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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自奉极简，公司股利从未进入私人口袋，全家只花用自己的一份薪资。有一次，他生了病，家人想让他吃一只鸡来补补，居然买都买不起。他早岁参加同盟会，而其公司又以“民生”为名，所办的学校取名“兼善”，附有农场、公寓、石灰厂。他又主张计划经济，那么应该是“国父”的忠实信徒。但是在五○年代反右的时候，遭到批判，他的轮船一再地被人破坏沉于江底，在极度困难、无法维持之际，又被他最信任的人陷害，更因他的副总经理有意隐瞒政府已经打算纾困的消息，在绝望中，他竟以自杀身死。
四川、重庆的朋友跟我说，困难打不倒卢作孚，他是对于人性失去信心而死的，得年仅仅五十八岁。身后没有一文钱留给子女，遗言只交代妻子以后要依靠子女生活。林语堂曾经公开建议请他担任行政院长，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他是完人，而国民党老“蒋总统”身边最重要的智囊张群先生的说法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学者，一个不追求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他应该是共产党最高理想的象征，却死于斗争里，但今天的中共已经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成立了专门研究其思想事业的常设机构，全四川都以他为荣，但是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二○○七年，我到北碚，看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更早的时候是个盗匪出没之地，却因为卢作孚的理想主义，而建设成为一个井然有序、花园一般的城市，我很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父亲的婚礼在他办的中学礼堂举行，而他与父亲是好友，由他出面为父母亲安排了婚礼。我更庆幸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长辈，虽然如今我已年近古稀，依然私下愿以他为最高的榜样。
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的出生地是北碚“设治局”，到了当地，承蒙李院士见告，应为“设制局”，制造国家要使用的器材的所在。北碚有个三花市，今天也没了。当年三花市有一家公家单位的医院，里面有一位德国大夫，常常为中大的员工看诊，我，据李泽椿院士说，应该就是他接生的，可惜不知这位德国大夫的姓名。
母亲一开始就不想生下这个男孩，在八八年之前，她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居然重逢。她一开始没有记下我的生日，该是生我的那一天便很不痛快。父亲当时远在天边，母亲生下我没有几个月，她就打算撂下姐姐跟我了。母亲离开我的时候，我还不满周岁。
我一生用不着算命，因为没有八字可言。据相关文件记载，我的父母不和是在一九四一年，那么，我身份证上的年纪就比我实际年纪要小一岁了。后来问母亲，她约莫想起“应该是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珍珠港事变为一九四一年，果真如此，我就真的要再加一岁。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更没干过什么大事，大一岁小一岁很不打紧。没有八字，少了许多无谓的烦恼。
为什么最早的记忆中没有姐姐？此事一直到了前几年去美国，会合了姐姐，从已经八十二岁的李本明姐姐处得知一点梗概。
原来父母是有过谈判的，在一个餐馆里。
母亲表示两个孩子她都不要带，父亲只好接受，但是，那个时候姐姐一直哭，父亲就说，你一直哭，舍不得妈妈，那你就跟妈妈好了。就这样，父亲只是把我给带了回家。
我在父亲家里待了多久？不得而知，齐邦媛姐姐亲眼见到过父亲抱着我写论文，想起此事，我依然心酸，因为父亲是个学术狂，当年，带着流亡并且也会打仗的学生到了湖南，遇上土匪，学生与土匪你来我往地枪战，烟硝弹雨中，他居然还在从从容容地打字写论文。这样的学者，被逼迫到要给娃娃喂奶换尿布，真是情何以堪。难怪他一生都羡慕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有那么好的一个太太。
那个一直哭的小女娃娃，我的姐姐，后来又去了哪儿？据她说，她记忆里就是在育幼院里，过着有纪律的生活。姐姐一生都能守纪律，小学中学大学从未迟到早退，从来没有考试不及格，由一女中而台大，一路顺利，毕业之前还当班长，无非就是特别地能够承受压力之故。她的任何一封手写的信，从第一字到最后一个字，稳稳的从不松弛，也许就是在幼年就养成的习惯。至于是否真的在什么育幼院，后来特地邀了姐姐一起去北京看看母亲，对于过去，母亲一个字也没说，我就特地安排，让姐姐在某一天可以与母亲单独相处，找了一家大饭店，让她们一起住一夜，但母亲依然什么也没提，姐姐从此也不问了。
在北碚生活的稚年中，与杨家骆教授府上有一段渊源。
母亲出走，有时由杨府照应着我，杨家骆夫人在那一年怀了头胎，就是杨思永，太夫人开心得很，说是我把他们家的长孙给接来了！我自然在杨府也受到了宠爱。杨府有一阵子住在北温泉公园里缙云寺的右厢房，母亲上山下山必然经过他们家，来往自是频繁。缙云寺方丈为当时三大名僧之一的太虚法师住持，我的记忆中没有跟什么老和尚来往，然而遇见他的机会总是有的。我的老友王士弘教授，当年已经是中大的学生，他曾经一个人到缙云寺玩耍，口渴难耐，居然把供佛的茶水一杯杯喝个精光，小和尚见到直呼不可，年轻的王士弘赶紧跑，却迷了方向，跑到了太虚法师的小院子里，惊动了老和尚。老和尚十分慈祥，只说让他喝吧，还命追赶他的小沙弥好好带他出山门。
与罗裕昌、齐邦媛在罗府，距离我们家只有步行十几分钟的路程，时间约为三十年前。
也许他常常游山观庙之际，幼小的我曾经与他相遇，只是当时彼此不识而已。
就在杨家骆伉俪结婚的草坪下方，有一竹屋，此处就是郭沫若当年居停的处所。旁边有一座小小的宫廷式红屋，李院士曾经在里面上小学，冯玉祥莅临，还发动了他们这些小学生，沿途挥舞旗帜，壮其声威。
合川
父亲与郭沫若倒有一段故事可说。
父亲人高马大，是典型北方汉子的体型，郭则精瘦矮小，但是两人的酒量都不错。有一日，大家撺掇他们两人比比看，到底是谁的酒量大？于是一杯一杯地干，后来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郭沫若怎么样就是领先一杯。既然总是郭领先，父亲就服输停杯了。停杯了还是不太服气，父亲就说，你会喝酒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小个子，要是比吃饭，你就不行了。吃饭应该是父亲的专长之一，他主张无论做什么事，要“先当饭桶”，一个人连吃饭都不行，遑论其余。然而如今我看，当时的大后方大家很穷，比吃肉是比不起的。
郭沫若也真的喝多了，居然也肯比饭。这一趟便很明白地颠倒了过来，无论吃几碗饭，父亲总是领先一碗。大约吃到了第七第八碗，郭先生服输。这么样可以说双方打了个平手。
此时不知道是谁的提议，比比爬山怎么样？
当时已经半夜，这些饱学之士还真的有点无聊，就真的要比赛爬山。
在北碚附近，有一座钓鱼城，此城非同小可，拔江而起有数十丈高，上面顾名思义，为一块很大的岩石台地，南宋时窝阔台便打到了对面的合川，眼看就要渡江而来。但是当时的南宋已经有火药可用，早早就在钓鱼城上建筑了许多的炮台，大炮可以做两百多度的旋转，今天也还有当年制作火药兵工场的遗迹。蒙古兵在对面的合川正要大举渡过嘉陵江，不料宋军发了几枚大炮，飞越江面，直捣合川蒙军营地，蒙古兵没遇见过火药，吓了一大跳，便再也没有渡江而来。没多久窝阔台去世，有一说就是被这几发大炮吓死的，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但是蒙古兵没有渡江却是事实。
设想当年要是南宋没有发几炮到对岸，历史势必要改写，有人说，顺势而下，那么南洋必然也落入元人手中。
父亲与郭沫若便打赌看谁能从江面往钓鱼城爬，先到上面台地的获胜，地质学家哪个不能上山下海？真要爬，输赢可想而知。但是否那一夜真的爬了山？我已求证无门。
在钓鱼城，我跟同游的李院士、杨家弟妹等说着这一段故事，并且提到他们一伙人都是从江面爬石阶而上的，要费一点力气。导游却没有听说过江面可以直接拾级而上的石阶，那我说的故事靠不住了？没想到讲着讲着，正好到了一处高高的临流石台，乱葛野树间可以辨认得出有往下陡峭的青石台阶，问了问当地的人，他们说此处的台阶已经多年不用了，几十年前直通渡口，可以到对岸。我想没有问题，郭马二老正在此时，联手显灵，让我发现他们当年夜半比赛登山之处，妙哉！妙哉！
重庆
一直到近年，我常常做同一个梦，几十年来不得其解，二○○七年到了北温泉公园，方才恍然大悟。
我总是梦见大水灾，从一处山坡往下望，黄黄荡荡一片汪洋，下面有一座篮球场，水淹到了球板，水面上只看到许多的屋顶，桌椅杂物漂流水上，载浮载沉。就是这么样的景致，一再地在梦中出现。
六十多年之后，我们到了重庆，就在数日之前，居然连日大雨。江水滔滔黄泥滚滚，许多岸边的树木也都淹到了水里，林脚大多淹在水下，此为三四十年来之仅见。顺着金刚坡，绿荫遮盖不见天日，透着树影往下瞧，也只见一角一角的黄泥江水，急流中盘旋回转不已。长江大桥桥面，离水只有几尺，近处虽然不见淹在水中的篮球架子，但是逼在脚下的江面却十分眼熟。
六十几年前，应该也是发了大水，吓到了这个小孩，噩梦几十年不退。说也奇怪，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梦到过发大水了。
2006年，又见到与儿时所见一样暴涨的嘉陵江
重庆江津所见长江上游对岸速写
四十一年前，我与内人闪电结婚，热闹了一阵，当时证婚人就是杨家骆教授。他在讲台上说了一段我小时候的故事，同样跟江水有关。
我从合川让李家的人送到杨府去玩，乐不思蜀，但是总要回去的，心里有点不痛快，但又想不清楚怎么回事，就一个人坐在大雄宝殿前的台阶上，望着嘉陵江水，轻轻地叹了口气——这是杨家骆教授的说法。
叹这一口气却让杨教授听到了，很是心疼，便把我抱了起来说道，不想走就别走，留在我们家吧，留在我们家吧！
当然后来还是回到李家，然而也证实我不一定是真的没有人要的孤儿，只是父母亲对我的兴趣不大而已。
母亲不要我，父亲也没有兴趣要带孩子，这一件事便传开了去，当时有一位名学者，也是父亲的好友，说了一句听来负气、却很重要的话：
“马国光没有人要，我们要！”
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否则又是一番人生。
这位先生名为李捷，也是一位地质学家。有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最初就是由他主持的。曾经担任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本京，就是他的小公子，本京兄原名学涛，我呼之为涛哥哥，至今不变。
李教授是河北人，字月三，出身于贫穷家庭，是个遗腹子，因为善读书，悟性高，当时家里的环境困难，无法供应他的哥哥跟他两人同时读书，母亲便决定只让他一个人读书。为了感念母亲与兄长相让，他一生不分家。在抗战期间，一家十余口到处颠沛流离，却从不分散。他是“中国制造”最早的二十二位地质学家之一，跟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在北平地质调查局学习地质学，是当时国家急需的专门人才。这一批学生在三年期满毕业之后，接受国内国外专家的评鉴，得到的评语是：
“此次毕业生之成绩极佳，其程度甚高，实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无异，为中国科学发出第一道的光彩。”
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山洞
在一九二○年代，他参与了由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绘制中国地质图的工作，当时把全中国分为六十幅图，他参与了其中三幅的测绘。其余的地质图由于局势动乱不已，大部分并未完成，而这三幅图就成了开山之作。一九二七年，他主持周口店的开挖工作，虽然他不是直接挖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人，同为地质学家的贾兰坡却对他与瑞典学者布林予以肯定，他说：
“公平地说，李捷先生是立了头功的。”
抗战期间，为了调查地质，他带领了许多专家团队，足迹踏遍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胜利之后，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但是一生辛苦，中共建国，一家子被海峡分隔。他与长女李本昭留在北京；续弦夫人则与前妻之子李本鹏，己之所出女儿李本明、小儿李本京来台。到一九七五年，女儿李本明从美国去探望他，他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宁夏青铜峡五七干校，银川之会，已经是分离的二十八年之后了，两年之后病逝银川。乱世人家，花果飘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而已。
李夫人自己生的三个儿女，本昭、本明、本京，本昭仓促中没有来得及带到台湾，本明在台大完成了她的大学医学教育阶段，在美国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教育直到退休。本京原先是政大外交系毕业，同样也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李夫人去世时，本京还在上中学，都是自力自学而有所成。前妻所生李本鹏是台大植物病虫害的教授，已经过世，享年八十余岁。本鹏兄喜欢说笑逗乐，娶田家大姐为妻，是小孩子心目中的开心果。田家田曦伯伯曾是“老总统”的机师，空军将领，也是父亲的好友，活到九十多岁，就在例行看诊时倒在医生怀中安然去世。我忘不了田伯伯探视在病床上的父亲时，直唤着父亲的号：“雪峰！雪峰！你怎么这样了？我来看你了！”哽咽中老泪纵横，语不成句。这就是那一代患难中的情义。
大陆的“文革”对李捷先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原先他的地质、水利专长都没有用到，被轰出了北京的住家，发配到宁夏青铜峡去养猪，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六岁了。他八十三岁在银川病逝，余生中一直没有能够回到他热爱的北京老家。
李捷先生具有侠骨柔肠的性格，他在听说朋友的小孩没有人要，就不假思索地说出“马国光没人要我们要！”反正他们家人多，多一个娃娃也无所谓，就当是自己多个小儿子吧。
才回家就吩咐了夫人，快快把小娃娃带回家。李伯母就赶忙从合江乘船到北碚把我接了去。在船上，我不住地哭，其他的船客便问道你的小孩子怎么了？李伯母回答说，是我的小孩子，能哭成这样吗？
李捷先生撂下这一句话没有几天，又出发远地探勘地质了。我在李家一直受到夫人极为周到细心的呵护。起初本明姐姐还在读重庆国立第二中学高中部，要住校的。一到周末假日，就带着许多同学回合川家里玩，特别是离乡背井的一些同学，而我则是他们最喜欢逗弄的小娃娃。○七年我回四川，方知他们都以四川人的说法，唤我为“小弟娃儿”，以前我总以为我是“小帝娃儿”。对于夫人李伯母我印象深刻，感觉就与母亲一模一样，而涛哥哥只比我大了四五岁，一下子来了个小娃娃，让他觉得该得的宠爱少了几分，对我不怎么友善，常有小动作，让爱哭的我哭得更凶，他也常常因此挨骂，这部分我也忘不掉。除了李伯母，与我相处得最为密切的就是李本明姐姐，我见她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