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我心里发狠。
是在大约一年以后，我才弄明白为什么JP会那样反对我出去找工作的。他曾经在广东工作过，一起合作的团队里面有两个当地的工程师。这两位先生的太太都是全职主妇，经常请JP去家里吃饭。
于是他很自然地问自己这两位已经很熟络的同事：结婚之后，太太不出去工作，这是中国南方的风俗吗？
两位广东先生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的：结婚以后，如果丈夫有足够的物质基础的话，太太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一个人对于某一事物最初的印象和观点往往难以磨灭，后来娶了中国妻子的JP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因而并不同意我出门工作。
这是他当时的想法，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聊了出来。
而在二00八年冬天，刚刚在一起的我们，或者说我，因为新婚的缘故，因为没有工作的缘故，因为没有自己的交际圈子的缘故，更因为跟他、他的家庭都处于磨合期的缘故，心里总觉得缺乏安全感。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很久，直到第二天长了两个大黑眼圈。我觉得他想剥夺我出去工作的权利，因为他想要控制我。或者他根本就瞧不起我，他认为我不行，我没有足够的工作能力。我甚至想到了更遥远的将来，随遇而安的我，生活在法国，依附于我的丈夫，自己没有事业，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直到有一天人老珠黄，他爱上年轻貌美的女郎，把我狠狠甩了。我除了自杀，简直没有别的路走。
这些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面翻滚着，翻滚着，最终还是让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谁也不能靠，我一定要出去找工作！
当之后一天早上，我跟他说了我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只是笑了一下，“好吧，如果你坚持。”
那一刻我非常讨厌他，我从来没觉JP的笑容是如此的可恶过。我要用事实给他还击。
可是，此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已婚，中国法语语言文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曾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参加过翻译专修班的强化课程——没有法国文凭，没有任何商务方面的从业经验，甚至没有一个对外汉语教学的证书——这是一所中学的人事部负责人问我的，在他问我之前，我竟不知道在一所正规的教学机构教授中文，你总得有一个对外汉语教学资格证的。为此我十分尴尬且局促，慌乱之中，人就会忘了要保持风度，我从背包里面把从中国带来的影集拿出来，翻到我最觉得骄傲的几页给对方看，嘴里飞快地跟他说：“先生，您看，这是我在中国为法国和比利时的高官和政要做翻译的照片。这位，还有这泣，您都是知道的，对不对……”
这位先生可没有忘记自己的凡度，似乎是仔细地看了看这两张照片，然后和善地对我说：“是的，女士，您真是了不起，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政要。可是，真抱歉，我们只是给孩子们寻找有资格认证的汉语老师……”
已经是冬天了，莱芒湖面的游船和飞鸟越来越少，小山岗上也戴了雪项，到处都是凋落的树叶和开得冷冷清清的杜鹃。我从那所中学骑车出来，是一个下坡，狠狠地摔了一跤，我bia地一下斜倒在地上，是两个穿校服的小男孩把我扶起来的。
我的左髋骨和膝盖疼得要命，根本骑不了车了，推车走了两个小时走回了家，好在JP还没有下班回来，看不到我的狼狈相。
我洗了个澡，然后趴在被子里，闭着眼睛一边淌眼泪一边回想自己刚当大学老师时，管教学的副院长坐在教室后面听课，我很自以为是地详细精确地讲了一个语法，然后让学生们造句子，半天没人举手，一个男孩在下面怯怯地说：“老师啊，能不能再讲一遍？刚才……刚才没太懂。”
在补习班里面教书赚外快，一个小姑娘是从美国回来的，全无任何语法基础，不知道副词、介词都是什么东西，甚至问我：“老师，什么是句子？”管排班的老师劝她去低一级的班上听课，不知道说了什么，女孩回家之后就哭了。第二天她妈妈来班里寻仇，指着在上课的我的鼻子说：“是你说我们家阳阳笨的？你怎么当老师的？！”
刚开始当翻译的时候闹的笑话、出的状况就更多了：带着外宾去参观大连自然博物馆，鲨鱼不会说，指着说“这玩意儿”；被一个没准备到的单词憋得发了一身冷汗；领导讲的笑话，我给外国人翻译过去了，老外的脸上毫无表情，后来跟外交部高翻室的翻译学了一招：讲完之后告诉人家这是个笑话，老外就会配合着发笑了。
我最厉害的一次还得说那次，我在第一本小说《翻译官》里面写过的。
陪同一众老外去化工厂的厂区和生活区参观，中国老总意气风发，“你们看，我们这个厂区建设多么的完善规整，反正啊，食堂，运动场，医院，商店……除了火葬场，我们这里是什么都有。”
“火葬场”我不会，于是对外国人庄严地说“人们除了不死在这里，什么都能做。”
老外吓蒙了。
这是二十出头的我，刚刚从业的我，业务水平不高，专业技术也不熟练，不懂得沟通变通。可是后来怎么样了啊？
我擦了一把眼泪和鼻涕从床上坐起来：姐是能被困难吓倒的人吗？万事开头难，可是什么事情都有规律，什么事情都可以被研究，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你琢磨，琢磨琢磨也就做成了。
后来的我是一个深入浅出的好老师，后来的我是一个熟练负责的翻译。
我曾经把十二位中国职业屠户培养得法语生活口语啵吧乱蹦，通过大使馆的面试来到法兰西宰牛。我也曾经给中国、法国很大的官员当过翻译，我还曾在毫无事先材料准备的情况下把正在建设中的沈阳奥体中心场馆格局、建筑特点等在现场准确地翻译给国际足联副主席。
我把背包里面的相册拿出来，一边用纸巾擦鼻子一边看。里面都是我给大官政要名人做完翻译之后的合影，来法国之前我爸给我弄的，让我每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看一看，鼓励自己。今天在中学里，我拿给那位人事处的先生看这个，确实有点幼稚，有点有失风度，但是这不能抹杀我的能力、我从前的成绩。更为主要的是，这是我勇气的来源，这证明了工作的荣誊和乐趣！
又一次，缪老师自己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穿好衣服，去洗手洗脸，然后去厨房给JP做晚饭，同时也做好了为了找工作打持久战的准备。
42“坚强”和“丰富”
我开始像一个应届大学毕业生一样精心准备自己的材料简历，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的机会。网络报纸上的招聘启事自不必说，我还通过校友录找到了一些在法国和瑞士工作的学姐，其中一位在总部设在巴黎的教科文组织工作，还有一位在一所连锁的法语学校给外国人教授法语，她们都答应帮我看看工作的礼会。以我的经验来看，还是有熟人推荐更靠谱一些。
中间这些努力的过程，我一直都没有跟JP说，有时候出门面试，我就跟他说我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去逛街。以至于过了两个星期，他几乎认为我已经放弃这个找工作的想法了。
在此期间，我得知了从前两位大学同学的情况。她们都在巴黎工作。
小A当年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法国念商校，真是努力挣扎了几年，现在在一家很有规模的金融企业里做咨询员，薪水不少，也嫁了一个法国人，更有心眼的是，小A在工作之后没多久就怀孕生子了，一边在家养孩子一边拿单位按时足额发放的工资，可以说一切尽在掌握。
更有戏剧性的是小B。上大学的时候这就是个挺特别的家伙，长得好看，很会唱歌，而且性格热情奔放，是那种十分受男生，特别是外国男生欢迎的女孩。我记得当年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汉学院的一个德国人在参加赛跑比赛之前对着观众席上的小B喊道：“喂！跑完之后，你要给我氧气！”当时把导员和书记的脸弄成了茄子色。
大三那一年，我们被公派出国，我去了南方的蒙彼利埃，她去了北方的勒阿弗尔。后来当时出国的同学都回国了，只有她放弃了国内大学的文凭，毅然绝然地留在了法国。这个女孩后来从文科转为学商，从零开始念书，直到拿到了研究生的学历。可是也就是拿着这个普通的公立大学的文凭，小B后来进入了很有名的卢森堡银行实习，正式工作的时候又进入了巴黎的农业银行工作，做投资顾问，薪水位置各方面的局面都很好。同时呢，裙下之臣无数。
在同学无孔不入的八卦之中，我得知这两位大侠的事迹，心中可以说是非常羡慕的。我羡慕的并不是她们的薪水，也不是她们在首都巴黎工作居住，我佩服羡慕她们可以坚强地留在法国，过一种非常丰富的生活。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坚强”和“丰富”。
我的校友们、我的学生们在欧美留学的很多很多，真正能顺利地完成学业，并且能留在薪水条件相对来说更优越的欧洲工作的却并不占多数。
二OO七年开始流行一个词语，叫做“海带”，就是海归之后待业。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个案：在国外好不容易念了几年书，拿到了级别不低的文凭，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居留证到期，于是回国发展，发现国内更是精英无数，竞争激烈，拿着烫金的洋学历找工作的时候高不成，低不就……
做事情有明确的目的和充分的准备，准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和周章。我的同学小A和小B就是在明确的目标指导下通过努力，最终留在了法国。
而在留在这里的人群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过得愉快。工作的位置，八卦的圈子，贴心的爱人……一个都不能少，即所谓“丰富”，这样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才能够安心地待在这个离你的家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
人可以什么东西都不多，但是不能缺项。
现在的我，比起我的两位同学，就处于一种缺项的状态中，短期来看，这会让我觉得这里的生活过于平静无聊，这会让我把自己家庭的一些矛盾极端化扩大化；而长期来看，这让我不能够安心地待在法国，最终会影响到跟JP的家庭关系。
（）
这可不行。
当我的脑海里愈加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找工作的欲望就更强烈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十二月初的时候，一家在里昂的策划公司给我打了电话，负责人是一位第三代华裔，用法语和并不流利的普通话在电话里跟我聊了近两个小时，最终确定请我为一个来自中国浙江的农产品协会考察团在法国和比利时做翻译，为期两个星期，税后不算小费，每天的薪水还有一百欧元！可以去六个城市！
我高兴极了，确定此事的当天下午就开始收拾行李。
JP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兴高采烈地跟他说：“喂！那个赌是怎么打的？我要是找到工作了，你要怎么办？”
他被下自己的手提电脑，看看我，“你找到工作了？”
“只是一份暂时性的工作。但是听上去条件不错，而且我想这也许是我在此地事业的开端也说不定。”我说。
“说来听听。”JP说。
“三天以后我要先去里昂，工作两个星期。”我说，“老本行，做翻译。”
他坐在沙发上，一时沉默不语，然后抬头看看我，“你没搞错吧？我们不是刚说好了去南方玩吗？我昨天都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了……”
我这才想起来我们之前的计划，“那，那你能不能把假先销掉，等我回来咱们再出去玩，嗯？”
他看看我只说道：“不能。”然后他站起来，去厨房把比萨饼放在烤箱里，然后把中午用过的餐具放到洗碗池里刷洗——我实在太兴奋了，下午接到电话之后什么都没干，连中午的碗都没有洗，连晚饭都没有做。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我知道他生气了，这个人真的不高兴的时候不会理论，也不会争吵，只会立即在手边找点什么事情来做，以此发泄或者转移注意力。
他生气？他凭什么生气？
我站起来，走过去，站在他后面问他：“Jean…Paul，你是在生我的气，给我脸色看，对不对？”
“对。”
“为什么？”我蹙着眉头。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么让我来告诉你。”我说，“你想要我听你的，你想要什么事情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不想让我工作，你轻视我，你觉得我去工作并没有跟你一起去南方玩重要。对不对？”
他把水龙头关掉，回头看着我，“出去旅行是你的主意。”
“那么我现在改了主意。”我说。
“那很好。”他说，“但是我不能改，我要放假，然后我自己去！”
我笑了一声，“这算是威胁吗？”
“不是。只是报复。”他说，“如果你的事情不跟我商量，我也没有必要顾忌你。”
“我在跟你‘商量’。”
“沙发上不是你的箱子吗？如果我说‘不’，你会不去吗？你不会的。所以，Claire，你不是‘商量’，你在‘通知’我。”
我的声音高了八度，“用不着你来纠正我的法语！”
他摇了摇头，也从来没有那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哦，这简直是必须的，亲爱的，你的法语非常糟糕！”
还有不到四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家里楼下的广场上有工人在挂节日彩灯，不知道按错了哪个开关，整栋楼的灯都灭了。
我在短暂的黑暗里对他慢慢地说：“Jean…Paul，那么我再‘通知’你两件事情：从现在开始，三天之内，我绝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的。还有，不许你说我法语不好。我在你的国家里，什么都不会，说法语是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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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他想伸手抱一抱我，我转头就走了。
第二天我打扫房间，准备早中晚饭，洗衣服，为接下来的翻译工作做一些准备。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跟JP说话，我发扬了我一贯的跟人对抗时候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要义，我说三天不跟他说话，那我就是不跟他说话。
他没有再一次请求我的原谅，吃饭的时候说谢谢，吃完饭了就去洗碗，然后躲到自己的书房里面玩游戏。
一夜无话。
第三天的晚上，这个家伙有点绷不住了，躺在被子里亲亲我的后背，然后细声细气地说：“喂，亲亲我。”
我起身，拿了另一个被子，然后蒙上头睡觉了。
第四天的下午我拎着准备好的行李箱，坐了三站公交车到了长途汽车站，然后买了去里昂的车票就出发去工作了。
我出发的时候，把家门锁上的那一刹那，觉得心里痛快极了，像是狠狠地揍了JP一顿一样，真过瘾啊。我没有跟他说过我具体何时出发，这次可是个突然袭击，我想象着他回到家中发现我不在的震惊和失望，我想象着他悔恨不已，马上给我打电话时候的狼狈不堪，我还想象着他会不会自己开车来里昂追我等一些小说或者电影里的老套路。
想着想着，我的心里就不像刚才那样痛快了。我懊恼地发现原来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那样地想念他。
里昂是个陌主的大城市。策划公司那位跟我通过电话的何先生带着司机在长途汽车站等我，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非常地和气。在车上他又跟我详细地解释了一下这次带团的主要任务，将从浙江来的几位农业专家和企业家带到法国中部的两个省份，分别考察一下花卉种子和肉牛种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