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又想起当年她大权在握的时候，在京城如何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后来回到故乡，在青青的麦苗地，为了她和六指的爱情，发动全县人民一块捉斑鸠。你还想起了你的小弟。春风扑面，一个一个小瓶子，在那里追着上下飞舞的斑鸠，这是多么好的一幅奔走呼号图啊。俱往矣，我的柿饼脸姑娘。现在麦子已经长高了，该割麦子了。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吹了吹烟灰，又大而化之对着我顺头流汗的姥娘说：子在麦前曰，逝者如斯夫。这就没有多大的涵盖力了。俺姥娘割麦子动作的层次和情感走向，并不在这个方向呢。我们再一次被太后给扭曲了。俺姥娘身体健康，故乡就长存不衰。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故乡的一只狗，或一只蚂蚱，或一只蠓虫，多少年过去了，你回去，仍是这狗，这蚂蚱，这蠓虫，但你要明白，这已经不是那狗，那蚂蚱和那蠓虫了。连暮色中的一股炊烟，也不是那股炊烟了。那么那股炊烟哪里去了呢？瓜园中多少孩子的欢笑声，现在一切都沉寂了，只剩下一两只蛤蟆，在那里「呱呱」地叫两声；你走在这样的故乡的土路上，你心里觉得特别没底呢。故乡死了多少人？地里的坟头，已经排满了。陌生的坟头你素不相识，问题是你认识的许多人，现在也人去屋空和物在人亡；上次你回来还在跟你说话，已经衰老的赶车大叔──虽然他并不是当年喊「吁──」声的大叔──眼睛里还在乞求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破破烂烂衣衫中丑陋的身体，还在徒劳地要保持一下自己的尊严；这次你再去，他果真就不见了。他又给刘老孬和小麻子的阴谋，留出了一个空间──那么故乡是谁的呢？说来说去，原来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不是俺姥爷或俺姥娘的，也不是赶车大叔的，竟是这些一出走就永远不想回故乡的流氓们的。当我说出这一点时，过去的贵族曹成、袁哨又频频点头，说，这比白蚂蚁所剽窃的那段理论，显然又进了一步。故乡并不是呆在和生活在故乡的人们的，而是那些一去不回头并不在故乡呆着和生活着的人的。我和你袁大叔吃亏，就在于历史上我们留恋了故乡。这是一个悖论。当然，这也是极而言之。故乡出去的，就没有那些牵人心肠、又戛然而止的人间故事吗？找一找，恐怕还是有的。孔雀东南飞是怎么回事？十里一徘徊又是怎么回事？同时，故乡也是一处催人泪下的相思之地呢。曹成颤巍巍对袁哨说，当年我们和沈姓小寡妇的一段风流案，并因此引起了一场官渡之战，不也发生在这块土地上吗？接着又点着我说，你们在想着爬榆树、拾麦穗、送女儿和缀扣子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哩。它们都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这是问题的关键。你们那些人情冷暖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我们的刀光剑影交叉在一起。稍不留神，你们就把这一点给忽视了──说是我们忽略你们的情感，你们也容易陷在情感的泥淖里而忽略历史上的大事和刀光剑影呢。这才是你们情感的背景呢。我们不与出走的人计较，当我们在留下来的人群中进行区分的时候，我们之间也有高下和大小之别的。谁是推动历史和故乡发展的真正动力呢？说着说着两人又有些自大起来，连出走的人也有些看不上了。什么刘老孬，什么小麻子，看他们在外边很牛气，一到故乡，到了我和你袁大舅面前，他们还是些无知的孩子。──故乡的孩子们是什么样呢？他们个个理着像篮球美国职业球员一样的月牙型板寸，个个患着永久性鼻窦炎，一人怀揣一个玻璃瓶子。这个瓶子做什么用？还捉斑鸠吗？NO，他们手中的这只瓶子，就像刘老孬和小麻子手中的麦爹利杯子一样──无非他们坐在丽丽玛莲大酒店，我们坐在小河边；当他们的酒杯被倒满的时候，我们一弯腰，下河就灌了一瓶麦爹利，麦爹利里有上下翻滚的气泡和跟斗虫，一扬脖子，这一瓶就下去了。我们向往刘老孬，我们向往小麻子，但我们更向往路小秃的土匪生涯。要打仗，找老尚，要吃苦，找老楚，要养膘子找小秃。这是流传在故乡孩子们口头的儿歌。小秃在哪里？小秃在大荒洼。小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小秃不能犯疟疾。小秃一犯疟疾就要下夜。小秃一下夜就要抓阄，抓着谁家就该谁家倒霉。小秃抓人不留俘虏，也不毙人砍人，就挖一个和这人身高胖瘦体积相等的深坑，将这个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笑着拍拍手就离去了。路小秃不见了，这是我们时代的重大损失。我们这时说一声没劲，肯定比从已经成为欧洲教授的俺姥爷嘴里说出来后现代多了。我举一举这些孩子的名字吧。他们都是我儿时的伙伴。屎根，剩余，（这两个名字够后现代的吧？），银贵，不经，长兴，长富，恩庆，贾祥，留聚，知了，蛤蟆，虾米，蠓虫……我们生不逢时。我们只好坐在河边唱怀旧的歌曲。生长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怎么能会不偷瓜摸枣和偷鸡摸狗呢？这个天下就永远是成年人的了吗？满腹心事的成年人，可比我们恶毒多了。他们把自己的为非作歹全部都合法化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我们在阴暗的角落里所干的勾当。他们也不剃月牙型板寸。人们都不剃月牙型板寸，世界还能好到哪里去呢？这时我们倒有些无奈。喝过跟斗虫，唱过歌，畅想过世界，我们拍着肚皮乘着暮色回家。大人们早已吃过饭了。他们竟忘记了给我们留饭。入娘的。他们也忘记了给我们留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足轻重，我们无足轻重首先不反映在别人身上，就反映在爹娘对待我们的态度上。看看世界多么危险和无可救药。我们只好苦笑一下，自己把门端开半扇，挤进去躺在他们中间睡下了。你们培养了我们的无脸无皮，我们也就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成年人都无所畏惧──像白蚂蚁、六指、女兔唇、女地包天……这些和我们地位相等的成年人我们不在乎，但是真到了我们向往的政治流氓和大资产阶级如刘老孬和小麻子面前，我们虽然嘴上说「没劲」心里还是有些发怵。我们也就是欺负和我们地位相同的人罢了。这是我们当年和成年人打交道的另一个特点。有一次我们在粪堆旁吃白薯，女兔唇在一旁非常嘴馋，就让我们欺负了一回──这是我成年之后还常常想起和后悔的一桩往事。当然这时已经加上了一些回忆的虚伪的温暖的灰尘了。──她手中无薯，又爱面子不说，最后看众人都吃完了，就我手中还剩下最后半块，她有些着急了。一开始拿出跟我很知心很随便的样子，用大大咧咧来掩饰她的心虚：
「小刘儿，就剩下这半块了，该照顾一下女孩子了吧？刚才你们吃的时候，我不想吃，胃里有些发酸。现在不发酸了，我也尝一尝今天烤的白薯怎么样！」
说着，很知已又故意有些亲昵地靠在我身上，去抢那块白薯。但我没有上她的当。那时我还处在得理不让人和不懂得用小意儿去温存女孩子的年龄呀。我一下将这白薯给躲开了。我说：
「你发酸不发酸我可管不着，你胃里发酸又不是我造成的。你跟我说这个没用。」
接着恶作剧地将这白薯一下拋了大高，又像狗一样接在嘴里，继续在那里吞吧吞吧吃。小捣子们一片欢呼。女兔唇一下被尴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突然，她当着我们众人「嘤嘤」地哭了。她说：
「我下个月就出嫁了。一嫁就到了海疆。奴去也，从此分两地，各自保平安。谁知在临走之前，我在娘家想吃块白薯而不得。这让我去得是个什么心情？让我觉得这１６年的姑娘生涯，还有个什么趣儿呢！」
这时她的伤心就不单是因为这块白薯而自己又在那里偷加了许多别的感慨，以至于哽哽咽咽，肩头一抽一抽的。虽然我们知道女兔唇把别的不该我们承担的感情负担，也加在了我们头上，我们也暗含委屈；就好象你和一个姐姐好，其实在和你好之前，她不知已和多少人好过，但是在和你闹脾气的时候，她还是把她一生的坎坷和不顺，转过头来一股脑地都加在了你的身上你也无话可说一样；现在女兔唇闹这个，一下也把我们吓住了。是的，她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我们忘记了这个事实其实跟白薯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也没有料到，为了半截烤白薯，女人就可以把她的婚姻大事给抖落出来。这太不成比例了，杀鸡用了牛刀。我们这些小公鸡一下就慌了手脚。怎么办呢？所有的哥儿们这时露出了卑鄙的本质，一下停止了大笑，迅速恢复了正义，接着一跨脚站在了女兔唇一边，忘记了他们刚才的幸灾乐祸，似乎刚才世界的混乱和不对付，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他们纷纷在指责我：
「小刘儿，你做得太过分了，不知兔唇要嫁海疆吗？你不知道她是花季１６岁吗？不知道这朵花马上就要被人揉碎了吗？如果我们手中剩下白薯，一定会给她吃。兔唇，别理他，跟他这种人，说起来也用不着压这么大的赌注；这么把出嫁撂出来，也太给他脸子了。」
接着他们在那里圈起来相互安慰，都背对着我，把我一个人撂在了不上不下的半道上。当时我一个人在世界上好孤独。我想哭也找不到一个伴啊。我最后怎么办？只能向众人投降。我红头涨脸地嗫嚅着说：
「是我不对，行了吧？我怎么能由一块白薯，想到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呢？」
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感情遭遇。但真正说起来，我们对女兔唇这种人，还是转眼就忘。后来女兔唇真要出嫁了，我们看她上花轿，村丁小路放炮杖，一下放离了眼，一个炮杖「嗖」地一声钻到了女兔唇的裤角里，「啪」地一响，将这裤腿崩开一个大叉口，裤子就成了旗袍。女儿悲，上轿之时崩裤腿。女兔唇又在那里哭上了。小路吓得抱头鼠窜。这时我们就没有像上次烤白薯事件那样郑重，这次就把别人的悲剧当成了自己的喜剧，把别人的痛苦撕开来看，一个个在那里哈哈大笑。你说这帮小兔崽子还有人性吗？他们能代表送别女儿的故乡吗？女兔唇出嫁后，我们该怎么喝跟斗虫，还怎么喝跟斗虫。除了偶尔要拿崩裤腿取乐之外，话题上都很少涉及她了。１６岁的花季，渐渐就从生活的画板上淡化了。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头来就是这么一个结局。悲凉之雾，慢慢迷漫了山林。对女兔唇是这样，对六指、白蚂蚁、白石头、村丁小路，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倒是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物以类聚的同伙，不至于在世界上过于孤单。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在乎谁呢？还是在乎那些前朝和今朝的新老贵族们哪。我们喝跟斗虫，他们喝麦爹利；我们着剃月牙头，手持一把镰刀，甩着黑棉袄和小脏手，张着嘴在河岸上跑，他们剃分头和一头鸡毛，坐着专机和专列，上边铺着红地毯、白地毯和人工的稻草；他们享尽了世界的福，我们受尽了世界的罪；他们的福就是我们的罪；但我们在怀才不遇的嫉妒之余，还是在向往、羡慕和在乎他们。当我们见不到刘老孬和小麻子时，我们甚至开始拿故乡的贵族当回事。曹成、袁哨、地主婆柿饼脸太后，就成了我们在故乡的崇拜对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我们起很大的引导作用。他们说原谅我们，我们才能够放心。反过来，我们的崇拜和请他们原谅，也使这些前贵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支撑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方面的相互认真，使这个事情给严肃了起来。他们也力图做出表率的样子。白蚂蚁在粪堆旁发表了一番对故乡的言论，曹成、袁哨所以那么着急，就是这个道理。难道允许在故乡再出现一个可以使孩子们佩服和崇拜的对象吗？我们得对下一代负责。在对我们下一代的态度上，贵族们之间因为个性的不同在行为上也有差异。地主婆柿饼脸对我们采取的是怀柔政策，每到中午午休时候，她在卧室的黑桌子上，撒上一层白糖粒，稀稀拉拉，星云迷布；我们一到中午，就放下玻璃瓶，像一群蚂蚁一样，滚成蛋向柿饼脸卧室里飞跑。到那以后，按柿饼脸的要求，雁翅排开，一人伸出一个手指头，一下一下往桌面上捺白糖粒，然后送到嘴里去舔。多么幸福的童年啊。那是一个缺少糖份的年代。河边的放荡和对路小秃的向往消失了，我们一个个都成了腼腆的羔羊。直到现在，一些朋友和非朋友见到我，还说我有文质彬彬的一面，有腼腆和招人疼爱的一面。这一面从哪里来呢？就从地主婆柿饼脸太后黑暗的卧室里来。柿饼脸这时叼着大烟袋，看着我们在那里安静的沾糖粒，脸上不禁露出了和我们同样的笑容。这是这个破落的前太后在日常生活中所露的不多的笑容的一种。她看着我们招之即来的急迫样子，挥之而去的鸟兽散的情形，她老人家似乎一下子回到了大清王朝号召全县人民跟她一起捉斑鸠玩的时光。接着就又有些伤感，眼睛里慢慢涌出了泪；这时嘴里唱起了「额娘，额娘你好吗……」的昔日的贵族歌曲。我们却也不听她这些过时的陈词滥调，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到捺白糖粒的桌面。有时为了一个白糖粒，谁先看见谁后抢上去的缘故，屎根照小蛤蟆头上，「啪」地来了一巴掌。小蛤蟆「哇」地一声哭了。这又是柿饼脸太后所喜欢看到的。她这时就叹一口气，上来给我们调解。说分得肉，就分得了天下；调解了孩子，就调解得大人。说完这些大道理，她会突然很卑鄙地问：「白糖粒都沾完了？」
我们的指头仍吮在嘴里，傻猫一样点点头。
柿饼脸： 「吃过东西，就该干活了吧？」
我们瞪着眼睛： 「干什么活？」
柿饼脸这时转了个脸子，一下变得很下作，笑着讨好着向我们说：
「婶子身上很痒，你们上来给我搔搔痒怎么样？这都是过去在宫里养成的坏毛病，现在沦落为穷人，身上的神经还一下子改不过来。我就倚老卖老了，我就摆一下老资格了，你们就原谅我吧。」
说着，很熟练地趴在炕上，趴得像个老母猪（这里决没有贬意和嘲讽的意思），等待我们这些小猪娃上去给她拱奶。我们这些小猪娃相互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我们仍做出像大人一样的无奈的样子，耸耸肩，就上去给她搔痒。谁知她这身上，是越搔越痒，于是她撒白糖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一次也是奇怪，我们沾完白糖粒，正要上去给她搔痒，谁知她身上突然不痒了，倒是有些红肿，这下搔不得了。到了该搔痒的时候，她没得身可痒，我们没得痒可搔，双方都感到非常别扭和不自然。她要这么不痒过去，我们就这样不搔痒默默走人，接下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大家都活得不踏实。最后太后还是太后，她在危难之中，替我们想出个主意。她说：
「身上虽然不痒，但脚上还是有些痒。我估计可能是脚气发了。这样吧，小刘儿在历史上不是给丞相和主公捏过脚吗？就让他单独给我捏一下脚，把这个给中午对付过去，我看也就罢了。」
于是，她趴到炕上，把小荷一样尖尖的脚给伸了出来。我见太后从众人之中单独把我挑出来，把大家的中午时间都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也有了按捺不住的激动。于是我上了身，虽然手生些，但是我还是拿出了我的全部本领和浑身解数。但我接着发现，俺家太后的脚并没有犯脚气，她的脚在那里一点没气地美丽地长着。我的一切功夫都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