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再分一分，有德于人，而无求于人，也就是百姓常说的做好事不留姓名。当然是好事，接近圣人的境界，可几个人能做到。第二是有德于人，求用于人。还有一种，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这会是所有人痛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却不少。孔孟还有一种情况未说，便是人有德于我，我非但不报答，反而去害这个德我之人。
一与四对立，二与三对立。
但一与二同样在对立，又互相生依。
这便是忠与恕。
可这个忠与恕也没有绝对的，德到何处，用到何处？
因此这个忠许多人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实际存在，只是存在时掺杂了许多恕在里面。而恕又掺杂着一些忠。毕竟相比于知恩回报，先赐恩后求报又要高明一点。
因为没有人系统地去想，最初的忠退化，变成忠诚的忠。
这样想是错误的想法，夫子说的君臣父子，臣是子是仆，不能说老子不好或者贫穷，儿子就不养老子，大臣也是如此。这有一个主从关系，因此真正的忠臣不指望君王赐予什么，也会老实替君王做事，进谏劝正，治理救民，安邦强国。这才叫忠臣，或者换成范仲淹那句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范仲淹说错了，古仁人之心不是这个心，古仁人的心范围更广，但这正是忠臣的心。
还不能称为忠，仅是忠的一面，忠臣的忠，还有忠于己心，忠于朋友，忠于立人行事，不求任何回报去做善事德事，才是真正的忠。
不过夫子与孟子明显感到这种忠肯定不能推广，因此多推广恕道，或者介于忠恕之间的那种德操，以己所欲，譬之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
但忠不是顺从，是立正立德，用于忠臣不是让大臣诌媚皇上，那是谓不忠，乃佞臣。真正的忠臣，不为自己官爵着想，皇上做得不好，就得进劝，不要怕皇上恼怒。要让皇上做一个好君王，治好国家。那怕被皇上砍掉脑袋都不怕，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那么一个大问题来了，按照郑朗这种说法，韩琦与欧阳修那种行为算什么？
这才说道心。
夫子时常说道，但这也是道，那也是道，并没有说清楚。那么何谓道呢，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宇宙万物太过复杂，谁能将它说清楚呢。蚁有蚁的道，走兽有走兽的道，人有人的道。
但道殊归一，大道只有一条，越是圣人，离这个道就越近。例如儒家这个忠与恕，再看吕氏春秋，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道理差不多，杂家吕不韦出自商人，功利心很重，因此不说德仁，而说毁之累之，踣之举之。落下乘了。
还有老子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衰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差不多。周书也说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法家的韩非子看到这句话，见猎心喜，也将它拿来引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老子出世，因此说得有些消积，孔子要入世，说得积极，还有几个原因，鲁国小，尊崇周室，鲁国才会平安。因此夫子不喜战争，于是隐隐感到有仁有义，多说仁而少说义。礼多说礼仪与尊卑，而少说战争。其次夫子直接从周王室吸取营养，学的乃是王礼，而且无论周王室或鲁国强行使天下诸候臣服了，于是多用说教。
这造成夫子的一些不全面性。
但夫子隐约也知道仅说教没有用的，写了一些义，一些威，还有中，只是不多罢了。
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
以及最初的金刚经。
金刚经很少谈因果报应，多说节制自己欲望修心修道，这个节制，是为了修道心的，还是儒家的恕。还有一件更更赤裸裸地表明释迦牟尼的这种道，多少财宝都不稀罕，只要颂读传扬这本佛经，就积下大功德了，颂读传扬佛经用义就是广大佛门的，有所求还是恕。虽然后来释迦牟尼感到这种自相矛盾，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语遮掩，但干嘛说了十几遍？
那么何谓道心，实际儒家的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礼为法，便已经接近这种道心。当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心。故夫子说了大半天，越绕大家越糊涂。老子索性来了一句，玄之又玄。释迦牟尼也索性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变成了自相矛盾的空。
他们要做圣人，郑朗不想做圣人。
所以说只要将这个中把握好了，就能接近所谓的道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也就是这个中。而不是仁爱的神马，别的不看，看到宋朝就知道一味仁爱惹来什么下场？对契丹仁爱了，是没有开战，但为什么还要在河北河东驻扎二十多万禁军？为什么庆历时又让契丹狠狠地勒索了一顿？
再看西夏，不但给其赏赐，给其赐币，帮助他们平灭没藏讹庞的叛乱，这两年李谅祚是如何回报的？
还有交趾，同样如此。
仁爱了，铁杆朋友在哪里？
因此这种墨家式的仁爱不是道，真正的道乃是这种中。以仁为主，以义为节。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不是郑朗说的，而是礼记里的话。
打了一个耳光，忍受一番，对其劝解。第二个耳光打来，再劝说一番，加以警告。第三个耳光打来，还能忍受么？操丫的上吧。
这才是真正的有仁有义，有爱有节，也才是真正的道。这一点唐朝前期做得就比宋朝好，以仁为主，对番邦从不排斥，但不服的，牛人猛将精兵就操兵器过去了。因此万邦来朝，一度让高加索山区的白人种，以及堪察加半岛上的夷人都不远万里来朝。看看现在呢，若不是因为平安监，连倭国都不派使来宋朝朝贺。来了，几个野和尚，或者来借种的倭女。
太软弱了，非是道，而是如孟子所说的畜牲。写到这里，郑朗想到前世。不知如何发展的。看似在施以道，那不是施道，是在自取灭亡。爱心施下去了，为什么盟友在叛变，中间国变成仇敌，四面敌起？太软弱了，皆认为可以欺负。
其实真正的道不是这样的，比如将那个小菲胖揍一顿，或者其他的小国家狠扁一通，对其他国家再拉拢，有恩有威，道便有了。若不然继续下去，小菲越来越猖獗，倭国与老美以及阿三认为小菲都能骑在头上，胆子越来越大会。最后不是软弱换来和平，而是换来大战特战，甚至都能被瓜分掉。
写好，再进行润色，然后将它直接刊登于报纸上。
文章前面一出来，后面就引起更大的反响与争议。
郑朗并没有对道释表示排斥，但无论是道家或者佛教子弟一起反对，什么，竟然说释迦牟尼与老子没有得到真正的道心，于是用言语糊弄世人？
这个不要紧。
有许多士大夫不喜道释占地侵田，直接喊出灭佛灭释。
郑朗多少点出它们的一些积极作用，比这些喊打喊杀的士大夫要好得多。
但在儒家中反对声音不大，比起早先那些激进新奇的说法，郑朗此时儒学九成与夫子的思想接近，再看三先生与书院的五先生，他们将夫子的思想篡改得更多，也未有多少人反对。
相反，许多人认为是美谈，不管承认不承认，郑朗少年悟道一事很有名气的，直到今天，才悟出了这个道心。对与不对不要紧，但绝对是一件佳话。可也有争议，郑朗写了忠恕，用许多文字来写这个忠，还有忠臣。
与朝堂一对照，有几个大臣是忠臣？
当然，儒学修到这份上，郑朗毫无疑问，已经走进儒家一个大家行列。
高滔滔也在看这份报纸，洋洋洒洒的，近两万言文字，整整占了京畿晚报的一个头版。
看后高滔滔叹息一声，郑朗认为真正的忠臣很难做到的，但大家至少要做一个恕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可是纵观许多士大夫，口称圣人大义，然而连恕臣都做不到。
忠臣还是有的，例如范仲淹，郑朗也能算一个，但丈夫这个脾气，能用郑朗吗？高滔滔有些失神。并且她还知道一些事，国家财政紧缺，只好向富人借钱，这两年年年在借，这是前些年从未有过的事。不管韩琦是忠臣还是奸臣，至少在经营上，差了郑朗好几筹。又不知如何劝起。
想到这里，她对太监说道：“将长公主喊来。”
“喏。”太监退下，来到济宁观，将赵念奴喊进内宫。说了一会儿话，俩人关系不恶，即便因为赵曙产生一些隔阂，但还是说得来。
过了一会，高滔滔问道：“奴奴，你可知郑公修儒学要修到什么时候？”
“皇后，我也不大清楚，只听到他与书院几个先生交谈时谈到修礼，打算明年夏天结束，有的留下来以后再修，然后秋天与几位先生一道修儒家史。”
“为什么要留一部分到以后修。”
“礼讲的是制度，有国家制度，做人行事制度，郑公他还没想好。”赵念奴犹豫的答道。
高滔滔眼睛亮了起来。
明白郑朗心意了，终是放不下的，赵念奴说得不清不楚，可是高滔滔听得很欢喜。这才是忠臣嘛。但又再度愁上心头，如何说服丈夫呢？赵念奴也没有想到其他，就是高滔滔待她不错，也感到有些生份。对曹太后，她也不大喜欢，若没有曹太后，就不会有这个不孝的哥哥上位。之所以时常进宫看一看，乃是生母苗贵妃还呆在皇宫里。因为遭到排挤，闷闷不乐，若不是赵念奴时常回京到宫中看望，连话都懒得说了，否则赵念奴连这个皇宫都不想进来。
回去后，就准备返回郑州。
大戏上演。
先是范镇草诏韩琦的迁官制书，用了一个比喻，说韩琦是周公，有没有讥讽的意思，不得而知。
吕诲于是弹劾，不当将韩琦喻为周公。
这个问题来了，韩琦做了周公，难道让赵曙做周成王？于是韩琦写表求辞退相位。不当真，若想退，学富弼，一表不成二表，再不成，二十表，保证退下去了。
这个退表乃是一个高姿态。
范镇批语，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周公不去鲁国就国，是协助周成王治理周国，使天下继续臣服周朝。意思你韩琦不当退，退出去仅是一个郡守，不当，还要留在中书，继续为国家效力。
从字面上说起来是这个意思。
当时韩琦与欧阳修还认为范镇是“好人”，也就疏忽过去。直到范镇反对拥立赵允让为皇考后，欧阳修与韩琦才醒悟过来，范镇与他们不是一路子的人。
韩琦为了让赵曙达成心愿，将台谏大臣削减，或者派往契丹出使，一些大臣不满，正好郑朗那篇长文出来，许多士大夫议论韩琦是周公与霍光。范镇没有写霍光，不然早就下去了，写霍光太明了。
这一议论，使韩琦与欧阳修又想到范镇的那条批注。
非是年底的批注，过去了近一年时间！
居然将此事翻将出来，欧阳修在赵曙面前说道：“范镇以周公待韩琦，是以孺子待陛下也。”
欧阳修记仇了，赵曙更记仇，派人将存档找来，一看大怒，将范镇外放到陈州。不管怎么说，欧阳修做得太过份，你自己以文坛宗师自居，平时口颂圣人大义，这种小人的事怎么做出的？
范讽前面发配，后面引起群臣喧哗。喧哗的结果，又使得韩琦与欧阳修做下一件更加大逆不道的事情出来。
第八百零四章 倒计时（一）
范镇下去，暂时没有人知道真相。
言臣们没有说话，倒是知道真相的韩维最先开口，此时韩维乃是知制诰，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皆是两制官员，平时与范镇交好。
范镇下放，韩维奏事于便殿，说道：“人君好恶，当明见赏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则风俗可移。”
以前多个大臣对赵祯也谈到这个问题，赏得有功赏，罚得有过罚，为什么赏，为什么罚，诏书写得明白清楚，大家一看，原来是做了这件事赏的，大家一起学习。或者做了这件事罚的，大家以后一起注意，避免再犯错误。
若按郑朗意见，此举不可取。
因为情况在变动之中，例张咏治蜀可以说是无几个能比，但那条赈贫措施，给券春夏赐米钱，最后反而了弊病，韩绛下去才将它改正。
但有一个时间效应。
就象老子说，宇宙本来是无，再到一点，然后膨胀，最后塌陷，还是还于一，还于无。符合宇宙形成观。说得对，可是这个过程不知几亿几兆年才能实现。
人类文明史才几千年，想几亿几兆年后的事干嘛？
因此韩维提议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一切公开，就不怕人主与首宰以好恶用人。积极意义远远大于消积意义。
或者换成郑朗另一句话，以事对事，不以人立事。
又说，圣贤思虑，不能全无过差，假如陛下误有处分，改之则足以彰纳善从谏之美。不怕犯错，就怕犯错不改正。君子知错能改，是美事。
又说，范镇诚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当函容以全近臣体貌。陛下前黜钱公辅，中外以为太重，今又出镇，而众莫知其所谓，臣恐怖自此各怀疑惧，莫敢为陛下尽忠者矣。
宋朝祖宗家法，不以言事而为罪，即便将剑阁烧掉，也不过乃是一个老儒发狂也。范镇做了什么，写了两次周公，这算什么罪名？如果仅是写了两次周公就定罪的话，以后指不准会有指鹿为马的事发生。
书上，不报。
范镇下，得有人来顶缺。
国家大黑窟窿有多大，能达到一年支出达到近两亿四千万缗。要知道庆历战争时最高峰一年国家支出还不足一亿九千万缗。这个黑窟窿巨大的让人无法想像。
后人有人说赵顼与王安石不好，不错，做得太急了，可换谁谁不急？
这是在宋朝，若是在明朝，一年两亿多缗钱的支出，往明朝可怜巴巴的财政上一压，就是神仙嘉靖恐怕也得会急得上吊自杀。
这个黑窟窿是多方位炼成的。
比如执政不作为，造成大肆的浪费，比如偏巧去年水灾，马上今年又有旱灾，比如是赏赐过度，比如说是连续几年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大丧大赐，比如西北正在开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冗官。
庞籍在世时就开始弥漫了，让庞籍控制下来，并没有增加，但也没有解决。庞籍病后辞职，虽偶尔进中书帮助，终是离开朝堂的。冗官现象在蔓延。据史书记载，京官多了一倍多，州郡县的地方官吏则多了三倍有余。
本来两千多万缗就将官员打发，虽然多出来的官员多不是差官，仅是职官，也要发工资的。再加上赏赐泛滥，现在有可能得要五千万缗或者六千万缗钱才能解决。
还有呢，官多阙少，也就是官员多，可真正的差职很少，怎么办？于是一个个奔竞。也就是走后门。奔竞之下，腐败丛生，官场黑暗。朱熹就客观地说了一句，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才开始是好的，但后来全部不行了，实际不行的，不但有富弼与韩琦，还有欧阳修与文彦博。
这几位君子富弼美在德操不失，执政相仿佛，也不好。这几人执政能力到了后来，不要说不及吕夷简庞籍，就连贾昌朝刘洙陈执中之流都远不及之。
郑朗知道这个黑窟窿所在，但认为自己与赵祯合力，打下了一个好底子，情况应当没有史上恶劣。
他有些低估。
因为他隐约地号召，反对声音比史上更大，掣肘了韩琦，使韩琦与欧阳修更不敢作为。真到了无为而治，国家也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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