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第21部分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在靠近汀州路的水源路上，在川端桥高高的堤防底下，一间小平房，无墙无篱，门前错落着几株大树，清凉宁静。

他跟阿秀已经有了一个小奶娃了。他很客气地接待我，阿秀还给我倒了茶。

我拿回了我的稿子，里面他给我改了许多错字，对啊，他在国语日报，好像就是做校对的。那份稿子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大概也没当一回事，却累他读了一遍又改了那么多的错字。

过了至少有二十几年了吧，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有一次在艺专上课，提到了这一位自学成功、自通英日文，又编写了许多书的作者。没料到座位下有一位学生高声说，老师，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大喜过望。

我们很快地就联络上了，他原来住在中坜，我们在电话中都好兴奋，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很想念我这个他口中的“小朋友”，他还说，他早就料到我长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专栏作家，作品时时可见，他也常常读，原来他也一直知道我在干嘛。

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坜附近的莺歌玩玩，一边看看陶瓷好吗？他说刚好他也很想出门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他会在莺歌车站接我。

我们约好了时间。

还有一个星期，就能跟一位少年时便认识了的“老朋友”见面，真好。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呀？个子不高，须发俱白了吧？听起来是个非常和善又客气的老人家，儿孙满堂了吗？人世间有些奇缘，真料不到啊。我不免想来想去的。

就差两天，我还盼着相会的时候，那天早上打开报纸，社会版头条赫然出现了一宗灭门血案，凶嫌居然是冯作民！有文有图，想不信也不行。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口狂跳不已。

他是去讨债的，已经讨了许多次，说是一部大书的版税，他分文都没有拿到过，这一次他怀着一把刀去，原想吓吓对方，不料情绪失控，一连砍死两人，又杀成重伤一人。

原来他早就离婚了，于他于我，阿秀也都应该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新闻里还有他的照片，一个我认不得的老人，只有一副厚厚的眼镜，让人勉强辨识得出依稀当年。

又过了几年，在夏祖焯先生的一篇作品中，读到其父何凡先生（夏承楹）的故事。何凡到了晚年，自己行动都已不便，还请人给被判成无期徒刑的冯作民送点钱去，却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我少年时的大朋友冯作民先生，自学而写了许多书，晚年因杀人而终身监禁，死于狱中。这是他为命运呐喊的书。

又过了好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提起此人，座上有符兆祥兄的公子符立中，他听说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居然给我影印了一大部书寄来，是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名是《书痴吁天录》，作者就是冯作民。好几百页，就是他的自传，文辞已经零散无章，却满布痛苦，断断续续的句子，读来让我心碎。他相信他的脑子里依然留着弹片，是当年战场上敌人打进去的，他经常头痛欲裂，看来他早就精神失常了。

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

没有多久，父亲回来了，我根本不敢亲自提起。姑妈不得不把这一件事报告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我把这部打字机变卖了，然后诌个故事搪塞。我已经大到他不好动手再打，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他去向朋友抱怨，打听怎么样可以弄出个脱离父子关系。但是老友都劝他不用这么干，父执辈的朋友是否个个相信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撒谎成习，终于得了个现世报，现在真的遇着真狼，却完全的孤立无援。

也算老天有眼，没过多久，打开报纸，社会版上的一个边栏上，居然有一则消息，说是某人常常行骗，这一回却让人识破逮捕了。我细细地看这一则消息，其中说，他常常骗大学教授，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打字机等高级文具用品，也骗了不少的名人字画、古董器物。我越看越像他，派出所并没有跟我讲抓着了谁，就主动地去查问。派出所要我自己去四分局看看。

我这才知道，仁爱路四分局的后面，就是拘人关押的监牢，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牢狱。

空间很小，只有大概一两个榻榻米大，里面什么也没有，光光的地板而已。粗粗的方木条钉成的牢房，灰色的老漆斑剥不堪。灯光很暗，刚进去还看不太清楚，去打听的人不仅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位穿着旗袍的胖太太。定了定神，透过栅栏往里细看，这个人一时还不怎么认得出来。一头乱发，抱膝低着头坐在地上，金边眼镜没了，身边却有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穿得十分单薄，梳着小马尾，倚在他身上，一声不响，好乖。

陪着我们的警察，低低的声音，很柔和地跟他说，某某，有人来看你了。他恍然抬眼，似乎也看不清的样子。警察又跟他说，某某，你过来。他听了便亲了亲小女儿，小女儿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爬到了栅栏前，像一只病狗。一双眼睛，再也没有当时的光亮，一脸茫然无助。

他跪在笼里，扶着栅栏。我立在笼外，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太太出声了，咬牙切齿的：

“你骗走了我们的那对青花瓶子，我先生回来，要跟我闹离婚。你害死我了！”

我也想要跟他说，你害我差不多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

“你认得我吗？”

他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一丝丝想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原本想要跟他讲的许多话，早已化作轻烟，无踪无迹。

就这么结束了是不是也叫做探监的活动。那架打字机是没有办法找回来了，父亲又买了一台很新潮的，扁扁的像一本书也似，他也用得很顺手。这一件事，就再也没有人提起。然而在我心里，最忘不掉的，是狼狈的他跟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娃娃，好乖，在木笼的一个角落里，依偎着她的父亲，不声不响。这是一个至今依旧让我心疼的画面。

阿兄

高中二三年级之际，我离家出走，其实依然是走投无路，跟小时候想要逃家的时候，差别不大。然而我非走不可，就搬到了一位同学家，在他那儿挤了有大半年。那么惨淡的时光，也很长了。

这位高中在复兴中学同班的同学，名字是林良国，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反共救国军”出身，说得一口浓浓的福州腔调，高大英挺，目光炯炯，出门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他的状况经常是一文莫名。

他生活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当时台北火车站，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建筑，周边非常凌乱，所有的公车都在火车站集中，有好几百个站牌跟候车亭，一层层的长椅中间是公车车道，再过去还有非常广阔的脚踏车停车场，怕不停了上万辆的脚踏车。面对车站到处都是小吃店小吃摊还有职业介绍所，小小的一间又一间。现在新光三越那一大片，全是堆得满满的垃圾场。台北车站前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大型垃圾弃置场。场边围着许多的违章建筑，用最将就的材料，盖最克难的房子。旧车胎、洋铁皮、别人扔掉用不着的甘蔗板、自己找来的木板木条，都能拼凑而成房屋跟桌椅。

因为是违建，他们多半也没有电可用，非用不可，只好从电线杆上私接，电力公司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总要用水，那么，可能要走很远，才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上厕所没有问题，只是路远些，去火车站跟东西公路局总站，二十四小时都很方便。太急了的话，就只好在大垃圾场边上解决了。带动台湾经济的许多龙头人物的名字，如尹仲容、李国鼎、陶声洋、汪彝定、李达海、王昭明、赵耀东等，都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很穷，移民潮天天都有，好像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远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好。

那个时候，林良国欢迎我住他家。

家，对我的同学，后来直呼他为阿兄的林良国来说，似乎要重新定义。一个是由人组成的家。另一个，是他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的家。这两者，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见。

林良国总是独来独往，他有父亲，但是很难得见一次面，父子二人都在台湾，但是各忙各的，父亲住在何处他似乎也不太清楚，我见过，很斯文，只会说福州话，因此他们父子的对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也许会带一点钱给他，但都不是定期定额的，他得自己想办法赚到钱生活。林良国也有亲戚，比如他的舅舅，就在西门圆环红楼边上开了间杂货店。还有一位他唤作叔叔的，靠捡破烂为生，捡来的许多东西，我看依然是垃圾，居然就堆屋里，他陪着他捡到的破烂睡觉。但是这一位叔叔却很有一点武功，谁要是欺负他，他伸出二指，便能擒拿对方。那个人瘦瘦小小，跟林良国讲话，我也是一句都听不懂。他还有一位叔叔，有婶婶，也有表妹，但是住得很远，也是生活得不容易，大概这就是他的家庭状况了。

他的住家，自然无水无电，是个小到无法再小的阁楼，一把木头扶梯靠在经常潮湿的泥土地上，下面住的是推车卖面的，很少看到人。上了扶梯，头就要碰到屋顶，就那么点儿三角形阁楼的空间，却住了三家人。跨过去就是那位收破烂的叔叔，只一张三夹板做墙。隔壁姓陈的，也是他们的同乡，陈家三口，只有两个榻榻米都不足的范围，他们在林良国住处的后面，那就连窗子都没有了，没水没电，从早到晚只是昏昏暗暗地过日子。拉开扶梯边上的门，勉强还能立着，然而屋顶一路斜下去，到了一个人身长的尽头，只好躺下，跟睡在楼梯底下一样，只是更狭窄。勉强睡得了两个人，而我的阿兄却非常好整洁，每天要擦一遍铺在地上的草席，但我一次也没有劳动过。我生活作息不规则，给他带来的麻烦当然很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不豫之色。多年以后，在闲谈中，他说道，你是落难来的，我不能让落难的人无路可走，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却说出这么侠义心肠的言语。

有一片以一根棍子撑起的木窗，放下来，便什么也看不见。

就这么一个地方，四周也吵得要命，他却非常能够自得其乐，常常唱歌，中英文的都唱，还在那么局促的地方练习舞步，真不简单。

林良国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故事，不像有的老兵，故事都是一套套的。我自己为他拼凑出了的身世大约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人是在大陆占领之后，最后残余在沿海的海上游击队，个个神勇过人，身手矫健，三下两下便能爬到敌人的船上登上桅杆。至少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是吸鸦片的，吸了之后精神百倍，更加的所向无敌。到底属于海上的人还是陆地上的人，都很难讲，我有点怀疑他们的祖先头目就是郑成功的海盗爸爸郑芝龙。从前，也没有要中央给他们什么援助……到了局势已不可为了，也依然出生入死……后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台湾的政府就支援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台的，可以来台。仓促间，他父亲只带了他先出来，没想到再也来不及把家人接到一块儿。

在学校里，我们大概都是异类，不怎么跟一般的同学来往，包括一位独自在此地生活读书的菲国华侨丘汉荣，以及后来成了北联帮的什么人、又成了成功的木材商的岳宜昌，一位个子不大却能拿起武士刀砍杀起来毫不迟疑，连超级艳窟何秀子的所在也敢去收保护费的傅桃华，这个狠角儿，后来猛然间大彻大悟，读了官校，变成了将军。另外还有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