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有时也像罪恶一样残酷。”女作家说。他回过脸，看见那条背对铅色铁门的干净的身影，心里突然生出一股浓烈的羡慕：她离罪恶多么远！
门响着闭上了。再响着打开时，他停下笔。整整一夜，他以无伤痛的左臂写满他仅得到的四页纸。他还有话，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余的纸了。
少尉见两名警卫走近，他本能地往后躲一下，同时意识到这一躲是多么蠢。他没说什么“别架我，让我自己走”之类的话，因为他对自己能否站立行走全无把握。他的腿抖得厉害，只好随它们抖去了。他还知道自己又是那样让人嫌恶地半张着嘴，并有根冰冷的口涎挂在两齿之间，但他控制不了它了。
刑车前，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等候在那里。女作家居然也等在那里。她紧抿嘴，一眼也不朝他看。警卫们七手八脚将他塞上车，然后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车两侧的长椅上。他面向车尾跪在两排脚之间。一个兵伸手去拉女作家，女作家纵几次身子，却没上来。然后她说：“我不去现场了，你们走吧。”
少尉这时抬起头。她也在看他，眼被两泡泪胀大了。少尉不敢肯定自己看清了她眼里有泪；为怜惜他或为他不平而生的泪。那泪也许只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平等地说声：“别了。”
少尉被不成形状地搁置在一块土坪上。他弄不清自己是跪还是坐，或仅仅是往那儿一堆。送他来的刑车和警卫在将他卸下后很快离去，随即到达的是一辆被厚帆布蒙得严严实实的军用卡车，从里面跳出一大窝披军雨衣、戴雨帽，脸被大口罩捂得只剩一对黑眼的人。他明白，每件军雨衣里，都藏有一枝枪。
在他背后，他们窃窃私语地传达着口令。
“还差五分钟到四点。”一个声音说。
少尉睁开眼，以自己五分钟的生命再看一眼天和地。地与天之间有一点粉红。再上面一点是颗黄色的启明星；再往上，是很薄一片月亮，就像母亲说着“再别回来”时他看见的那片。
这时一声巨响。少尉觉得这响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轰鸣于他体内。在这响的同时，他感到自己被放大了一下。再一声响的同时，他看见天和地一下子被溅满巨大的血滴。
少尉看见了自己的死，就像看天、地、星和月，他自己血光四溅的死原来是可以被他自己看见的。
许久后，他还看见一个女性身影慢慢向埋着他骨灰的土坪走来。是馍馍。再近些，他却发现他看错了：她更像那个女作家。然而还不是。最后他确定，她是他的母亲。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母亲，那时她年轻，刚生下他，把他作为一捧希望生到这个世界上。
他以草叶吹了悠长、暗哑的一声，像他童年那样地吹。他想她是听见了，因为她忽然开始远近地顾盼。然后她说：“再别回来，再别回来。”她将声音压得很低，因为那只是说给他听，只需他一人听见就够了。
女作家把自己关了多日，出来对人说她什么也没写出来，因为她一点也搞不清那个被判死刑的少尉的心理活动。
“他真年轻，太年轻了。我只记得他那哭的样子。当他听说自己被判处死刑时，他爆发性地哭起来，哭得完全像个孩子。”她吃力地忆着说着：“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是一种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安静。对了，他还没写完给他父母的信，执行时间就到了。他在信笺的最后一格点了三个点，点不下了，又在另起一行的头一格里点了三个点，完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省略号，像小学里，老师要求的那样。”
关于她心里无法形容的不适以及她见车载他赴刑场时，她突然的落泪，她都未提及。
女作家平平淡淡一摊手：“有什么可写呢？写出来无非是个顶通俗、顶简单的故事，连点惊险曲折都没有。”
《小顾艳传》
引子
还得从楼的形状说起。
若不是因为它的奇特形状，穗子不会看见许多她不该看见的事物，比如女人打男人，男人搂保姆，狗吃油画颜料，等等。然而下面这个故事和上面介绍的三种景观并不搭界，只不过也是穗子和她的同龄伙伴借楼的形状看来的。
楼是“凹”字形，四层，南面十二个窗子和北面的十二个窗子对称，东边，也就是凹字的底座，每层楼都是装有镂花铁栏杆的长廊，沿着长廊的十二间屋，门扉也全朝着凹字中间的天井。像是一座监狱的建筑设计，便于所有人交叉监视，天井留给警卫巡逻。楼建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九九年拆的时候，还能看见楼檐下一圈剥蚀了的“三面红旗”浮雕，当时全省（也包括外省）的作家、画家、音乐家陆续迁入弥漫着新漆和鲜石膏味的楼内，都觉得这楼的设计有点不妙，但没人说穿，其实它多像一座艺术家的集中营。新政权在那时已发现这些人太不省事，以这方式可以圈起他们来统一管理。当然，这都是穗子在九九年看看那个凹字形废墟悟到的。
四层楼顶上，有个凹字形状的大平台，艺术家们在这里做煤饼，晾被单，晒红薯干或高粱米或蛀虫的挂面。孩子们在这里“跳房”，“攻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们最享受的娱乐是在天黑之后爬上平台的水泥护栏，观看每个窗子里上映的戏剧。平台护栏高一米六，只有两个巴掌的宽度，爬上去再悬着两腿坐在四层楼高的天井边沿上，必得足够野蛮，足够亡命。当然，上映的戏剧都是极短的片断，有时只是惊鸿一瞥。将它们连缀成连续剧，还得靠想象、推理。最主要的，要靠幕后的跟踪考察。也就是说，穗子和伙伴们冒着坠楼危险看到的，仅仅是端倪，不管画面有多触目惊心。
故事开始了
艺术家协会大院里的人都记得小顾嫁进来那天。那是六一年的秋天，穿一身粉红的小顾从杨麦的自行车货架上跳下来，手里抱一只面口袋。人们已经在这场后来被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中磨尖了目光，一看就知道小顾面口袋里装的是花生仁，并且颗粒肥壮，珠圆玉润，绝不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按定量付高价买的走油的或干瘪的。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这在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当晚小顾和杨麦举行婚礼，三十多斤炒得黑乎乎的花生米摊在会议室长条桌上。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吃成一张花脸两只黑手。公共厕所一连几天都是花生油气味。大家都说杨麦走运，几幅年画就换来一个百货大楼的小顾。
所有人都看出其实是小顾玩了命换来了杨麦。杨麦三十岁，画的年画已经家喻户晓。除了画画，杨麦还会写打油诗，写独幕剧，小提琴也会拉几下。假如不是营养不良，杨麦也有杨麦的俊气，眉是眉，眼是眼，就是胡子长得不好，该毛的地方一律秃，喉结周围却是一丛曲卷的黑须。婚礼上小顾照实介绍了两人的恋爱过程。小顾老实，说是她先爱上杨麦的。她在柜台上跟人争吵，杨麦向着她，那人威胁要告小顾的状，杨麦愿意作证，留了姓名、地址。小顾一见杨麦的名字，就开始用功夫了。小顾说一句，脸转向杨麦，一大朵牡丹花笑容朝杨麦盛开，杨麦眉心微微一窜，喉结上的黑须一抖，但眼睛还是甜蜜的。
后来人们发现，只要小顾当众说话，杨麦的眉心总要窜一下，黑茸茸的大喉结提上去却不落下来了。眼里的甜蜜在新婚不久就淡下去。
小顾或许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杨麦的变化。在食堂或公共水房，她提醒自己不说蠢话，往往发现自己又被人逗得蠢话连篇。而没人逗她，她又心慌，站在打饭的队伍里故意大声说：“哎呀头脑子疼，昨晚看书看晚了。”问她看什么书，她说：“托尔斯泰的《高老头》啊。”人们就快活死了。食堂一共三种菜，吃起来一个味，加一块也不如小顾下饭。
“小顾，托尔斯泰是哪里人？”小顾知道大家又开始不安好心。不过她想，我又不是一年前才嫁过来的小顾，书读不懂书名还能读得懂吧？她下巴绕个一百二十度。意思是，你考谁呢？！小顾的下巴、肩膀、腰肢、屁股特别生动，会反驳、提问、嗔怒。杨麦常常想，假如她是个哑巴就美好多了。
“托尔斯泰不就是苏联人吗？”小顾答道。
那些逗她的作家或画家的妻子们便你捅捅我我推推你。她们起先妒嫉过小顾的青春美貌，丈夫们看小顾时的眼神和看其她女人完全不一样。那发绿的眼神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刹那间降到最本质最纯粹的位置。这些妻子们看着长眉秀目的笑柄小顾，心想她在男人们那里只剩下一个价值，就是上床。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小顾那一项价值相当伟大。
小顾对这些妻子们总有几分怕，也有几分崇拜。她们多数是文化馆、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的，剩下的是话剧团和京剧团的，还有两个是地方戏剧院的，因为口音重显得不入流。小顾毫不知道这些女人们暗中是你死我活的，拼杀的武器是她们的丈夫。丈夫的名气、级别、稿酬数目决定武器的精良度。小顾怎能料到，这些女人连穿一件新衣，戴一款新首饰，心里都是恶狠狠的，想着如何不露痕迹地将丈夫新获的知名度和版税透露出去。小顾只是苦苦模仿着她们穿戴谈吐，做着她们永远的底限：水平再低还能低过小顾？
一天晚上，小顾把两只脚丫泡在洗脚盆里，黯然神伤地搓。杨麦看着这一对长在成年女人身上的婴儿脚丫，既想爱怜她又想弄痛她。小顾却肩膀一拧，推开了杨麦。杨麦觉得那肩与腰肢表达的委屈简直让他肠根子作痒，让他把难得动用的卧房密语也动用了。他直接把小顾从洗脚盆上抱起，嘴里“肉肉长、肉肉短”。没等到床边，小顾突然眼泪汪汪起来。问她怎么不妥，她说：“你比渥伦茨基还坏。”
“谁？”杨麦问，手一撒，小顾落在了床上。
“安娜的情人，渥伦茨基。”
杨麦此时已站直了身体，两手吊儿郎当地架在腰上。
“那你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了？”杨麦鼻翼扩张，像吃了一口馊饭似的。
小顾看着他，然后长睫毛一垂。
杨麦“咚咚咚”走到房间那头，又“咚咚咚”走到这头，站在朝凹字形天井的大窗子前面，心想这下完了，非离婚不可了。不读书的小顾蠢是蠢，毕竟可爱，读了点书，她可叫我以后怎么受？
小顾此刻侧过身，躺得曲线毕露，悲剧性十足，想来安娜卧轨，一定非常婀娜。“百货大楼你瞅着的时候，就跟渥伦茨基瞅安娜一样。现在呢？”
杨麦说：“以后不得了了。你还要做玛丝洛娃、娜塔莎。”杨麦是北方乡下人，念那些洋名字时企图念得洋气，舌头该翻滚不该翻滚一律都翻滚，因此出来一种又侉又丑陋的声音。他一面说一面心里纳闷，我这么认真干什么？她想闹知识分子式的夫妻风波，我还陪着她酸呢。
杨麦想明白了，从窗口转回身，见小顾还在床上卧轨。他晃晃悠悠上去，只当什么也没发生，该解她衣扣照解，该拉灯绳照拉。随她去满嘴满身地排练演出，越来越深地进入角色。她演着头一次偷欢的安娜·卡列尼娜，黑暗里身体也开成一朵大牡丹花。杨麦想，随她怎样离题八丈地去读小说，实惠反正是落在我这儿。
从此后再出现这种局面，杨麦只当没听见，没看见，该抽烟抽烟，该喝酒喝酒。光凭小顾买烟买酒的本领，杨麦也离不开小顾。小顾在这凹字形楼里低人一等，在百货大楼可是一个天使，所有人都认为她聪明绝顶，美丽绝伦。小顾工作年头不多，却把百货大楼内外编织成一张严谨、精密的关系网。她把杨麦出版的连环画送给党委书记的小儿麻痹症女儿，又请党委书记帮着采购科长的老婆调动工作，采购科长送她两丈毛哔叽的谢礼，又被她剪下一半来送给了人民医院副院长，从此百货大院的职工看病就不必半夜排队挂号。
像所有凹字形楼里的人一样，小顾也把两个孩子养在父母那里，她有足够的自由和时间读书、看戏、听音乐。她找了个老师，开始学拉提琴。也弄了副画架子，学画炭笔素描。她渐渐淘汰了红色或粉红的衣服，学着名角儿朱依锦一律穿白色或黑色，裙子不是极窄就是长及脚踝。头发不再打成两根辫子，而是在脑后盘一个大饼，别一把玳瑁大梳子。原先她之所以赏心悦目，因为她从相貌到衣饰色彩都像一副农家年画，现在脸还是年画的脸，身上却一袭缟素，半巫半仙，成了一个漂亮的冲突。别人觉得她终于有气质了，杨麦毕竟比一般人见识好些，他懂得协和、统一才是美。与其有这么个装腔作势，能拿出手去和其他装腔作势的妻子们媲美的杨夫人，他宁可要原先璞玉浑金的小顾。
小顾自己却认为杨麦不再对她“亲亲”、“肉肉”、“心肝”，是一种尊重的表现。杨麦写得苦恼的时候，或画不下去的时候会和小顾谈谈楼中其他人的事。教她怎样在那群妻子中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让她们知道小顾现在不是傻大姐了，提琴也会拉三支曲子了，素描也画过上百张了，装模作样的本领也不比她们差了。
小顾把杨麦对她态度上的变化全看成好事，是平等和民主，是他们变成文化夫妇的开端。小顾不知道，正是在这时候杨麦在外面交上了女朋友。
杨麦明白自己不可能离开小顾。因为无论小顾怎样愚蠢地、苦苦地改头换面，她毕竟没有错处。冬天杨麦坐下写东西，小顾马上一个热水袋递过来，夏天画画，小顾开一个二十瓦的小电扇只吹他一人。熬夜小顾就煮夜宵，用一个三百瓦小电炉偷公家的电，炖山药粥红枣党参汤。小顾出去打牌，半夜回来，发现杨麦在藤躺椅上睡了，她会替他脱衣脱鞋，把他哄到被窝里，再打一盆热水，用热毛巾替他擦脚。
杨麦最看重的，是小顾的持家本领。给她十块钱。她办得出一桌席，给她五块钱，她照样办得出一桌席。他们两人工资不多，让小顾开销，日子都过出花来了。小顾自己很省，杨麦穿烂的棉毛裤、棉毛衫，她剪一剪剜一剜，拿到缝纫机上重新一拼，便是她的了。除了吃的小顾很少买正品，凭了她的关系，她买来的次品往往没有瑕疵，几乎不够格算作次品，而真正有瑕疵的次品，给她的价钱，仅高于废品收购站了。凹字形楼上的人，家家都有小顾替他们买来的次品，价钱便宜得成了笑话。一次小顾弄到几十米长的一条毛巾，是一个女工开了机器睡着了觉织的。那条毛巾被剪成上百段，凹字形楼上的人花两分钱就能买一段。还有一次弄到几捆织错纹路的纯毛毯子，很漂亮的铁灰色，每家也都没少这份洋酪，买下来做成大衣和裤子。但不久人们发现用这毯子做出的裤子一穿就不对了，屁股鼓出一个大包，两个膝盖更鼓得滑稽，看上去凹字形楼上的人都半蹲着走路。因为价钱实在便宜，大家都想，半蹲就半蹲吧。
人们渐渐习惯了买次品，需要什么就对小顾说，小顾，碰上次品茶杯给我来几个。小顾，有次品拖鞋没有？凹字形楼上，你常看见印错花或染错色的床单窗帘，带坑洼的钢精锅，“一顺跑”的拖鞋，“不倒翁”的茶壶茶杯，缺大、小鬼的扑克，不出声的闹钟。
小顾终于发现了杨麦的疑点。杨麦小臂上出现过三条指痕，非常的浅，换了别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出来的。不久，她又发现杨麦的手稿是另一个人誊抄的，笔迹相当漂亮。（这是她唯一帮不上杨麦的地方，她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