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很热的下午，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持了我父亲的书信来找我，穿着打扮像极了我出生时的那个年代人们的着装，提了一个现在很难再看到的黑色人造革的提包，头发长而密，眼神中能看出藏有很多愤懑。我的这位老乡自述以前开超市挣了点钱，之后在西部某个地级市与人合伙承做市政工程，他很气愤的说，快到了见效益的时候，合伙的那个人黑了心了，伪造了假文件把他告上了法庭，20多年的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谈话中也许是事关切身利益，他音调极高，语速极快，谈到当年有钱的时日，神色里陡现一种张狂的霸气。
我本来是抱着当然的同情态度，甚至心理上因为有老父的字样也愿意尽量帮一帮忙，然而当我试图客观地了解一下事实的由来，稍微说了几句为对方合伙人找点“合理性”的话语时，我的这位老乡便再也不给我插话的机会了，语言里甚至透出一股杀气，他恨恨地说，“他有什么道理啊，当初还是没有把他控制好，要知道这样我早把他给收拾了！”他在激情陈述，我却陷于沉默而恍惚，颇多相似的例子一时间齐聚脑海，多少由于合伙做生意，朋友间、亲人间尔虞我诈，互相视为仇敌的现实案例一再地上演。虽然我还没能弄明白事情的全部，但基本观其言可知其行，从他一开始就把合作伙伴看做对头的态度和现在仍依稀可见的跋扈暴戾来推测，那个合伙者对我这位老乡的暗算恐怕不会是完全毫无来由，由于他激昂的状态已根本不可能再谈下去，我终究也未弄明白他们之间的曲折，法律上的是非自有定论，道德良心层面的对错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得清了，直觉告诉我，他们之间若非当日种下的祸根，断无今日的恶果来临。
由于几千年的帝王史，中国人的权位之心过重，“谁说了算”一直是每个团体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而以后的纷争纠葛也都围绕这一点展开。市场经济下引入资本世界的股份概念后，做生意需要集合大家的财力，而在谁控股的问题上，依然是争锋的焦点。长袖善舞者少，弄巧成拙者多。
下面的这场凶案是紧跟着喜事而发生的，似乎正应着福祸无常的变数，开局的场面很像是某个恐怖电影里的灭门仇杀，惨剧出人意料地就发生在一家刚刚办完喜事的江南庭院门前。时间定格在2003年2月12日上午9点40，本来是一个很平静的冬日清晨，我们的悲剧主人公，一家毛皮辅料综合市场的董事长邹子龙，却在其老家L市某镇的自家家门口被刺14刀身亡。
那天邹子龙和大儿子、三儿子本来是准备到酒店结算另一个儿子结婚的酒宴款，当时，已坐进私家轿车上的邹子龙因发现轿车坐垫比较脏，就从车中出来，叫大儿子将坐垫抖一抖。此时，突然间杀气陡至，一辆牌照上贴有“百年好合”彩纸的小型面包车迅速靠近邹子龙，从车上冲下来5名带刀歹徒，挥舞着长柄三角刀向邹子龙乱捅猛刺，身为商人的邹子龙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一下子就被击倒在地。邹子龙的儿子见状拼死冲上与歹徒搏斗，但歹徒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直指邹子龙，见邹子龙倒地后，歹徒们便迅速跳上车逃离，整个过程迅捷无比，令人来不及反应，自然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而进行的伏击。所幸在面包车逃离现场之时，邹子龙的儿子奋力追了上去，一把撕掉了车尾遮挡车牌号的“永结同心”红纸，看到了车牌号为陕AP××××，这一点难得的线索也成为了日后破案的关键。而邹子龙却在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届时刚满50周岁。
命丧自家门口的邹子龙在商界江湖并非一般人物，有着响当当的名号，他出生在L市某镇一户渔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小学毕业后，邹子龙随父亲出海捕鱼。上世纪80年代初，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邹子龙和许多当地农民一起，开始外出闯荡。在80年代中期，以贩运水产开始发家，从1985年起开始在西宁、郑州等地做服装生意，1993年在北京办起了第一座属于浙江人的面料交易城，尔后一直在北京经营市场，身家已过亿元，在北京的“浙江村”名声显赫。1998年他创办的毛皮辅料综合市场是当时华北最大的毛皮集散中心。邹子龙在北京共开有3家市场，他一家平时都在北京居住，此次回家主要是为儿子完婚。不料喜事刚刚办完，就惨遭飞来横祸。
堂堂的民营企业家在自己的家门口惨遭杀手伏击身亡，此案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和相关地方领导紧急批示，要求迅速破案。2003年2月19日，警方循着那个邹子龙儿子拼死记下的车牌号线索，顺藤摸瓜，在西安抓获了那辆车的车主刘战。但刘战似乎并未直接参与此案，对现场的细节一无所知，不过据刘战交代，在1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浙江人柳宝富找到他和另外两个人，要在西安策划刺杀邹子龙，并表示事成后每人可得到数万元的重金报酬，柳宝富于同月29日带着另外两个人，开着他的面包车赶到了乐清，刘战因心虚害怕，退出了此次刺杀行动，邹子龙被杀后，柳宝富曾打电话给刘战，说是“在温州出事了”。据此，专案组采取多种侦查手段，对柳宝富等人实施全面布控，进行抓捕，2月19日，专案组在L市某镇浅水湾休闲中心抓获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同年3月17日，躲在某县黄镇罗溪一尼姑庵的柳宝富收到情妇送来的1万元准备外逃时，被温州市公安局刑侦重案大队刑警抓获。
案件的侦破并不复杂，但是随着犯罪嫌疑人的相继落网，一个惊天的秘密却展现在人们眼前，原来这竟然是一起雇凶杀人大案，幕后主使者赫然是邹子龙的两个合作伙伴―――同为浙江L市人的张伟强和杜金平！
先说张伟强，张伟强也是北京一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同样属于空手都能赚下吃喝钱的能干之人。1987年，他只身一人闯荡北京，从租赁别人的柜台倒腾服装开始，30岁的时候就拥有了千万元资产，是北京第一个拿到首都身份证的浙江人。张伟强为人慷慨大方，结识了一批政要巨贾，此人大专文化，相貌斯文，戴一副时髦眼镜，人称“儒商”， 在乐清籍温州京城商人中享有盛誉，因创办著名的大红门“龙湫商贸城”，大红门“众人众面料市场”等数个大型市场而被称为“市场大亨”；
再说杜金平，杜金平也不是“穷人”，同样身上有着江浙人的经商天赋。14岁时，他和许多浙江人一样，背着工具箱出外学做木工手艺，18岁时用自己积累的钱在杭州开了个皮鞋店，5年后到北京发展，起初是小打小闹，自己做了衣服拿到商场柜台上销售，后来积蓄了一些钱，1991年办起了“北京城南服装批发市场”。杜金平曾为此自豪地说：“在北京的外地个体户中，我是第一个办专业市场的！”
所以在普通人眼里，这两位涉嫌杀害邹子龙的“主谋”绝对算得上是富人，并且还不是一般的富人。那么昔日的合作伙伴，又有着老乡的情谊，本身也是资产不菲的成功企业家，为何会对邹子龙痛下杀手？事情还得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从而一点一点展开我们在文章开始时提到的合伙不易、恩怨丛生的复杂纠葛。
故事的起初要从张伟强说起，1987年，张伟强从L市某镇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京城，其间做过服装，包过柜台，还与香港某公司合资注册了一家中外合资的制衣公司，这时他结识了同乡杜金平，两人合伙成立了北京市丰台区龙湫商贸城（批发市场）。张伟强任董事长，杜金平任总经理。两人搭档后，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2001年，张伟强的户口获准迁入北京，成为“首位外地私企老板户口入京者”，并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应该说，最早结盟的二人曾经有过共同发展的一段历程，而与被杀者邹子龙的联手则是两人后来的事情了。
接下来还要再提到杜金平，杜金平与邹子龙相识多年，在邹子龙刚到北京创业之初，杜金平是他最为亲密的朋友之一。 就这样，在1998年3月，也就是，张杜二人已基本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张伟强经杜金平介绍认识了邹子龙，三人的商业轨迹开始交合。由于彼此都是生意人，三人在一起谈论的都是怎样生意场上加强合作进一步壮大的事。到了8月，邹子龙计划在北京开办一个毛皮批发零售市场，由于自身资金不足，邹子龙便邀请了新结识的张伟强和老友杜金平等人作为合作伙伴，谈好由张伟强和杜金平共同出资190万元，与邹子龙合伙筹备开办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辅料综合市场。在合作协议中，邹子龙占市场40％的股份，张伟强、杜金平二人各占市场20％的股份。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商业的规则进行着，但是在工商登记过程中，张伟强、杜金平和邹子龙第一次的冲突发生了，在决定商定法人代表时产生了磨擦。据张伟强回忆，认识邹子龙一直到决定合伙做生意，两人并没有什么矛盾，但在商量谁做法人代表这个问题时，他感觉邹子龙做的不够地道，据张伟强说，他私下说让我当法人代表，我说我太忙，不当这个法人代表，邹子龙也就客气了一下，并说自己也不想当，当时，我没注意到邹子龙是假客气，就推荐杜金平当法人代表。这时邹子龙没有再说话，我就感觉可能他对我有了看法，因为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邹子龙对市场是全面控制的，从没考虑让我或杜金平插手，再后来双方的关系就每况愈下了。在这件事情上，为杜金平出庭辩护的律师也提出，虽然邹子龙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值得人们同情，但是从整个案件的起因来看，可以说悲剧的发生是邹子龙一手造成的。邹子龙、张伟强、杜金平都是L市人，为了挣钱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并且还合伙办起了市场。三人合资，注册登记之时，邹子龙开始说董事长让张伟强来当，张伟强说不当他就写成了自己。在工商登记填写股东时，也没把真正的股东（张伟强、杜金平）作为股东，而将自己的儿子等人作为股东，这些事都是导致以后矛盾产生的关键所在。
在法定代表人问题上的不愉快已然种下了祸根，后来在经营过程中双方矛盾又再度激化。据张伟强说，杜金平和他的股份加起来，总共投资190万，两方开始合作。但是市场开业后，日常的经营管理基本上是由董事长邹子龙一人说了算。于是，张伟强和杜金平渐渐觉得，自己这个股东没有一点发言权，心里产生了不满，两人就提出，撤出自己的股份，但这一要求却遭到邹子龙的拒绝。因为在当时他们写的协议当中，已经约定在市场开办期间，哪个股东退出来，无故退出来，或者资金不到位都要受处罚，罚款，严重的没收前期投入全部资金。入股，却没有经营权；撤股，却拿不回本金。邹子龙的强硬态度，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张伟强、杜金平两人觉得在众人面前跌了面子。
事情至此，我们多少会清楚张杜二人为何会对邹子龙有这么大的怨气了，几乎等于生意还没开始做，就在股金和发言权上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他们决心要“讨回公道”，但在采取什么手段上，他们并没有想用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因循不知何时种在思想里的错误逻辑，采取暴力方式敲打邹子龙，一旦这个想法确定下来，其后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的接踵而来了。
他们首先找到了一个人——柳宝富。柳宝富也是浙江L市人，42岁，在北京多年，无固定职业，多次因聚众斗殴而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理，以残暴和讲“义气”闻名于黑道。 张伟强、杜金平两人找到柳宝富后，签了一份协议，将自己的股份名义上全部转让给柳宝富，而在私下承诺：只要柳宝富要回两人的190万元股金，就给柳宝富57万元的“辛苦费”。 拿着这份股份转让协议，柳宝富以新股东的名义找到邹子龙，索要股金。但遭到了邹子龙的拒绝。1999年4月左右，柳宝富开始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实际行动，他带着几个社会闲散人员，携带灭火器、铁管子等凶器强行冲进邹子龙的市场寻衅滋事。当市场的保安前来制止时，柳宝富方和其发生了械斗，大打出手，但是柳宝富的两名“兄弟”因逃跑不及被保安抓获殴打，导致一瞎一断脚的重伤，第一次的暴力侵扰没占到什么便宜。
王伟坚、杜金平获悉柳宝富方有人受伤住院后，应柳宝富要求，分别出资交给柳宝富为其“兄弟”治疗。 1999年11月10日凌晨6时许，柳宝富再次带领十多人，携带铁管子、鱼叉、灭火器等凶器，闯入邹子龙的市场再次“讨债”，试图强行控制该市场，逼邹子龙就范。在驱赶、控制市场在场人员中，市场的负责人――邹子龙的侄子邹康波持一支猎枪反抗，这伙人即用鱼叉刺中其心脏，用灭火器击打其头部，致其受伤倒地后逃之夭夭，邹康波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这一次袭击奏效后，因为邹康波的死亡和牵涉的刑事追究问题，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张伟强跟杜金平每人陆陆续续地给了柳宝富20多万元，作为柳宝富逃跑的费用。 侄子邹康波的死亡，已使邹子龙猜测到，张伟强、杜金平二人与此案脱不了干系，但只有抓住柳宝富，才能证实这种猜测，邹子龙于是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协助警方追捕柳宝富。 邹子龙这种炊簧岬淖凡椋妹冈谏淼牧Ω桓械胶ε拢谑撬垂聪蛘哦哦颂岢隽艘桓龈蟮ǖ南敕ǎ醯茫肫涠阄鞑氐氐茸疟蛔ィ蝗绨炎拮恿簦庋涣税倭耍驮僖膊换嵊型擦恕Ｕ盼扒慷沤鹌蕉艘簿醯媒枇Ω恢郑炎拮恿簦瓤梢越庑耐分蓿挚梢韵吹糇约涸谧蘅挡ㄒ话钢械南右桑哉盼扒亢投沤鹌骄湍狭苏獗仕劳鼋灰住�2002年11月左右，由杜金平、张伟强二人出资50万元给了柳宝富，由他策划组织人员去杀掉邹子龙。随后，张伟强在北京方庄一家炸酱面馆交给柳宝富现金10万元，柳宝富即开始组织人员策划杀人。他们在西安市购得一汽嘉宝面包车一辆，挂上陕西牌号，并购得五把杀猪刀改装刀柄，悄悄地潜入了浙江L市邹子龙的老家。他们之所以选择在邹子龙的老家下手，是认为邹子龙平时保镖不离左右，回老家肯定不会再带着他们。 2003年1月28日左右，柳宝富等人将购得的小面包车开回L市某镇，另外还准备了雷管、导火索等爆炸物品。经多次踩点，2003年2月12日，柳宝富等人携带着杀猪刀、灭火器、雷管、导火索等凶器，驱车来到L市某镇邹子龙的居住处。果然，2003年2月上旬，向来保镖不离身的邹子龙一反常态，只身回到L市某镇老家，他要为同时结婚的二儿子、三儿子操办婚事，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两个儿子的婚事上只身遇刺。
作恶者柳宝富等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和十几年不等的徒刑，而自觉在合作中被欺负了的张伟强杜金平二人也因为雇凶杀人各自领到了12年的刑期，至此，这场纠纷以这样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付出几条人命、摧毁几个家庭的代价宣告结束。在中国发行最早的普法读物《民主与法制》杂志对这一事件惋惜地评价道：“这起惊天大血案对浙江人的震动更是前所未有的，20年来，浙商在北京的创业者有20万人，其中巨商不下三百，主要精英都是些“市场大王”，邹子龙、张伟强、杜金平当数其中叱咤风云者，几个亿万富豪，商界的风云人物，却为一个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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