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语转变来的一个词，八百三十一平方米等于一阿乃嘎达，十—二阿乃嘎达等于—公顷。
我听得津津有味。
他接着说：此地农民只使用阿乃嘎达，渠务局去收水费，也要使用阿乃嘎达，我们有一个换算表。不管每年用多少水，不管用几次水，我们只按土地面积收水费。我们从最大的渠口azud 到最小的农家渠都管。azud也是阿拉伯语，高地的意思。还有一个阿拉伯词汇很重要：alque· ria，小村落，其实它是“摩尔的果树园”……
虽然听得过瘾，但我还是意识：这领域，不宜过度深钻。所以此刻写文章，我也是意识着少说是金的诫条，不敢把我囫囵吞枣般听来的资料都堆上去。
古老的灌溉史涉及广泛，不是我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何况，还有拗口的借词，复杂的计算，作物的更新，民族的兴衰。
我看着笔记问他：据说，开始大规模种橘子以后，用水就变得紧张了。泉水也被抽汲过度，导致水位下降。那么在种植柑橘以前呢？ 比如说种植小麦或者葡萄的时代，那时情况怎样？
他说：你说的都是杜里亚河的事，我们不管杜里亚河。
抓住这个老师不容易，我追着他一连串发炮：
橘子在安达卢西亚的种植是在十六或十七世纪，甚至是在十九世纪——这么说是否正确？ 也有人说，在安达卢西亚，最初橘子是被人种植于庭院欣赏，后来才把它引向原野。我觉得这个说法，与科尔多瓦大寺的橘子庭院倒是吻合，您怎么看？
在科尔多瓦，著名的大清真寺的外院，就叫做橘树之庭（Patiodenaranjos）。一株株橘树金果绿叶，给清真寺以奇妙的美感。而科尔多瓦的年代，可比十六或十九世纪早得多了。再有，橘子虽然不是圣书上著录的神圣植物，但我总觉得它也非同一般。它排在橄榄和无花果之后，紧紧挨着葡萄和石榴，难道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橘子，能不能也算做一种“含有神圣意味”的植物呢？
他耸耸肩：我不知道
我翻着页，浏览着他一本本堆给我们的大册的图表、档案、书信、资料。那些资料封皮上都印着他们渠务局的标志：一个红黄色的皇室徽章上，绣着一柄钥匙，左侧是一个女人从水罐里倾出滔滔的水，右侧是一个农夫收获着果实——我看圆圆的像是橘子。还有一幅，照的是胡噶尔河的上游，一座峭壁，俯瞰着一条巨大的水渠。那角度，那画面，简直就是和田郊外的玉龙喀什河大渠。
你关心灌溉？……巴伦西亚人对这种爱好，一般说来应该感到满意。因为不管他们自己意识到与否，他们的第一旅游资源就是灌溉系统。但他们多是些粗心大意的家伙，只会说：胡噶尔河有五条渠，杜里亚河有八条。
再追问，他们就说：你没看见广场上的雕塑么？八个抱着水罐的女孩，就是杜里亚河的八条渠。
有的人似乎懂一些，但一开头就是一堆术语。
——所以，当我听说巴伦西亚有一个从安达卢斯时代延续下来的、裁决灌溉用水纠纷的
“水法庭”时，我怎能不感兴趣。
朋友们争着说：在巴伦西亚，最有名的不是主教堂也不是摩尔城墙，不是古迹也不是特产；这儿最著名的，就是水法庭。
他们强调：“不，不是表演！……它沿用至今！你看见的和古代一样！……”
那是一个真正的安达卢斯时代的风俗。巴伦西亚成立了一座法庭，裁断灌区的用水争端。由法庭公平地分配用水，是伊斯兰时代的传统。那座法庭是真的法庭；只不过它不是政府部门，而是由不同灌区的民间代表组成的。它执行的——是一种雏形的水法，但具有巨大的约束力。
我渐渐听得糊涂，但也刚刚感到吸引。只是愈急愈不能如愿，非要等到星期四，这古怪新鲜的水法庭才会开庭。
到底是什么呢？水法庭！
周四上午，我们兴冲冲赶到雕塑广场，那儿已有大堆的人群在等候。水法庭就设在主教堂门口的台阶上，此刻那儿已用绳索隔开，里面摆着一圈皮椅子。
据说，那些皮椅子就是法庭的全部。从十七世纪以来，它们每周被使用一次。
墙上的海报上，印着一张油画。它描写了一个中世纪的开庭场面：
一个系围裙的农妇叉着腰怒气冲冲，显然是在水的分配上吃了亏。一群老者沉吟着，仿佛在听着她的申辩。老者后面有一位差役模样的人，手执一柄和《水浒》的描写一模一样的钩镰枪，尽职尽责地站着。
我兴奋了。我开始捉摸占位置的事：要是守在第一排当然可以看清楚，但那会很累。如果坐在后面的台阶上等，围观的人多了又会看不清楚。最后我们选中了对面的塔楼，它的下沿有一圈高台——我们可以先坐着等，开庭后再爬到台上看。
临近开庭时已是人头攒动。我不禁对欧洲游客暗暗称叹，他们还真是感兴趣，没有跑到别处去。
从我们靠着的塔楼里，一队黑衫银发的老绅士鱼贯而出，走向对面的主教堂台阶，走向用绳索隔开的那一圈皮椅子。引导他们的——就是那枝钩镰枪！
黑衫老绅土们就座后，一阵子人声鼎沸，什么也听不清。我焦急地等着翻译，但好像没有谁发言。手执钩镰枪的差役是个魁梧的男人，好像只有他大声说了些什么。我们好像鲁迅笔下的小孩看戏，兴奋了一场，却什么也没看见。就在这时人群乱了，接着黑衫法官们也站起来。似乎今天已经退庭？难道千年沿袭的历史画面连一分钟也不到就结束了？我们急了，立即跳下台阶，朝中心挤去。
慌乱中打听到一些信息：今天还真有一件纠纷，只是当事一方的代表正好缺席，法庭就宣布下周再议，并且闭庭。
我们挤到了中间，气喘吁吁。
那个钩镰枪正顶着我的鼻子。但我观察了 他一会之后，判断他只顾扮演威严，大概不会理 睬酷似流浪汉的我。但是，黑衫绅士中有一个 老头，刚才他被几个金发的北欧妇女拦住问问 题。我觉得他面容和善。
“请问，这法庭……什么时候……开始的？”
老头正走向塔楼。我们紧跟着，先赶快问上一句。
没想到，老头一边走，一边喃喃说出的话是：
“阿布杜拉赫曼三世……哈里发在科尔多瓦．他定下的制度……”
我激动了。因为穆斯林的时代，好像是一个似有似无的禁忌。，当涉及那个时代时，哪怕农业或者考古，不知为什么人们常常闪烁其词。我甚至一直感到，在西班牙，穆斯林时代的文明贡献的话题，似乎在被有意地回避。巴伦西亚会不会也这样呢？我确实有过如此担心。而老绅土，这巴伦西亚水法庭的民选法官，他第一句就说了出来。
我们追着他，争分夺秒想再听几句。
他的状态好像也有些神秘。他自语般叨叨着．
“杜里亚河是母亲，八条渠都是孩子……
他走进了塔楼。门关上了。
我遗憾极了——没谈够啊！
4
就这样，我们见识了一种调解用水纠纷的罕见法庭，它大约在960年，被哈里发阿布杜拉赫曼推行为巴伦西亚的一种制度。奇异的是这个制度居然沿用至今：不仅保持着实用性，而且吸引着游客的关心。
看过水法庭的开庭之后，我又来到广场上的雕塑面前。我更喜欢它了，它简直就是古代地中海灌溉文明的解说。现在我已经知道：它并非希腊或西班牙的农业神，它表达的是杜里亚河的主题。八个少女手上的水罐里，哗哗地倾泻出清澈的瀑布。是的，杜里亚河是慷慨的母亲，八条渠都是她的儿女。八个底座上刻着八条渠的名字，和水法庭的八张皮椅子上写的一样。八条渠的代表坐在皮椅子上，籍属右边水渠地区的主席领导左边的代表，左渠区出身的副主席领导右半。水法庭严格防止偏袒，不留记录，一切只经口头审理。一千多年以来，他们有效地分配了灌溉水，维持了巴伦西亚的公正。
望着雕像，我猜测着没出场的艺术家的思路。他要用一件作品概括了这座城市，但他的杜里亚河是一位男性。而据我们的耳闻，更多的人喜欢说杜里亚河是母亲。我猜，或许他想强调历史的粗砺吧。
在这里，巍峨的教堂、罗马时代的残断城墙和石桥，如同这座城市的外在的表层。而它的内部，则是其他的一些非建筑的构造——水和灌溉、奇妙的水法庭，以及其他内在的因素。
没想到，在这座城市我上了一堂有趣的课。
在安达卢斯旧地，随着步步深入的日子，有时我感到接近了一种启发。似乎是关于灌溉以及用水的启发。在黄河流域，仰韶龙山直到商周，并不给人这样的感觉。中国北方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中国考古队员对灌溉问题并不敏感。
使我意识到、使我留意追求这启发的，其实是新疆的绿洲。甚至一次听着西班牙讲解员介绍阿兰布拉宫，她的这样一句解说词使我久久不忘：“阿兰布拉如果没有水，它就什么也不是”。那一刻，新疆的绿洲如一道光线，如一个影子，在我心头一闪而过。是的，它们都是在干旱中成长起来的文明。都以渠坝为依靠，，以灌溉为命脉。它们使灌溉都染上了文明的颜色；它们之间，暗暗藏着一股难辨的线，像血缘一样牢固又亲切。巴伦西亚的水渠大概起源于公元二世纪，但罗马时代出现的渠沟，被不仅是喜爱水、而是对水感到狂喜的穆斯林砌上石头、刻上花纹、浚疏拓展，使之成了一方水土的命脉。灌溉农业在安达卢斯时代由穆斯林培育丰满，成为西班牙的一种最主要的传统。所以老希提才说：“农业是穆斯林赠给西班牙的永恒礼物”。
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北 岛
一
秋 日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正是这首诗，让我犹豫再三，还是把里尔克放进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的行列。诗歌与小说的衡量尺度不同。若用刀子打比方，诗歌好在锋刃上，而小说好 在质地重量造型等整体感上。一个诗人往往就靠那么几首好诗，数量并不重要。里尔克一生写了二千五百首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诗》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这一点，正如里尔克在他关于罗丹一书中所说的，“荣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关于《秋日》，我参照了冯至和绿原的两种中译本，以及包括罗伯特·布莱（RobenBly）在内的三种英译本，最后在冯译本的基础上“攒”成。绿原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但他《秋日》的译本显得草率粗糙：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何其壮观。
把你的影子投向日规吧，
再让风吹向郊原。
命令最后的果实饱满成熟；
再给它们偏南的日照两场，
催促它们向尽善尽美成长，
并把最后的甜蜜酿进浓酒。
谁现在没有房屋，再也建造不成。
谁现在单身一人，将长久孤苦伶仃，
将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将在林荫小道上心神不定
徘徊不已，眼见落叶飘零。
第一段还不错，问题出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上。首先，他极力把诗行压成豆腐于，第二段每行字数一样，第三段的两部分也基本如此。为了这种外在形式的工整，他用大量的双音词凑数，这在现代汉语中是最忌讳的，势必破坏自然的语感与节奏。尤其是“再给它们偏南的日照两场”这一句特别生硬，本来很简单，就是“两天南方的好天气”。第二段最微妙的是一系列强制性动词的转换，这在绿译本中体现不够。比如，“并把最后的甜蜜酿进浓酒”，“酿进”原意是 “压进”。第三段开始是祈使句“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而绿原使用的是陈述句“谁现在没有房屋，再也建 造不成。／谁现在单身一人，将长久孤苦伶仃”， 改变了这一关键处的音调。结尾加了多余的一 笔“眼见”，破坏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那种客观性 描述。
三种英译本中顶属布莱的最离谱。他首先 把题目《秋日》译成《十月的日子》，把“南方的好 天气”译成“地中海的好天气”，把最后一句“在 林荫路上不停地／徘徊，落叶纷飞”译成“沿大树 下的小路独自走着，／不回家，落叶纷飞。”人家 根本没提回不回家，而布莱非要画蛇添足。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细说翻译，是想让我 们知道阅读是从哪儿开始的，又到哪儿结束的， 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弄清诗歌与翻译的界限。 一个好的译本就像牧羊人，带领我们进入牧场； 而一个坏的译本就像狼，在背后驱赶我们迷失 方向。
我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是，除了英文外我并不懂其他外文，按理说我是无法区分牧羊人和狼的，或许我自己就是披着羊皮的狼。然而为了抛砖引玉，继续我们有关诗歌和翻译的讨论，似乎也只能如此——摸石头过河。
《秋日》是1902年9月21日在巴黎写的，那年里尔克年仅二十七岁。
书归正传，让我们一起来进入《秋日》。开篇就确定了谈话的对象是上帝：主呵，是时候了。这语气短促而庄重，甚至有种命令口吻。夏天盛极一时。参照题目，显然是一种感叹，即不可—… 世的夏天终于过去了。是时候了，是“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的时候了。把……置于及让是命令式的延伸。这两组意象有一种奇妙的对位关系，即你的影子与风，日晷与牧场在上下文中彼此呼应，互为因果。你的影子是有形的，而日晷是通过影子的方位确定时间的；而风是无形的，牧场是日晷在时空上的扩展。一般来说，明喻是横向的，靠的是“好像” “仿佛”“如……似的”这类词来连接；而暗喻是纵向的，靠的是上下文的呼应。另外，说到诗歌的方向性，这首诗是个很好的例子，是由近及远从中心到边缘展开的。日晷是中心，而上帝的影子为万物定位，从这里出发，风吹向广阔的牧扬。眉吐气 第二段仍保持看开始时的命令式。带动这 —转变的是风，是风促成段落之间的过渡。前面说过，这一段最微妙的是一系列强制式动词的层层递进：让……给……催……压。这其实是葡萄酒酿造的全部过程，被这几个动词勾勒得异常生动。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五进浓酒。若进一步引申，这里说的似乎不仅又是酿造，而是生命与创造。 第三段是全诗的高潮。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这两个名句几乎概括了里尔克一生的主题，即他没有故乡，注定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