠于国家,国家才能永久不衰!”
有些人脸上略略变色,但不能否认。
赵顼却额首。
郑朗未挑明,又转向另一件事,又道:“陛下,臣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分权与专权。”
在这里郑朗说得似乎比较轻巧,但可是一件了不得大事件,那不是分权与专权,而是集权专政与民主监督两种制度。
若说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在宋朝还不是很落后的,至少国家还需要强大的力量,以及君王的名份,用此维护国家大一统。但自宋朝起,也开始渐渐落后,包括宋朝的主动分权,重重掣肘架空,都是一种进步的伪民主体制。
但不是很成功,它的目标也仅是为了防止权臣产生,因此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地先进。
郑朗自少年时就在想找一条出路,后世有两条出路,一是集权专政,二是民主。但认真的分析后,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优点,集权专政无疑是贪污腐败的温床,长久执行下去,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会出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但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民主制度不能拥有的。民主制度监督更完善,不论怎么说,若是同种同族情况下,人权上肯定优越一点,但办事拖沓,而且政策很难有延续性,同时想执行真正的民主,需要很高的条件,否则后果比东施效颦更糟糕。
因此郑朗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如他在河湟执行的蕃候官员议会制,就是一种更大胆伪民主的尝试。但越想越糊涂,其实宋明已经实行了一些伪民主化制度,但是两个国家呢?清朝汉人士大夫连一个奴才都不如,但没有洋人入侵,有可能清朝还能存在一两百年。
若他真找到了,那么可能会超越孔子,成为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找了一生,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个真相。
真理非是在民主与专政上,而是在易经中。无论民主或是专政,它们只是阴与阳的区别,前者是将权利分化,以便形成相互监督,后者是将权利集中,以便减少掣肘。只不过一个民主一个专政,将它们具体化与细节化了。这才是它们的本质。
一味民主不行,一味专政更不行,实际郑朗已经在做了,进一步的分权,包括割去宰相的部分权限,以免国家出一蔡京张京,马上使国家走向衰退。同时将各部司权利明确,使各部司权利与职责相对而言集中化。又设立了一些部门,加强了监督职能。还有防止各部司独立,妨碍国政,扩大都堂会议的规模,以便各部司纵相了解,更好的处理政务。
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各部司职责比以前更明确,也许权利增加了,但也不能扯皮了,再加上增加了监督体制,做事更难。特别是两府与三司。自己在朝堂利用强大的威信调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若自己不在,弱执的宰相必呆不长久,强势的宰相为之烦恼,必一步步象王安石与韩琦那样再次将权利集中。
但权利集中更不好,易经重阴阳调节,制度也是如此,集中权的国家必须重监督,减少不公现象,公权重的国家必须重视行政延续性,减少种种掣肘。
在宋朝那怕出现所谓的伪民主机制,也不能忽视监督体制,但得将它们职责说出来。
于是在离开朝堂前,郑朗索性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当然,郑朗不会说民主,民做主,皇上往哪儿搁?所以只说分权与专权。
赵顼道:“郑公,请说。”
“陛下,专权是权利集中,容易产生权臣误国,又因缺乏监督,官员胡作非为,社会不公,若君明相贤,国家大治,若君昏相邪,国家迅速灭亡也。因此祖宗对各臣职权进行了层层掣肘,进行相互监督。然而说黑白容易,说对错何其之难。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复杂性,以前老臣与范仲淹有过一番谈话,老臣说人性怎能用黑白来区分,正如同天下的颜色,有赤有橙有绿,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光彩。人性也是如此,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来区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人才是万物之灵。臣为分权与专权考虑了很久,也在改制中实行了一些条例,但世上没有单纯的颜色,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特别是都堂会,老臣扩大它,是为了有一个横向了解,群策群力,取消补短,补漏拾遗,使决策更完美化。但有好的一面,必有坏的一面。都堂会再加上监督机制的扩大,容易造成相互掣肘,办事拖拉。因此老臣最后提议,若是各部司决策为其他部司反对时,交给陛下决策。陛下不能决策,在各部司不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决策又是在各部司职责范围之内,那么就必须执行各部司的决策。”
这也是郑朗一惯的做派,做比说好,争执不下时,不能耽搁做。不然各种政务就扯皮了。
“还有就是各监督机构与言臣,他们职权是监督各官员的德操,与国政的执行利弊,而非是决策与执行机构。言臣有权臣弹劾,但不能干涉各部司的决策与执行权,各路监察司有权督促各州县官员的德操与吏治,但同样不得凌驾于各州各县官员之上,粗暴干涉各州县的政治。”
赵顼点了一下头。
郑朗在没事,不在了,必须将这个轻重说清楚。不然有的言臣同样无法无天。
郑朗又说道:“陛下,老臣说的第三件事就是易。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或物,同样没有永世能存在的制度,就说陛下与老臣,还有诸位臣工发起的熙宁变革,对我朝立国以来种种弊病进行了治理。如今无论经济,或者军事,或者各官员的操守,比以前要好一点。然而为了减少争执,牵让太多,种种改制执行得不彻底。也许在一百年内,只要君明臣贤,它还能是一个治世法策。但过了一百年,又会产生新的弊端,那怕是诸监的契股制度。然而改制更难。熙宁改制侥幸勉强成功,若不成功呢?国家分裂!”
郑朗郑重地说道。
不能说宋朝没事了,就是眼下还有一些危机存在,但是郑朗不敢碰了。
而且改革成功,郑朗利用了金手指做了让利,后来者有没有这个金手指?并且郑朗站在历史的高度,后来者有没有?
“后世子孙想要我朝立国千年万年,必须不断的调节,可每次调节都会牵连甚广,一定要小心啊。唐初说立国难或是治国难,老臣在这里说一句,立国难,可治国更难!”
这也是郑朗最后交待了。
说了军事,说了制度,说了改革。
然后又说道:“人君是国家重中之重,一怕残暴,二怕愚昧,三怕南唐后主那样分心于小道,可是李后主小令却是天下无双。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诸位,老夫自十七岁为臣,深受章献太后、仁宗与当今太后陛下的宠爱,因此老夫省怕出了差错,这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如今也老了,时光过得真快啊,老夫即将离开京城。如今国事就交给诸位了,望诸君努力。”
郑朗辞去相位,这一回是真的辞去宰相,两府权利将会来次重新大洗牌。
并且郑朗这个正与平,还有三条交待,也未必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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