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二十未必，但是全国有三百多个州军，一千多个县城，还不够，因为人口稠密，许多墟市已经上升为镇，例如郑家庄，如今在编制上已成了郑镇，还有苏州的梅李镇（常熟），舒州的石闼镇（安庆），其规模远远超过一般的县城，与中等州城相仿佛。城镇人口比例百分之十五肯定是有的。郑朗又道：“还有散于农村的桑农、织农、果农、寺观、兵户、渔户、匠户、官户等等，他们皆不以耕作为主，或少量耕作，这个比例是否超过了三成以上，三成以上就是亿石粮食的商品流动，价值在四五千万缗。但百姓所购买的岂止是粮食，衣食住行，样样必备，粮食仅是食的一部分，它所占的比例不及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平均征百分之五的税率，全国一年能征上来多少商税？”
“且不说商税，再说两税，真宗时统计在册的耕地面积就有五百二十多万顷耕地，实际当时已隐隐接近七百万顷，如今垦出来的耕地何止一百万顷，是否有八百万顷之巨？一亩地征一斗粮食，就是八百多万，实际一亩地征税户人何止交一斗，重税区交一石也不止。陛下，还记得去年清查吏政时无为军那个王仕霖吗？”
“记得。”赵顼摇头。
无为军自从大肆开江东圩后，成为全国主要的圩区之一，圩区粮食高产，又经多年培育良种，一亩地两季粮食产量渐渐上升到五石半。于是知军王仕霖变着名堂征税，京官下去调查时，居然一亩地征到两石二斗的高税，也别指望一起上交给了朝廷，许多账目查都查不清楚，结果彻底撤职，永不录用。这是江东圩，若是放在北方，两季产量有可能不及两石，前面一征，后面估计百姓会全部暴动了。
郑朗的意思大家也就清楚了。
也不用多，将所有商税真正交到朝廷来，一年最少仅商税就得到七八千万缗，而非是现在的两千万不足，若是没有隐田，所有两税真正交到朝廷，最少是一亿多，一亿多少，无法计算。两者凭空就增加了一亿多巨，再经过一些微调，节约开支，马上军费又省了下去，银行司又出来了，两年时间，天下欠负就没有了。
但是可能么？
郑朗又道：“陛下，还有诸位臣工，臣在少年时幡然醒悟，用功苦读，当时想的是什么？”
“是什么？”赵顼很好奇地问。
“考一个功名，有了功名就不会入狱受辱，有了功名，就会让家中的耕地与产业免税减税，自己可以安心享用这个太平时光，看看书写写字作几幅画，或者偶尔弹琴，闲逛于山水之间也。臣那时心地不会太恶，但为何也产生这个想法？”
大家一起无言，多是从这一步过来的，也多产生过类似的想法。
“过度的侵袭国家利益，国家必然贫困积弱，过度剥削百姓，百姓走投无路，必然揭竿而起，休说我朝的各个大户豪门，唐朝五姓七家何在也？道理是这个道理，可身在这个局中，有几人能跳出来看透？”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又压得大家不能作声。
郑朗看着王安石说道：“介甫，你想法很不错，商人逐利而行，但缺少商人又不行，无商不活，因为商业发达，我朝才比其他朝代更富裕。因为商业发达，东南远比西南富裕。故我南下时，第一任务就是打开江南西路到两荆的道路，使之商业能够更加流通。但商人是逐利而行的，因此品德稍稍低下，越是大商人越贪婪，不顾国家，不顾百姓，反正他们苛民，又削国，甚至连税务也不想交纳，于是君直接将这个经商权夺过来，是吗？”
“郑公，我也没这个胆子，只是调剂国家一些需求，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不管什么用心，君用心是良好的。这样，我先说桑弘羊与商鞅二人，史书多卑之。但史书皆是人写的，必然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司马迁写《史记》。因汉武惩其替李陵辨护，将其宫刑，故在史书里对汉武许多做法进行怦击，又数次讴歌黄老无为而治。但文景与仁宗真是黄老无为而治？若那样，我也不会因仁宗而折服，如此奔波一生了。”
赵顼笑了一笑。
“因为商鞅变法与桑弘羊变法，皆损害了许多权贵利益，故以后士大夫记载史书时多耻之！实际公平地说，没有商鞅打下的良好底子，就不可能出现秦朝统一六国。当然，法治可以强于六国，却不能安宁天下，故秦也亡于法治当中。若没有桑弘羊及时变法，汉武晚期，已经国穷民困，国家就不能平稳渡过危急时刻，即便霍光当政与汉宣执政，也多用其策。最少没有桑弘羊，何来我朝的几项专营？”
苏辙道：“郑公所评公正也，不管商鞅与桑弘羊对错，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
郑朗白了他一眼，心里说道，小苏，你能保证你现在想法不变吗？这时，太监也将存档找了出来，带到都堂，郑朗将存档传递给诸人，又说道：“改革必然伤害一部分人的损失。若不敢得罪权贵与士大夫，越改越乱，反而产生更多的苛政害民，不如不改。若想使国家受益，普通百姓受益，必然要将士大夫与权贵那部分利益拿出来，进行重新分配。但……得罪了这一群体会有什么后果？好难！这近两年来，我绞尽脑汁，若不是本就白了头发，现在估计也急白了。”
富弼腿有病，今天未上朝，曾公亮吕公著不用看了，郑朗也不用看，直接到了赵挕⑼醢彩种小�
第一就是青苗法。
这项变法早就实施下去，随仓法一道实施的，不过郑朗将它当成辅助变法，一不得向三等户以上发放青苗粮，以五等以下户为主，四等户除救急，例如家人生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才可放青苗贷。主要还是五等户，吃了早上没晚上，青黄不接时，一份青苗贷出来，一家人生机就有了。至于三等户，需要吗？若放，要么成为苛民之举，要么被挪用过去，当成放民间那种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三百的高利贷。第二条就是不计政绩，以免官吏生事。
因此青苗法实施后危害很小，几乎忽略不计，不过仍产生一些弊端，随后郑朗派官吏下去盘查。看到盘查得严，若向五等以下户发放，又担心收不回来，于是官吏不欲生事，一个个不放了。青苗法不久后荒废。
为此朝堂上曾经产生过一些争辨。
郑朗做过解释，无他，缺少良吏。不要个个指望他们象包拯赵挘鞘遣豢赡艿摹�
若想用它来生利，向五等户发放十分危险，十之二三收不回来，那么官吏不会向五等以下户发放，而是会象四等以上户强行摊派，必扰民！要么用它来做善举，当时郑朗还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剖析，但说了一句，富人未必都是坏人，穷人也未必是好人。穷人当中也有地痞无赖，这是必然。就象四川出美女，当真个个都是美女？发放高利贷者敢放，为了收贷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朝廷能不能这样做？不能！不能这些债务必收不回来。还有一些百姓穷得揭不开锅盖，又如何偿还，或者朝廷与那些高利贷户一样，逼着这些穷困人家卖儿卖女？这还不是可怕的，一旦大笔债务收不回来，许多官吏必然心动，借烂债为由，大肆贪污。
是善政，但是一桩不能执行的善政。
当然，史上王安石执行了，也不要讴歌，虽朝廷每年增加好几百万缗收益，救助百姓的少，多是强行摊派的结果。
吴育在洛阳也做过类似的举措，让言臣弹劾了，不管对错，吴育成功了，也收回来了，但那是吴育，仁宗朝时有名的清官能吏，象吴育那样的大臣能有多少？
这个争议略有些轰动，因此郑朗写了，未彻底执行，甚默视青苗法荒废，王安石知道原因，于是往下看，第二条便是均输法，第三条便是市易法！
第八百四十四章 曹国舅
对司马光与王安石，有人倒，有人挺，公平地说，用心皆是很良苦，但皆办错了事，严重一点，他们是宋朝走向衰退的罪人，远胜于治平时的韩琦与欧阳修。
但郑朗还是很感谢这个学生。
王安石变法让他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一面，例仓法、农田水利法，坑矿的二八分制，不过郑朗将它变成三七分制，朝廷受益更大。免役法与保甲法也是从史上的免役法与保甲法进行改良过来的。
第一次改革，改的是体制，与王安石变法无关，新商税法更无关，但裁减官吏，却也是借鉴了王安石与宋孝宗的一些措施。
第二次改革，改的是军制，团制度与选拨制同样与王安石无关，裁兵多少也借鉴了一些。
下面第三次改革大多数与王安石还是无关，还是监鉴了坊场河渡钱制。
王安石看完，又重新看均输法与市易法。
自均输法出现后，变法就开始遭到大家反对，但王安石遭到反对的非是均输法，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市易法，第三是免役法，第四是保甲法。因为发运司供给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病，发运司权限不大，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京师诸库存储以及各项物质的需求，又无掌握诸路上供物品的权力，导致供求脱节，形成严重的浪费。
均输法就是针对这一时弊而去的，加强发运司的权限，让发运司总揽东南六路（两荆、两江、淮南与两浙）财赋，兼管茶盐酒矾税收，将权利集中，管理集中，又能周知六路物资生产与京师需求的情况，机动地向民间购买一些物资，一可以满足京师供给需要，二可以为朝廷谋财。
主要是粮食，以及一些百姓的生活日用品，并不是所有商品，因此朝廷从内库拨出的资本乃是五百万缗钱与三百万石米。
侵害了一些商人利益，但不严重。
而且它并非创举，乃是祖宗之法的籴买制与折变制的沿用与扩大化。
故初执行时反对声音很多，可执行后反对声音越来越小。
在仁宗朝不行的，危机没那么重，更没有取得支持的空间，此时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郑朗担心的是后面一法，市易法！
其实也执行了，乃是在渭州执行的，当时郑重地与赵祯一再申明，只能在渭州特殊的情况下执行，就是渭州也不能长久执行，不然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何谓市易法，史上执行时有很多措施，实际简单一点说，就是国家开办的一个超级大买办公司，史上资本有多少，前后投入达到一千两百多万缗钱，唐朝的半年国家总收入，契丹的两年多国家总收入，西夏还不知多少年国家总收入，做为资本，涉及到各个商品领域，国家一插手就是垄断的，后世也许地球人都知道一但垄断，意味着就是暴利，但是否赚了钱？
赚了，十五年利息九百万，失陷七八百一十万缗，实得一百二十万缗，一年不足十万贯，那么大规模，不知道得罪了多少权贵，动用了多少官吏，一年所得还不如一家樊楼所得！
王安石将奏折传递下去，问：“郑公，难道它不对吗？”
郑朗道：“不急，我先说条例司。祖宗法制，政军财分治，以免产生权相，但因此分治，有诸多不便，以至富弼曾一度在庆历战争时要求两府联手。若有明君，宰相又能力，例如仁宗，宰相又是吕夷简与庞籍，相权集中，政令会更加通畅。但若是唐明皇晚年，李林甫之流呢？”
这个很关健。
王安石就曾在韩琦基础上，进一步将相权集中，改革容易了，司马光上台，相权集中，废法也容易了，然后一批批来，再改再废再改，直到蔡京，一切结束，一起逃到西湖边直把杭州作汴州。
赵顼眼中也闪过一丝警觉。
他与高滔滔对郑朗最欣赏的地方，不仅是理财本领，还有不贪权，主动分权。皇权可以让出一部分，但相权也必须让，否则皇室地位就会很危险。
郑朗又说道：“我朝制度与唐朝不一样，立国时久，已自成系统。介甫，你用心是好的，让两府兼管着财权，以利于第一时间调动。但因为这一撬动，会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倒塌。先说两府，你提议让东西两府参与，西府仅有军事权，与民权无关，与财权无关。西府插足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早迟这个财权必集于东府。东府就这么几个相公，不可能让宰执一一参与，按照制度只能归于司农寺，司农寺与三司峙立，结果无用置疑，因为身后是东府，三司迟早被架空，失去存在意义。既然没有作用了，国家不可能留下一个雍肿的庞大机构存在，早晚裁去。一旦三司裁去，东府又有诸多不便，朝廷只能恢复唐朝的三省六部体制，重新恢复户部职权。”
曾公亮等人额首，这不是假若，细细推理，是谓必然。
“唐朝户部职能没有问题，在我朝就会出现许多弊病，如自国初就存在的内库机制，还有朝廷的一系列钱物系统，御前钱物，诸局所钱物，取索支用，各不相照，原先三司的存在是形成一些掣肘与浪费，冗慢政事处理能力，可因为有三司这个独立机构的存在，能兼顾四方。放在户部，我朝已权空的户部能行吗？户部不能制，利权一分，用财必无节制。难道再来一个制度重组，彻底地恢复到唐朝时那种机制，包括内藏库也撤消了？陛下，你让不让内藏库撤消？”
“哈哈！”赵顼不知怎么回答，只能干笑两声。
这个问题是几乎大多数史学家忽略的严重问题，事实它确实就存在了，其他变法或者有好有坏，但在这个条例司上，王安石变革带来了一系列恶性循环。
“实际前年改制，强化各司各部职责所在，就是针对冗政而去，提高处理政务的效率，让政令畅通，对祖宗家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三司是有一些弊端，条例司也有它的有益一面，但不能牵连到两府，必须保持三司的独立理财机制。若嫌冗政与浪费，可以将三司勾院（掌三部金谷百物出纳账籍）、都磨勘司（验勾三部出入）、都主辖支收司（掌已支未除物官物，籍报有司对除）、拘收司（支收财利未结，籍其名件督之）、都凭由司（覆视部支官物无虚谬）、开拆司（富敕诸州申牒，以放勾凿催驱受事）、发放司、勾凿司（勾校三部账薄）、催驱司、受事司、衙司、三司推勘、勾当诸司集为一部，再次进行整合，以便最大限度铲除三司内部滞政，财政不明现象。但它只能在三司内部进行。”
吴充道：“这个倒是可行之策。”
也不能将王安石所有提议全盘否定，三司部门太多了，除了上面的三司总辖，还有三部，每一部下属又有许多官员，再加上十几个掣肘监督的诸司，纵然郑朗进一步明确各司职责，仍然让人头昏脑胀。
这就是宋朝进一步的掣肘架空重叠结果，三司成立后自宋太宗到仁宗陆续塞了许多司进去，实际这十几个司有许多司许多权利是重叠的。
郑朗改制，依然让宋朝机构分权，但一边在分，一边在明确，在分的大前提下进行最大限度的集中，以减少冗政与冗官。
不过若是将这十几个司归于一个部门，就要动大手术了。
赵顼思考了一下，道：“准，王卿，你拟一个策子上来。”
最少比将财权又重新划到中书要好，但还是交给了王安石处理。
“喏。”王安石答道，又问郑朗：“郑公，还有呢？”
“若是均输，所动商品不多，倒是可以协商，若是市易，那是万万不能。”
“为何？”
“新商税实施会增加几何？榷茶几何？”郑朗不答，反问了两个问题。
赵顼有些蒙，看着郑朗，郑朗拿来笔墨纸砚，写了一行字，递给赵顼。赵顼不解地看了郑朗一眼，先行起身，奔向后宫。王安石在沉思，郑朗薰陶未必不起作用。
起的，只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士大夫，看到国家窘迫如此，心中发急，这才抛出条例使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