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第一种模式叫做中央控制的模式。就是君主和官僚有限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二种模式叫做宫廷的集权模式，就是皇帝或他的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士大夫只能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第三种模式是**的模式，所有的决策，出于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士大夫虽能分享行政权力，但无权参与决策；第四种模式是独裁的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朝野士人。
也许第一种模式对君主政体来讲是最理想的，可也是最难实现的，应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反正在赵柽看来自己登基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那么做的。因此他采取的是第二种模式，但官僚士大夫们却不是例行公事地在旁边赞同。因为大宋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法，使他难以实施独裁，这种制度即便在赵柽这个现代人看也是十分先进的，称之为封建君主制下的有限民主制也不为过。
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
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而政策的变化。地位的提高，使士大夫阶层经世理念得到加强。他们对上到社稷安危，下到生民利病，无不抱有舍我其谁的主体认识，并把这种主体认识融入到自己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
在宋代政治里，还有一个常用术语，叫做“国是”，大体相当于现今所说的某一时期的大计方针。且国是一旦确立，短期里一般不会轻易改动，直到下轮‘国是’再确定。
既然是共商‘国是’必然要广泛征求意见，但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个范围往往就是士人们的意见，他们通过上书言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监督皇帝恪守家法，谏请君主更改诏令，阻止君主内降诏书，抑制女后干政弄权等；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最高决策权，也就是皇权，因此也受到已经融入了国家的统治阶层的士人言事权的有力约束。
经过百年的发展，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了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
文官政治，宽泛、健全的政治制度促使宋朝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形成及其崛起，作为官僚集团的中流砥柱士人们将他们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
赵柽从根儿上说还是武人出身，他能当上皇帝并成功的逆转了士人政治的基本形势，使皇权得以占据主动，说好听的是他能审时度势抓住了机遇，不好听的就是趁火打劫！
赵柽明白若想能中兴大宋，必须结束持续了三朝的党争，朝廷中只能有一个声音存在，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自己说了算，也就是说实施**，使皇权独树。而当时大宋在女真人的步步紧逼下，士人们没有能承担起拯救国家、黎民的重任，反而做出出卖国家和皇族的丑事。这让此刻上台的赵柽在抵御外辱的口号下，有充足的理由打压思想言论上的反对派，将一些反对者清除出朝堂。并借机将作为抵抗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武人的地位提高，也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
而随着战争向有利于大宋的方向发展，及赵柽有意的宣传鼓惑下，大宋朝野民族意识随即高涨，重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这种民族意识崛起的推动下，促使士人转换为一种普遍的恢复情结与爱国情怀，民族大义成为大宋朝野主流思想。士人阶层中讲究民族气节的意识形态得以普遍确立，并得以自觉践行，‘为国死节’成为一个士人的最高荣誉。但更重要的是**权力借此迅速扩张，皇权在朝堂上占据了上风。
赵柽一直认为市民社会、经济大潮与士人的独善其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相互排斥的，也不会妨碍士人业已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西北时他便启用了周行己、陈过廷和杨时等并不排斥‘功利’的几位当世大儒为幕僚，并让他们在路学中任教，为自己培养了一批基层官员。登基后他们又在朝中位居高位，让他们的学说成为主流，成为各级学府的教授内容。
既然在不同的皇帝、不同的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国是，也就是有不同的中心任务与政治生态，基本国策在宋代的执行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也就是因皇帝而异的。赵柽适时提出了‘发展工商，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强力推动对外贸易，在‘自己人’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执行，同时造就了一批新的大商。
什么时代都是官比商的地位高，商人们便都想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官，而他们有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请最好的老师教育子弟，让他们进入最好的学校，使他们脱离商人队伍进入士人集团，而他们肯定会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讲话。而吃水不忘打井人，赵柽便也得到了这个新兴阶层的鼎力支持。
商业发展的同时，普通百姓同样是受益者。商税的增加，使得两税可以酌减，各种杂税得以减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安居乐业是升斗小民的最大愿望，自然对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明君’感恩戴德，万岁喊得也最起劲儿，更会以实际行动支持皇帝，使他的诏令得以在地方顺利实施。
赢得了各阶层支持的赵柽使他得以在朝堂上呼风唤雨，一呼百应，得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使他不得不心生警惕……（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五章 专制
**和独裁一直被人诟病，可有的时候却需要**。赵柽虽然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不少年了，但他毕竟还带着前世的记忆，与这个年代的某些方面不合拍、他所知道的甚至是此刻不存在却更需要的东西。而他要把新东西得以实现就必须强制推行，需要动用铁的手腕和做一个独夫，而皇帝的身份也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
多年的经营使赵柽有了一批忠诚的部下，可他们和自己一样缺乏的是执政经验与治理国家的手段，初登皇位时还需朝中旧官僚的协助。因而朝中隐隐分为两个派系，也可以成为旧党和新党。新党跟随赵柽多年，受他的影响做事为达目的往往会打破陈规，敢作敢为；留任的旧党中坚也是经过赵柽挑选的，如李纲、宗泽等这样正直清廉，忠君爱国，在朝野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的人，其中不乏过去改革派的倡导者。
俗语说‘共患难容易，共富贵难’。在赵柽即位初期，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动乱未平。若想实现中兴，坐稳江山，两党便必须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否则大家就得一起翻船，所以开始时虽然亦有龃龉，但在大义的旗帜下双方还能同舟共济，齐心协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可随着政局的稳定，赵柽发现朝中一团大好和气的氛围有了变化，在上朝和散朝的时候他就发现开始分群了，这不止是文武分群，而是新旧分群。他命人立刻调查。原来旧党有些人看不起那些随自己从乡下走出来的土包子们，其实赵柽的身边人也多是过去失意的政客、科举失利的书生。再就是家奴出身，旧党的人便以为他们只不过走了狗屎运。主子当了皇帝，他们也跟着鸡犬升天，被赐予个进士出身，现在自己却和他们这些寒窗苦读多年的饱学之士同殿为臣，心中不爽。
赵柽弄清楚了怎么回事，觉着这也正常，他们之间不过就是因为生活情趣和处事观念的不同，平日就是城里人还看着乡下人不顺眼呢，何况这些心高气傲的士人们。他以为这不过是些小事情。只要不影响大局，不把那些情绪带到工作中也无伤大雅，便不再上心。
但是在援助高丽之战的水军献捷之后，赵柽的耳目们向他反应了些士人们私下的闲话。本来最为让士人一直不满的是皇帝改‘以文治武’为‘文武并重’，使武人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这让士人心中已经着实不爽，而宣和楼上的庆功宴又不知道让多少士人的玻璃心碎了，他们曾引以为傲的集英殿进士宴与其相比逊色不少，披红跨马游街的风头也不再受人羡慕。皇帝种种行为让他们十分不舒服。
赵柽听说了这个新动向后心中便有所警觉，这可不是个好苗头，弄不好便会演变成文武之间的又一次争斗。可接下来的宋金和谈，讨伐高昌、迎奉辽王回京及其后的让位风波等一系列家事、国事让他忙得晕头转向。根本没有时间深究。直至他决定亲征塞尔柱时，他突然发现朝堂上一边倒的反对自己亲征，居然还以消极怠工的方式与自己对抗。
那一刻赵柽意识到事态严重了。朝中大臣都一个鼻孔出气，导致中央政府机构陷入瘫痪状态。虽然并没有严重到失控的程度。但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亲征已经泡汤了。自己一去也许就是两、三年，一旦有人心怀不轨。以自己阵亡或失踪为由另立新君，到时即便军队依然效忠自己也要爆发一场内战，自己辛苦多年的成果将荡然无存。
但是赵柽此刻没有‘屈服’，依然态度强硬的表示要亲征，并通过自己严控的秘密系统指挥各镇抚司及地方州府下诏，明着是准备亲征事宜，暗中却是一旦京中失控他们便奉诏入京勤王，清君侧。而此刻朝中反常的情况也引起了赵仁等一干武将的警觉，意识到自己的好心被人利用了，发现皇帝有被架空的危险，他们马上秘密进宫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忠心，绝无背叛之意，只是单纯的担心皇帝的安危才会一同上书。
与此同时，大家发现通过‘罢工’是无法让皇帝改变亲征的决心，而地方没有他们发出的通令，皇帝一样能通过御旨指挥地方调动军队。他们意识到皇帝并不惧自己摔耙子，反而将自己置于了尴尬的地位，更有无法收场的危险，于是他们改为与皇帝合作，欲通过‘软手段’重新占据主动。
赵柽此时心中已经有了底儿，只要军队不乱他就能控制局势，而那些士人他也不相信都会反对自己，其中肯定也有出于关心自己的安危而和旧党走到一起的。于是他顺水推舟宣布放弃亲征，并解除警戒。而那些迫使皇帝收回成命的士人们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鼓舞，却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皇帝的重视……
此次事件虽以赵柽的‘屈服’收场，他知道这也许只是个偶发事件，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但是他知道这个事件开启本朝谏止皇帝的先河。如果不想办法加以改正，此类事件将越来越多。自己不同意，他们就会故技重施跟自己对抗，使得自己独裁美梦破裂不说，若是有人提出反对便可能会引发党争。
党争的危害自不必言，对一个国家而言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宋神宗朝，一个大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按之前上书言事的自由度，有些士大夫对变法提出了种种质疑，在争论中分成了新旧两党。而在变法体制下，政府往往变得自信而武断，新党就把旧党苏轼以乌台诗案打入大牢。反过来，到元祐更化时，旧党执政，以牙还牙，也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
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生态，已然不能与仁宗朝相比，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开了恶劣的先河。两党的争斗又持续了三朝，大宋的政治精英几乎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在相互倾轧中损失殆尽，才有了蔡京等奸佞掌权的机会。而国力也在纷争中由盛转衰，内部矛盾重重，即便没有女真人的入侵大宋也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党争的恶果谁都明白，但为啥士人们还乐此不疲纷纷卷入其中呢？赵柽这么多年却将其中缘由琢磨了**不离十。
在绝对功利至上的封建官场上；宦官、外戚和士人往往是三股不可调和的势力。其中宦官对皇室来说；是不可或缺；必须要用的；外戚则是皇室天然的、既成事实的、无法否定和摆脱的附着物。士大夫在封建官场上有其天然的政治软肋，他们只能依靠的政治理念、符合封建礼制的伦理展示和能为帝王所用的治国才学赢得地位，达到实现自己的权力**和政治理想的目的。
可士大夫们拥有的那些道德才学；毕竟是富有弹性的； 在攻城掠地，拓土开疆的武将面前显得单薄；甚至是虚无和空泛。对皇帝来说；既可用此；亦可用彼；既可彼此兼用；亦可彼此相攻相克；甚至当作垃圾弃之不用；既可当下就用；亦可将来再用。为了减少失败；壮大势力；士大夫们就必须从道德才学以外寻找力量。
结成朋党；正是士大夫们最容易想到；也最容易操作的政治选择。对倾向己方的士大夫官员尽力拉拢、利用、扶植；对异己派则实行残酷迫害、无情打击。进而谋取政治权力、地位及其利益；再以政治上的收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扩大和拓展关系； 结成庞大而坚实的权力网络；满足自我、方便自我、最终实现自我；并惠及子孙后代；这正是封建政治斗争的终极目的所在。
虽然想明白了，可如何避免党争还是道难题。跟他们讲道理，赵柽相信自己这半瓶子醋绝不是那些满腹学问的士人们的对手，他们都明白着呢！惩处几个以儆效尤，虽说是个办法，但治标不治本，有祖宗家法这个保护伞他们不怕贬官，不怕降阶，不怕入狱。而高压的政策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将好人都赶出朝廷，剩下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就又走了他爹的老路。
思来想去，赵柽想到后世一位伟人说过的话：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三个人就有左中右。这说明要想从根上消除党争是不可能，只能通过权力的平衡来制约，而要实现平衡就必须有一个仲裁者，那最好的裁判当然就是他这个皇帝，只要皇权独树就能控制形势，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避免两党死掐，这正与赵柽加强皇权实施‘民主**’的想法相吻合。
而赵柽春节期间的行为看似荒唐，却正是他对各位重臣的试探，伺机抓住他们这些道德楷模的小辫子，使他们明白不要因为些小事就跟自己磨磨唧唧，你们屁股上都有屎，想整的你们身败名裂不是什么难事。这手段虽然下作，可有时却有奇效，尤其是对付这些极好面子的士人们……（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六章 调整
新年后的第一个朝会与往日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