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兄,你就少来追我,咱们谈到这儿,难道还哥儿俩也真个来一场不成?!”
“如果能迫出你过去的豪气,我梁某人绝对奉陪到底!”
“嘿,这一来,我们倒成了日后人们口中的闲话了。”
“这就叫做‘闲话中的闲话’呀!”
后记一不是闲话
《江湖闲话》到头来还是闲活几句而已。
原本是香港的东方日报约稿,要我写八千字短篇武侠小说。字数要恰恰好,不可多,不可少。这也无所谓,在香港,就连写诗也不可多一字少一字,更何况小说。武侠短篇最是难写。所以最刺激。我一向都主张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所以要赋给每一部小说一个新的形式。于是,干脆把我过去武侠小说里一些我自己印象较深刻的人物拿出来,各写一篇。这好比原本是去观察一棵大树,现在去分析枝叶。有些情节的支线,在原来小说里不便发展,从轻发落,到此大可节外生枝,以枝为干。小题大做。
这还不够。打算用两人对话的方式,来衍生出全篇小说。这两个只有对话的人物,藉他们的对话烘托出一个有花有剑有热血有泪光的江湖来。到未了,对话的二人也成了话题,闲话人也成了闲活,传说的人成了传说。
在写作和发表的过程里,也不例外的有了好些变化:譬如从每篇八千字改成六千字,发表的刊物从《时报周刊》转到了《自由日报》,从《玲珑阁》转到了《亚洲电视》.诸如此类……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虽经延搁,但我还是完成了此书,并利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相声、说书、戏剧性对白的效果,在改写了一些故事和人物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新意。
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宁愿不写,或写了不出书。
这当然不是闲话。
后记二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
《结局》是十八岁时候的作品,那时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成文之后,寄到台湾颜元叔、胡耀恒主编的《中外文学》去,意外的给发表出来,真个欣喜若狂。《中外文学》是继夏济安、夏志清等刨《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当时台湾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在那儿发表学术论文和创作,甚受注意和重视,编者与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教授级、博士级、系主任级、院长级等“超级人物”,初出茅芦、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能在那儿发表作品,而且还是武侠小说,绝对是一个意外之喜(这之后,我又在《中外文学》发表了不少作品,“武侠诗”尤多。)
记得小说刊出来之后,文章中还有一个错外:那就是把“四月初四”写成“三伏天”,结果,一位颇负盛名的老教授即投书“中外”,勉励之余,还指出我的谬处,我便在出书时作出了改正(见七七年“四季版”之《凿痕》一书)。坦白说,能“惊动”这等人物有教于我,我是不胜荣幸的。那时的我,中学尚未毕业,而《中外文学》之前之后,都没再刊登过“武侠小说”。无独有偶,陈慧桦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另一篇武侠散文;《迷神引》,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最“老字号”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月刊》,也发表了我的“武侠极短篇”:《刀》.这都是约莫在七零到七二年间(十六到十八岁)的事。
“后来,我把四千字的《结局》在十年后重写了一次,便是九万字的《杀人者唐斩》。
《雪在烧》是八六年的作品,刊登在目前仍在出刑、是继《中外文学》后台湾纯文学的具代表性的刊物,《联合文学》中。那是武侠评论名家、“联经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的主编叶洪生先生代约的稿,其中有一段趣事是:发表之后曾志伟喜欢这篇名,把它“借用”了,拍成一部以台湾乡村为背景的电影(内容与我无关,与我作品也无关).由谭家明执导。为些事。朱延平还特别找我喝茶、请我吃饭,让我多交了几个好朋友。
“去年九月,台湾《联合报》缤纷版主编冯曼伦约稿,我因适逢是最忙的一段时间,至今年三月才能执笔,既然迟交了,就决意写一篇比较“像话”的作品给她,于是为“雪在烧”续写“战僧与何平”。
“常在文中提到或强调写作年份和岁数,当然不等于向读者宣布自己如何“天才横溢”或“惊才羡艳”,因为就算十五岁便写出绝才巨著,三十岁反而成了“小时了了”,也大有人在。虽然多年来都为把武侠和文学的结合而尽力及努力,但如果一心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学加历史,只怕万一进不了文学史,却只吃了文学屎。年龄跟作品好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但依据年龄和写作年份、背景与环境,对常看和长期看我小说的读者而言,比较可以了解其间的脉络相承,进而对文字所流露的心态和意念,也更加可以进一步掌握和体会。
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一个作者而言绝对是重要的,要不然,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那么几时它才能汇合百川、注入大海不回头?
稿于一九九0年三月大日
出版“自由人”版“温瑞安武侠
周刊”之“大出血”
后记二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
《结局》是十八岁时候的作品,那时是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美罗埠,成文之后,寄到台湾颜元叔、胡耀恒主编的《中外文学》去,意外的给发表出来,真个欣喜若狂。《中外文学》是继夏济安、夏志清等刨《文学杂志》、白先勇等创《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当时台湾现代文学的大本营,在那儿发表学术论文和创作,甚受注意和重视,编者与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教授级、博士级、系主任级、院长级等“超级人物”,初出茅芦、不知天高地厚的我。能在那儿发表作品,而且还是武侠小说,绝对是一个意外之喜(这之后,我又在《中外文学》发表了不少作品,“武侠诗”尤多。)
记得小说刊出来之后,文章中还有一个错外:那就是把“四月初四”写成“三伏天”,结果,一位颇负盛名的老教授即投书“中外”,勉励之余,还指出我的谬处,我便在出书时作出了改正(见七七年“四季版”之《凿痕》一书)。坦白说,能“惊动”这等人物有教于我,我是不胜荣幸的。那时的我,中学尚未毕业,而《中外文学》之前之后,都没再刊登过“武侠小说”。无独有偶,陈慧桦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也发表了我另一篇武侠散文;《迷神引》,更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最“老字号”的纯文学刊物:《蕉风月刊》,也发表了我的“武侠极短篇”:《刀》.这都是约莫在七零到七二年间(十六到十八岁)的事。
“后来,我把四千字的《结局》在十年后重写了一次,便是九万字的《杀人者唐斩》。
《雪在烧》是八六年的作品,刊登在目前仍在出刑、是继《中外文学》后台湾纯文学的具代表性的刊物,《联合文学》中。那是武侠评论名家、“联经版”《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的主编叶洪生先生代约的稿,其中有一段趣事是:发表之后曾志伟喜欢这篇名,把它“借用”了,拍成一部以台湾乡村为背景的电影(内容与我无关,与我作品也无关).由谭家明执导。为些事。朱延平还特别找我喝茶、请我吃饭,让我多交了几个好朋友。
“去年九月,台湾《联合报》缤纷版主编冯曼伦约稿,我因适逢是最忙的一段时间,至今年三月才能执笔,既然迟交了,就决意写一篇比较“像话”的作品给她,于是为“雪在烧”续写“战僧与何平”。
“常在文中提到或强调写作年份和岁数,当然不等于向读者宣布自己如何“天才横溢”或“惊才羡艳”,因为就算十五岁便写出绝才巨著,三十岁反而成了“小时了了”,也大有人在。虽然多年来都为把武侠和文学的结合而尽力及努力,但如果一心以为自己的作品就是文学加历史,只怕万一进不了文学史,却只吃了文学屎。年龄跟作品好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但依据年龄和写作年份、背景与环境,对常看和长期看我小说的读者而言,比较可以了解其间的脉络相承,进而对文字所流露的心态和意念,也更加可以进一步掌握和体会。
创作的心路历程对一个作者而言绝对是重要的,要不然,一江春水向东南西北流,那么几时它才能汇合百川、注入大海不回头?
稿于一九九0年三月大日
出版“自由人”版“温瑞安武侠
周刊”之“大出血”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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