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母亲和小姨之后，苏曼殊在一九零八年的夏天回到了上海，而中秋节他又到了杭州。曼殊对杭州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西湖，在东京时还凭印象画过一幅西湖孤山图。这回苏曼殊看过西湖之后，又来到了那座白云庵里，并在里面住下。这里，苏曼殊见到了已在西湖卜居了一年多的挚友刘三。在曼殊的印象中，刘三是个少怀大志、任侠好义的朋友，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刘三就投身到反清活动中去，还曾组织过革命团体丽则学社。这些年来曼殊与刘三一直鸿雁传书，并有着诗画的往来，友情可谓深厚。
在白云庵苏曼殊见过刘三后，又到了韬光庵。此庵地处灵隐寺西北，在唐代时即有盛名。在庵中苏曼殊籍茅为榻垒砖代枕，时时不忘打禅修行。韬光庵也在山中，所以夜晚显得非常寂静，几声鹃鸣更显幽深，这个时候苏曼殊又想起了好友刘三，于是写下了一首诗，打算第二天送给他：
刘三旧是多情种，
浪迹烟波又一年。
近日诗肠饶几许，
何妨伴我听啼鹃。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
修行了一段时间后，曼殊又接到朋友的邀请，让他到南京任教，发出邀请的是一所佛学学校，名叫祗垣精舍。这所学校是中国近代的佛学家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的，而且刚办了不久，他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向僧侣们传授佛经弘扬佛法。在这所学校中，苏曼殊担任梵文和英文两门课程的老师，教学任务也比较繁重。他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教到中午十二点，培养起佛学人才来算是鞠躬尽瘁。德国的汉学家法兰正好也在南京，他向苏曼殊求教，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佛教的问题。开始学校的教员以为苏曼殊是传说中的那种放浪不羁的样子，没想到教学时的他如此严谨敬业。可是一向体弱的他终于病倒了，他咳嗽不止，偶尔痰中还夹有血丝，这正是他以前的老毛病了。到了一九零九年的春天，苏曼殊离开了南京，打算去日本东京修养调整。到了东京，陈独秀已在那开了个梵文讲习班，见苏曼殊来正好，就邀请他到班中讲课。可是这个班级才开了三个月就因为经费的问题停止了，这个时候苏曼殊和陈独秀住在一个名叫猿乐町的地方。猿乐町是歌舞演员居住的地区，这里面有艺妓云集，她们几乎都是日本最好的艺妓。陈独秀当时正感觉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常常将感情寄托在这些歌舞妓身上。陈独秀不仅自己多情，还劝曼殊也要接近女色，甚至劝他还俗成家。苏曼殊谢绝了他的好意，每次遇到明眸皓齿的女子，曼殊总以平常心对待她们，这不是他的无情，而正是他一向对女性的同情，也许他是提升了这种爱，让它上升到慈悲博爱的高度上去了。
在一次音乐会上，苏曼殊认识了一位名叫百助枫子的调筝女孩。这个女孩温文尔雅、素静如玉，她踏着碎步缓缓地走上舞台时，苏曼殊就觉得她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弦索调定后，这个女孩向在坐的听众鞠躬致意，苏曼殊突然发觉她竟没象一般的艺妓在脸上涂满脂粉，真如出水芙蓉。琴声响起，百助枫子演奏的乐曲由浅入深，激起了听者无限的愁绪，苏曼殊似乎也有些心动了。百助枫子也注意到了听众中一位深沉而忧郁，气质不苏俗的男子，他就是苏曼殊。第二天，苏曼殊打听到了这个调筝女的住址，亲自拜访了她。那是个非常简陋的住处，苏曼殊了解到，百助姑娘是被她母亲卖到此地调筝卖唱的，这让曼殊对她产生无限的同情。自此以后，两人成了知音。凡是百助枫子有演出，苏曼殊必去听，而第二天，俩人又定会在她简陋的住处交谈。时间一久，百助对苏曼殊产生了依恋的感觉，她愿以身相许，与他相伴一生。但是苏曼殊不能答应她，因为他早已落发为僧，尽管他心里是多么地爱百助。百助的一腔热情换来的只是两行伤心的眼泪。不过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能体谅曼殊的难处，于是决定主动离开这里，带着对他深深地又无结果的爱到东京去。临走之前，百助枫子对苏曼殊提出了一个请求，让心上人为自己画一幅像，以作留念。曼殊答应了她，用饱含深情的笔将这位美丽多情又善良的姑娘，画了下来。
百助枫子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苏曼殊难道真的不在意她么，不是的，好多年后，他还记得这这位善良的日本姑娘，这段美好而温馨的往事。在《本事诗》的十首诗之中，有两首这样深情地写到：
一
乌舍凌波肌似雪，
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二
春雨楼头尺八萧，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樱花落满了木桥，苏曼殊惆怅地走过，再不见红叶索诗，再不闻春雨箫声，他唯有把百助枫子永远铭记在心。
四
一九零九年的八月，苏曼殊回到了国内。小住白云庵之后，他决定要远行南洋，作为一个游方僧，远方总是他最想去的。他要去的南洋国家是爪哇，在太平洋的客船中，苏曼殊把这一年来翻译的英文诗歌汇集成册，定名为《潮音》。他刚翻译过拜伦的诗，现在他又喜欢上了雪莱的诗，在《潮音》的这本册子中，苏曼殊对比了这两位杰出的英国诗人。他觉得拜伦的诗象一种有奋激性的酒，人喝了越多，越会甜蜜地陶醉；雪莱则审慎深思，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他的一生都在恋爱中寻求涅盘，而苏曼殊自己又是多么象这两位浪漫的诗人。船过香港时，发生了一个奇迹，苏曼殊在甲板上遇见了那位西班牙牧师庄湘老师，他们一见如故。随同庄湘老师的还有他的女儿雪鸿，雪鸿一直爱慕着父亲的这位学生，只是流水有意落花无情，苏曼殊只把这位可爱的西班牙姑娘当作妹妹一样，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庄湘老师理解自己的学生，更理解他的信仰，在新加坡转船回西班牙时嘱咐苏曼殊一定要注意身体，以后还定有机会相见的。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姑娘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对雪鸿这位善良温柔的西班牙姑娘，苏曼殊是永生不会忘记的，在后来他写的《断鸿零雁记》中，曾多次地提起她。在新加坡稍做休息之后，苏曼殊来到了爪哇。这个地方处于赤道的附近，炎热潮湿，苏曼殊经常生病，作为一个僧人，他肯定不会在这呆多久。第二年，苏曼殊就从爪哇出发，目的地是佛教圣地印度，那个他好久前就想去的地方。轮船沿着苏门答腊岛，出了马六甲海峡，然后入印度洋。到了印度后，苏曼殊虔诚地朝拜了许多古寺名刹。他还发现与中国莲花只有红白二色不同，印度的莲花有金、黄、紫、蓝等各种颜色，而各种莲花也比中国的大许多而且更香。随后曼殊又在芒碣山寺住了许多时间，这座寺庙也在山里，而山中多是果树，苏曼殊好甜品，每天都采摘许多鲜果食用，非常悠闲。苏曼殊在印度也很谦虚，印度的僧人对他更是尊重，甚至他们将苏曼殊与印象中的康有为比较。这个时候爪哇的朋友又来信，请苏曼殊在回去到学校任教。苏曼殊不能拒绝，在印度朝圣之后，又从原路返回爪哇。
在爪哇时，除了授课以外，苏曼殊还从事进行着写作。大约一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英译《燕子笺》，又开始了那本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的写作，并且翻译了那本梵文诗剧《沙恭达罗》。而一九一二年的春天，苏曼殊又返回了中国。
他回到上海后，受到了好朋友柳亚子等人的邀请，到《太平洋》报社任主笔。还在柳亚子的劝说下加入了著名的〃南社〃。在报社，苏曼殊遇到了从日本留学刚回来的李叔同，他们两个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且最终都与佛有缘，还皆擅丹青。不过曼殊的山水画，多取材于古寺闲僧荒江孤舟，画风萧疏而孤僻；而李叔同性格清淡稳重，擅长花鸟。他们俩全都做着报社的美术编辑工作。
柳亚子的朋友叶楚伧久闻苏曼殊的画名，费尽心思要要得到他的画，后来硬是以同为〃南社〃成员的身份，用小计策把苏曼殊〃囚禁〃起来，才得到了那幅著名的《汾堤吊梦图》，画作完成之后随即就被李叔同铸版在报上发表了出来。同时也刊出了李叔同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堪称〃双绝〃，一时洛阳纸贵。之后，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也被李叔同拿到报社连载，小说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主人公的遭遇其实就是苏曼殊的经历，刊出反响非常极大，可惜的是报社很快发生了资金的危机，到了一九一二年的十月份终于被迫停刊。
此后的一段时间，苏曼殊到了安徽安庆的朋友那里教书，直到第二年的年底，肺脾都严重发炎，每当发病时全身疼痛，无奈只能在十二月份东渡日本养病。到了日本他只是先住在一个旅馆中，后来病情加重才到东京就医。苏曼殊生病期间还去看望了河合若，为她添置了书橱、椅垫等生活物品，这个时候他已知道，这位唤了二十多年的小姨就是自己的亲身母亲。
苏曼殊的饮食习惯非常没有规律，遇到爱吃的东西准吃个大饱。比如日本人有吃冰的习惯，中国留学生一般不怎么吃冰，觉得那有碍健康，苏曼殊不但要打破这个陈见，一吃就吃好几斤，对于甜水果吃起来更是没有节制，这也损害了他本就虚弱的身体。
五
这次苏曼殊在日本的时间最长，一共住了三年。直至一九一六年的春天，他才回到了上海。回国后苏曼殊在杭州结识了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早年赴绍兴参加县试，与鲁迅兄弟同考，结果马一浮的成绩名列第一而鲁迅还排在他后面。后来马一浮又游访过美国，精通西学，不过他认为西学仍不如国学，六艺可以囊括一切学术，是新儒学的代表者，他也早闻苏曼殊的盛名，两人相见恨晚，非常投缘，对苏曼殊，马一浮有这样的评价〃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可见苏曼殊的天才是没有人不佩服。
在上海，苏曼殊的肠胃病又复发了，痢疾不止，很快被送进了霞飞医院。孙中山一向对苏曼殊很器重，这一点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是知道的，而且蒋介石也非常敬仰这位才名远播的僧人，知道他住院时经济拮据，还让苏曼殊当年的学生陈果夫送去医药费。甚至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中去住，在蒋的寓所里，苏曼殊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于是被送进了广慈医院，朋友们希望这所医院能挽救住曼殊年轻的生命。
苏曼殊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似乎明白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他到没为自己感到伤心，时常想起的只是那句自己曾写过的诗句：〃众生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僧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度之以外，众生成佛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二日，苏曼殊被病痛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除了他的母亲，这一生他确已没什么挂碍了。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年轻，在人世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那些朋友都知道苏曼殊生前喜欢杭州，钟情西湖。于是他们在西湖的南岸山脚下，为他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安身之地，让苏曼殊可以常与湖山做伴，再不孤寂。
后记
写一本书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终点该缓口气了，却发现脚下又将是下一个起点，所以后记只是一种了结而非终结。就像行旅者在远乡青山间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脚，坐下来，会心地从茗香清风中品咂来路的艰辛，稍作恢复，便又该启程。
创作可以说一项时间的事业，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作品的好坏也需要时间来评断。以后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小说也不会丢弃。写散文是写我想说的话，写小说是替笔下的人物说话，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读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讽刺小说时给我来信，他们读惯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风格，惊讶一个人怎会写两本差别如此之大的书，一个严肃的散文作者怎会还有尖刻的另一种文风，说有些作家都只写一种风格的文章、一种风格的书，怎么独你左右开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历史的多情，那么文章必然沉郁恣肆；对现实生活中世情百态的不满，那么文章也自然会尖刻，幽默和讽刺其实也是一种婉转的锋芒。写历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气，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感情；写讽刺小说，是希望能通过幽默的一面来警示人心，沉淀一下生活中的浮躁。当然，诚如读者朋友信中所说，能驾驭差别如此大的两种风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没有，最近我也当了回责任编辑，替张炜先生看了他将在上海三联出版的《楚辞笔记》，众所周知张炜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书》、
《能不忆蜀葵》等小说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说创作，没想到国学底子亦非常了得，学术文章也写得出，而且照样写得文采飞扬、潇洒气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学者看到那本书后自会汗颜。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数，谁也没规定一个作家只能守住一种文体的贞操至死不渝的，文艺女神似乎也更喜欢不专一的创作者，余光中先生说得好，诗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创作上他是个多妻主义者。好一个文学的〃多妻主义〃者！正是有了那不专一和不满足，才能写出出新意的文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我似乎也得向读者朋友声明，此借鉴只限于文学创作，要在生活里边实践一下的话。本人不负误导责任。
提到这本书，读者也许难以想象，我写这本书的动因之一，竟是因为一首歌曲，此歌以词牌为名，叫《虞美人》。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个年代，这类歌由于歌手来自当时的台湾，代表着与大陆社会氛围不同的流行文化，所以长期被看作〃靡靡之音〃，可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就说这首《虞美人》，一唱三叹，比起时下浮嚣而吐字不清的流行歌曲，不知品位要高多少。当然这也和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毕竞是那位才华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我们知道，无论宋词清词，都是可以用来唱的，但由于时代的迁易，与词相配的曲调早已湮灭于时间的洪流，甚至有些不知名的词根本就从没被配过曲。我们大多数的后人接触的，只能是传之于书册的平面文字。而在这里，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主词的那种出自本真的哀婉凄怨、离愁别恨、家国之痛完全被优美的旋律演绎了出来。接着我便有了书写李煜的冲动，这也是此书以他开篇的原因，随后陆陆续续又想起了一些值得写的文人，比如晚唐的李商隐、宋末的文天祥、清初的纳兰性德等等。他们多是历代的文章高手，他们才华绝世却又都命运多舛。几乎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传奇，怎能不让我虔诚地拿起笔，对他们人生作一番解读？他们的川行华章、升沉荣辱让我无法不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