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为了达到目标，他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艺术努力之中，而且跟生活是敌对的。对于里尔克而言，这种危险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认识莎洛美后，里尔克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从对风景气候动植物的感知到身体上的需求。比如，他开始喜欢素食，跟莎洛美在林中光脚散步。在这一切之上，莎洛美给予他的是安全感和真正自信。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爱情穿透得有多么深：其一，在莎洛美鼓励下，他从此把名字按照德文拼法，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命名；其二，他的书写体大变，有一种老式的优雅。他们于1901年曾一度中断通信，大约两年半，即1903年6月他俩又恢复通信。里尔克在信中写道：“谁知道我会不会在最黑暗的时刻到来呢？”此后，里尔克和她的关系从顶礼膜拜转为相敬如宾，友谊持续了一生。
和莎洛美紧密相联的是两次俄国之行。 1899年春，里尔克和莎洛美夫妇一起从柏林抵达莫斯科。到达后第二天晚上，他们见到了列夫·托尔斯泰，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五年后，里尔克写信给莎洛美：“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这一次复活节，那是个漫长、不寻常、令人战栗而振奋的夜晚，街上挤满人群，伊凡·维里奇（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在黑暗中敲打我，一下又一下。这就是我的复活节，我想人生有此一次足矣。在莫斯科之夜，我得到那信息及非凡的力量，它进入我的血液和心灵。”
他们还认识了俄国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他是诗人包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那时包里斯只有十岁，跟父亲到火车站为莎洛美和里尔克送行。他后来非常推崇里尔克，把他的诗译成俄文。
首次俄国之行只是走马观花。1900年5月 7日，第二次俄国之行开始了，这次只有他们俩。为了这次旅行，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旅行丰富多了。他们专程到图拉去拜访托尔斯泰；去基辅参观名胜古迹，加入宗教游行队伍；乘船沿伏尔加河漂流，看望他曾翻译过的农民诗人。里尔克作了如下描述：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
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
昼，许多黑夜。……原有的一切度量
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现在知道
了：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
更大。我迄今所见的只不过是土地、
河流河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
看到的则是这一切的本身。我觉得我
好像目击了创造；寥寥数语表达了一
切存在，圣父尺度的万物……
他在1903年8月15日致莎洛美的信中声称：“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
俄国神话一直陪伴他的一生。
八
豹
（在巴黎植物园）
他因望穿栅栏
而变得视而不见。
似有千条栅栏在前
世界不复存在。
他在健步溜达
兜着最小的圈子。
如中心那力的舞蹈，
伟大的意志昏厥。
眼睑偶尔悄然
张开——一个影像进入
贯穿四肢的张力——
到内心，停住。
似乎有必要把参照的两种译本抄录在下，有助于展开关于翻译的讨论：
扫过栅栏的他的视线，
逐渐疲乏得视而不见。
他觉得栅栏仿佛有千条，
千条栅栏外不存在世界。
老在极小的圈子里打转，
壮健的跨步变成了步态蹒跚；
犹如力的舞蹈，环绕个中心，
伟大的意志在那里口呆目惊。
当眼睑偶尔悄悄地张开，
就有个影像进入到里边，
通过四肢的紧张的寂静，
将会要停留在他的心田。
（陈敬容译）
他的视力因栅木晃来晃去
而困乏，什么再也看不见。
世界在他似只一千根栅木
一千根栅木后面便没有世界。
威武步伐之轻柔的移行
在转着最小的圆圈，
有如一场力之舞围绕着中心
其间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
只是有时眼帘会无声
掀起——。于是一个图像映进来，
穿过肢体之紧张的寂静——
到达心中即不复存在。
（绿原译）
说实话，这两个译本都让我失望。陈的形式上的工整破坏了中文的自然节奏，显得拗口，以至于会产生这样的句式“千条栅栏外不存在世界”“壮健的跨步变成了步态蹒跚”。还有“伟大的意志在那里口呆目惊”。相比之下，绿原的译本较好，但也有败笔。比如，“威武步伐之轻柔的移行／在转着最小的圆圈，／有如一场力之舞围绕着中心／其间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 首先两个“之”的用法破坏了总体上口语化的效果，“轻柔的移行”其实就是溜达，而“僵立着一个宏伟的意愿”显然是误导，原意是昏厥、惊呆。结尾处“到达心中即不复存在”就更是错上加错。参照英文译本，我压缩了中文句式，尽量使其自然顺畅。
《豹》写于1902年11月，仅比《秋日》晚两个月，收入1907年出版的《新诗集》中。据作者自己说，这是他在罗丹影响下所受的“一种严格的良好训练的结果”。罗丹曾督促他“像一个画家或雕塑家那样在自然面前工作，顽强地领会和模仿”。本诗的副标题“在巴黎植物园”就含有写生画的意味。
开篇表明困兽的处境：他因望穿栅栏／而变得视而不见。／似有千条栅栏在前／世界不复存在。人称代词“他”有作者自喻的意味，豹是作者的物化。“千条栅栏”用得妙，是从豹的眼中看到那遮挡世界的无尽的栅栏。在这里栅栏不再是静止的，随困兽的行走而滚动延伸。而栅栏这一隐喻代表着虚无，故世界不复存在。一般来说，隐喻是纵向的，是在与望穿、视而不见和世界不复存在的关联中展现自身的。
第二段第一句健步与溜达的对立，而兜着最小的圈子加剧了这内在的紧张，与伟大的意志昏厥相呼应。中心既是舞台的中心，又是作者内在的中心，是内与外的契合点。在我看来，力的舞蹈是这首诗的败笔，因过度显得多余；伟大的意志昏厥则是这首诗的高光点，由内在紧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按雅哥布森所说的横向组合轴来看，力和舞蹈显然是陈词滥调，伟大的意志与昏厥之间则有一种因撞击而产生火花的奇特效果。幸好有了这不同凡响的后一句，才得以弥补前一句的缺憾。
第三段是全诗的高潮：眼睑偶尔悄然／张开——一个影像进入／贯穿四肢的张力——／到内心，停住。显然与开篇他因望穿栅栏／而变得视而不见，与第二段伟大的意志昏厥相呼应。在昏厥之后，眼睑偶尔悄然张开意味着那清醒的瞬间。接着是一连串动词的巧妙运用，从一个影像进入，于是贯穿四肢的张力最后到内心，停住，戛然而止。原文中动词比“贯穿”生动，有滑动穿过之意，而张力指的是静止中的紧张，即静与动的对立。影像到底是什么？显然是外部世界的影像，当它最后抵达内心时停住，暗示着恐惧与死亡。
九
任何人如果在内心深处看到这情
景都会明白：要减缓里尔克在终极意
义上的孤独感，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
微乎其微。只在一瞬间，他能亲手阻
断这种孤独感与幻象之间的联系。那
是在高山之巅，他防护着自己免于走
向深渊，因为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
的。那些看着这情景的只能听之任
之，虔诚但无力。
——莎洛美回忆录
在长篇小说《马尔特纪事》到《杜伊诺哀歌》的十多年时间，里尔克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玛利亚的一生》。里尔克的创作与生活出现全面危机。他在写给莎洛美的信中缅怀最美好的巴黎时期，即《新诗集》的时期，那时他的写作如泉涌，不可遏制。“现在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一边肩膀总是冰凉的。我做好了创作的一切准备，我受过如何创作的训练，而现在却根本没有得到创作的委托，这怎么可能呢？我是多余的吗？”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三年，他几乎在文坛销声匿迹。
1910年他和塔克西斯侯爵夫人（Marie Taxis）的相识，对他的余生举足轻重。侯爵夫人不仅是他的施主，也是他由衷钦佩的女性。他们经常见面的地点，是现在意大利境内亚得里亚海边的杜伊诺城堡（Duino），那是侯爵夫人的领地之一。1910年4月20日，里尔克第一次到杜伊诺小住，他惊叹这宏伟的宫殿与壮丽的景观。1911年10月他重返杜伊诺，一直住到第二年5月。
有一天，他为回复一封讨厌的信而心恼，于是离开房间，信步朝下面的城堡走去。突然间，，狂风中似乎有个声音在向他喊叫：“是谁在天使的行列中倾听我的怒吼？”他马上记下这一句，一连串诗行跟进。他返回自己房间，到晚上第一首哀歌诞生了。不久，第二首哀歌以及其他几首的片断涌现，“晚期的里尔克”登场了。经过数年挣扎，他于1915年11月完成了第四首哀歌，接着是长达六年的沉默。
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回首在一次大战期间他的状态：“战争期间，确切地说出于偶然，我几乎每年都在慕尼黑，等待着。一直在想：这日子一定会到头的。我不能理解，不能理解，还是不能理解！”他遇到前所未有的创作危机，他不得不终日伏案，博览群书。1914年夏，荷尔德林诗集的出版让他欣喜若狂，他那一时期的写作留下明显的荷尔德林的痕迹。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来到瑞士，这里的好客和宁静让他感动，他再也没有踏上德国的土地。瑞士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
1921年春，他深入研究了法国文学，特别是迷上了瓦雷里。瓦雷里在艺术上的完美让他激动。他写道：“当时我孑然一身，我在等待，我全部的事业在等待。一天我读到瓦雷里的书，我明白了：自己终于等到了头。”他开始把瓦雷里的诗翻译成德文。而瓦雷里以同样的情感报答了里尔克。1924年4月，他拜访了里尔克，里
尔克还在他当时居住的城堡种了一棵柳树，以志纪念。1926年9月13日，即在里尔克逝世前不久，他们还在日内瓦湖畔相聚。
1921年6月底，在一次漫游途中，他来到慕佐（Muzot），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瑞士山间的小镇，并决定在这里定居。东道主帮他租下一栋小楼，里尔克很快就搬进去。慕佐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避风港。随后几个月，他几乎没离开慕佐一步，等待着那最伟大的时刻再次降临。同年11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必须像戒斋一样“戒信”，以节省更多的精力工作。
这一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22年2月 2日到5日，二十五首十四行诗接踵而至，后来又增补了一首，完成了《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的第一部分。紧接着，2月7日到11日，《杜伊诺哀歌》第七至第十首完稿。14日，第五首哀歌被另一首精品取代，于是《杜伊诺哀歌》珠联璧合。其源泉并未到此停歇，奥尔甫斯的主题仍萦绕在心头，从2月15日到23日，他又完成《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的第二部分共二十九首。此外，还有若干短诗问世。
2月11日他在给杜伊诺女主人的信中欢呼：“终于，侯爵夫人，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这幸福，无比幸福的一天呵。我可以告诉您，哀歌终于大功告成了，一共十首！……所有这些哀歌是在几天之内一气呵成的。这是一股无以名状的狂飚，是精神中的一阵飓风（和当年在杜伊诺的情形相仿），我身上所有的纤维，所有的组织都咔咔地断裂了——根本不吃饭，天知道是谁养活了我。”他在1925年给波兰文的译者写道：“我觉得这确实是天恩浩荡：我一口气鼓起了两张风帆，一张是小巧的玫瑰色帆——十四行诗，另一张是巨大的白帆——哀歌。”
1922年被称为现代派文学的“神奇之年”，里尔克的这两组诗与艾略特的《荒原》、瓦雷里的《幻美集》、瓦耶霍的长诗《垂尔西》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问世。
十
行文至此，我对开篇时对两首长诗的偏激做出修正，这与我重新阅读时被其中的某些精辟诗句感动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仍偏爱里尔克的那几首短涛。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某种排斥往往是先天的，取决于气质和血液。总体而言，我对长诗持怀疑态度，长诗很难保持足够的张力，那是诗歌的奥秘所在。
这并非仅仅是个人好恶的问题，也许值得再回到西方诗歌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里尔克。在德语诗歌中有——条由克洛普斯托克、歌德、席勒到荷尔德林将哀歌与赞歌相结合的传统，里尔克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特别受到荷尔德林的影响。荷尔德林由于疯狂而独树一帜，先知先觉，极力偏离德语诗歌的正统轨道。里尔克对荷尔德林情有独钟，是他懂得这偏离的意义，他试图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在这一传统链条上，《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在德语诗歌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问题在于，我在前面提到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以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以希腊理性精神为源头的逻各斯传统，而西方诗歌一直是与这一传统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自《荷马史诗》以来，由于其他文类的出现，诗歌的叙事性逐渐剥离，越来越趋于抒情性及感官的全面开放。但植根于西方语言内部的逻各斯成为诗人的怪圈，越是抗拒就越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到了二十世纪，更多的西方诗人试图摆脱这个怪圈，超现实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他们甚至想借助自动写作来战胜逻各斯的阴影。
敏感的里尔克从荷尔德林那儿学到的是这种怀疑精神。他的第四首哀歌，是在阅读刚出版的荷尔德林诗集后完成的。这首诗反的正是柏拉图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里尔克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必须扬弃自然与自由之间的区别。人应该向自然过渡，消融在自然里，化为实体中的实体。
1912年1月12日，即他刚刚开始进入《杜伊诺哀歌》时，他在一封从杜伊诺寄出的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