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点了一味豆腐，就用得着。还有肉票、蛋票、油票，等等。假如要买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衬衫，得有布票。票儿小若指甲盖，颜色各异，薄如蝉翅，无论买什么，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票才行。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处有各处的票，人民因此很难自己到远处去，应该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的效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到了饭馆，点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样菜总是有一样不是我点的，要是提出异议，跑堂的只一句：
“不是一样吃呗！”
与母亲重逢之后（摄于北京植物园）
邀约八十七岁的母亲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处，桃花盛开，碧柳如烟，母亲与妻子晓清同摄。
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饭馆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脚也要快，慢了就让别人端了去。碗筷油腻腻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蚂蚁就得到了消息跟着上来，这是在东来顺的见识。买食物都不准挑，由售货员拿给你。他们说你挑完了剩下的给谁啊？根本就没有货物分级的观念。国营市场常常连包装都没有，买了个大大的猪头肉，只得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路吆喝着：“让啊！让啊！”好让他挤出去。计程车明明没人，没有一部愿意停下来载客，因为每部车都是国家的，每个司机都拿一样的薪资，谁也不愿载客。这比《镜花缘》、《格列佛游记》跟辛巴达七航妖岛所见都不遑多让，非常古怪。我们天天讲“反共抗俄”，总是说人家怎么水深火热，怎么吃草根树皮，却未曾一见，只是，这些古怪，大概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要从生活来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不该是重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拚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履，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与其说是政权多么能干，不如说汉族那变幻莫测的身段，真乃世间之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八个小时！我们都到了吕宋岛了。我知道，现在可是在一个大国了。
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从北京到延庆，现在很方便，车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样，要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在秋冬之季。延庆是北京最北面的县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后来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庆的龙庆峡举办。母亲为了要老远地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天寒地冻，一会儿水就凉了，继而烧上第二锅第三锅，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想象得出这一路来回有多么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给人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
中学时代的弟弟章立凡与母亲合影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当时的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新台币兑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说，她怕的是票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的一半。
我曾经问母亲，“文革”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她说没有见到统计数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条街都有人死”。可见森森然的肃杀之气，渗透在他们每一刻的生活里。台湾曾经经验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母亲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们该回北京的时候了。
想来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高兴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送我到楼下，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今年夏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一定也要跟到门口，正要拐弯到电梯那边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她挣扎着抓住门边，也只能弯着身子勉强站立，危危颤颤地也望着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说，又是不肯说，其实，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缘
答案，有那么重要吗？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跟李本明联络上的？她说是马路遇到的。马路怎么遇到了呢？她说她认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关码头上，跟她为了一个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时，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女孩，两人见了那一面，从此远隔天涯，也没有人想要并且相信会有再见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后，她们又在北京相遇，有这么神奇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与姐夫闵锡钧先生，申请赴中国大陆，当时连美国人要到中国大陆也很不容易，申请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审查时间，并且也没有直航，要从加拿大、法国等等绕很大的圈子才行。她离开大陆已经三十年了，久无音讯，尤其记挂着已经七十多岁、在宁夏银川的父亲。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们夫妻身体还十分健朗，自然是归心似箭，他们在银川见到了父亲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她从来也没有想要见一见我母亲的念头，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过宁夏的两年之后过世的，父女总算见到了最后一面。但是在北京还是有许多的亲人，李家的，闵家的。那天他们计划要去拜访一位闵家的亲戚。
话分两头，同一天，母亲从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远亲，走走就到了，那一处在智德北巷。在那儿，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样。母亲拜访完了亲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说，有美国来的客人，她也跟着去看看。
母亲在几个人的后面，看到了那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间想起来，她难道就是当年下关江面上见到的女学生吗？她从她的手里抢走了儿子，然而终究还是失去了那个儿子。算一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受到许多冲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随波逐流，少数的人乘风破浪惊涛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难尽的了。母亲在那么短暂的时刻，千头万绪，急风急火地轮转着数十年来的记忆与经历，就在他们大家寒暄交谈之际。但是上一次是那么样子的遭遇，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她有两个孩子也是几十年无音无讯，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请问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迟疑之间，人家已经进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没有见到她，就是见到她，也不一定会跟她说话，这是多年之后本明姐的言语，六十多年之后，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想来想去，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李本明应该没有错，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她去拜访的亲戚，同时也是李本明的亲戚。母亲的嫂嫂闵怀冰，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姊妹。她们是一前一后，我母亲先告辞，本明姐跟闵先生就到了。母亲的孙府跟闵府是亲上加亲，在家乡只是隔邻而居，来往密切。
母亲的姐夫闵楚怡，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时托付在闵家照管，总跟他们家另一位小女孩儿闵锡庆一起玩，后来她们也是北师附小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渊源。排起辈分，李本明成了母亲的外甥媳妇。闵锡庆后来成了在美国的名律师，然而闵先生与本明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却非有意攀亲带故，他们是在波士顿读医学院时相识，由恋爱而结合。
闵家还有位在台湾十分有名的亲戚闵湘帆先生，就是闵锡庆的父亲，我们小时候跟着闵锡庆到他家里玩过，但是闵伯伯只字未提跟我们的关系，也许真的是我们太小，提了也说不清楚。
母亲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跟失散的一对儿女，恐怕真的就永远无缘相见。也许写封信比较好，不会有许多不方便，有没有回应，就看对方好了。一切委诸命运。
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智德北巷的亲戚帮她转交。这就是后来我收到的李本明从美国转来的信。母亲跟李本明不该是马路上相遇的，她没说真话，真话不好说。
地球那么大，时代的变动那么诡谲，又有十好几亿的中国人，我们在人海中星流云散，大家都无依无靠无头无绪，却让母亲两度从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儿子。不仅这个重逢充满了戏剧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了亲人。
后来从上海到南汇，在县府所在地的惠南镇，又遇到了好多姓闵的亲人。原来母亲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闵家女儿之后，又嫁给了闵家另一位兄弟闵楚怡，亲上加亲，闵氏亲人当然也就特别的多了。李本明变成了闵太太，应该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又加亲。但这最后一亲，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儿交给母亲的少女，变成母亲的外甥媳妇，居然是十几亿分之一几率的巧合。
命运啊命运，我无言以对。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北碚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我从半岁起在合川李府成长，到五岁。
在台湾报户口的时候，我的生日不详，而母亲已经离开了，也无从问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陆与母亲见面，连她也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还写信到重庆去查问，可惜连当年接生我的医院都无踪无影。二○○七年跟大陆的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泽渝，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来与我们相会。在成都就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客人，她便十分兴奋。在电话中就告诉我们，她曾经参加了我父亲与母亲的婚礼。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细细白白，连老人斑都没有一点，在当年必然是个美人，她的先生年纪比她还小一两岁。
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典礼十分简单，就在北碚兼善中学的大礼堂，校长是当时企业家卢作孚先生。
“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答案。茶会的点心，只要参加的人都不会忘记，简单得很，花生瓜子糖果而已。那样节俭的婚姻在当时可能也很平常。杨家骆教授伉俪的婚礼，就是在北温泉公园的一处草坪上完成的，想来他们也应该是茶会，招待客人的点心当然也差不多。
说到此处，便要简单带几笔说到曾主持北碚乡村建设的卢作孚，因他就是兼善中学的创办人。
两岸阻隔了四十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对的，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却都不知，而且，老人家不是忙于衣食，便是慑于专制，很少谈到过去，应该也有太多的不堪回首吧？
毛泽东曾经说过，在中国现代有四位实业家，对国家有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一位是重工业的张之洞，一位是纺织工业的张謇，一位是化学工业的范旭东，还有一位便是运输业的卢作孚。
卢作孚连小学都没上过，但他的事业却经营得非常大，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他拒绝了国民政府邀他担任台湾“交通部长”的要求，从香港把自己企业中的十八艘轮船开往大陆。抗战期间，他的民生公司的货轮客轮有一百多艘日夜行驶在长江江面上。他的事业兼及矿业、铁路、纺织、新闻事业、食品业、水利工程、医院、学校、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体育场，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温泉公园，附有全方位的健康、体育、游乐设备。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