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海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
“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辏г耍┠茄娜宋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辽宁金州，有虎有狼，牲口让野兽吃了，也很常见。小孩子要是不见了，大家推测，就是让虎狼给叼走了，从此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找不到父亲，大家就判断这个孩子凶多吉少。
不料最后却传来了好消息，这个孩子让人从乱葬岗的坟堆里给找着了。
也不是谁把他扔到坟堆里，是他自己上去的。几个人找回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他还随身带着一捆绳子、一把斧头。
原来他是想要抓回一只鬼怪回家。
小孩子常常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聊天，有一回大人跟他说在乱葬岗里有鬼，绿毛红眼，个子不怎么大，就像个小孩。他私下就想，要是能抓这么一个绿毛红眼的小鬼养着玩玩该多有趣，比养只小狗小猫可强多了。他还在后院里先做好了一个树枝绑成的笼子，打算抓回来就先关在笼子里，喂喂看。特别挑了黄昏的时候爬上乱葬岗，为的是听说鬼怪晚上才出来活动，先潜伏着，等天黑了方便抓。
后来父亲成为科学家，当非偶然。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高等师范毕了业，父亲考上了东北帝大，该校离他原先读的高师应该不远，他读的是地质系，时间比校友鲁迅晚一些，也从没有听他说过他们彼此认识。以他们那一代的习惯看来，便是认得，也不一定愿意提起，他们对这些闲口舌最没兴趣，更何况是鲁迅。现在许多人动辄爱说认得这个认得那个的，他们可不。
地质学在当年属于显学，因为清廷积弱，知识分子无不图谋报国，地质学可以为国家发掘矿藏，乃为强国之根本。父亲跟从恩师矢部长克教授做研究，以珊瑚成因与大陆板块等学说名闻国际。他得到帝大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快四十岁的中年了。当时他是日本第四位得到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地质学方面的第一人，属于留日的老前辈了。
取得博士学位，有点波折。
日本军政府看他是满洲人，在日本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到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便千方百计地要他归化，但他却坚持不肯，可见国家意识很强，有仇日嫌疑，便横加干预，设法阻止让他拿到应得的学位。他的老师，也是当年望重一方的学者矢部长克教授很生气，非常不苟同军政府的做法，就把他的论文寄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审阅了论文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把博士学位颁给了父亲。
日本军政府在当时是处处以德国为典范，一看连德国都颁给了他学位，抢了先机，很没面子，马上就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于是乎，父亲一下子就成了德日的双料博士。
父亲一生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一件事，我是从其他人发表的文章里读到的。至今我还在学习父亲的从不大惊小怪自我膨风，并一心期望成为累世家风。教书期间，一见到学生有点小小获得，便彼此贴布告“狂贺”不已，字还写得好大，便觉得这一款年轻人出息不大，严禁我的导师班学生搞这样的名堂。
我还听父亲的学生说过，有关父亲在东北帝大读书的另一个故事。
学校里每年照例都要举行运动会，各学院竞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有一项总锦标，是个大银杯，颁给了运动场上得分最多的理学院。理学院代表当然高高兴兴上台领奖。在台下的文法学院的学生不免吃味儿，便风言风语地说，你们理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只会跑跑跳跳，哪能像我们，个个都能喝酒。
理学院的选手一听，这有什么困难！喝酒？我们也有你们比不上的海量！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给推了出来，不由分说，马上就有人把超大瓶日本清酒倒在大银杯里，父亲二话不说，当着众人灌了下去，不知道那个银杯有多大，但是人家一连倒了三杯，他照灌不误，好在他的块头大，否则肚子装都装不下。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学生说，后来他什么也没提。喝了那么多，不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我想。
逃婚邂逅与复活
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们晚辈原来没有怀疑过是为了读书，可是直到几年前我亲赴大连，联络了国台办，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两位在大连的侄女，方才有了另一种版本的说法。
两位侄女的年纪，一位小我十几岁，一位只小我四五岁。父亲四十几岁才成婚，自然使得我年纪小却辈分高。
据她们说，人民政府曾经到家乡寻找父亲的家眷，父亲离家那么早，当然没有什么家眷。奇怪的是，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这么讲来，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养媳了，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家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
“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
“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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