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 第11部分

我上学的学校还在吗？我说。在在在，我的亲人说。从前觉得上学要走好远的路，特别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行动格外的不方便。现在一会儿就到了，正是下课时分，吵吵闹闹的里面有好几百个小朋友，是啊，记忆中的瓦房一间也没了。

我们走在街上，还是当年的老街，一间间狭窄晦暗的店面或是人家，上面依然是明清之际就悬在那儿的店号木匾，隐约还有几星残金，竟衬得屋宇分外的苍老。地面都是青石，磨了几百年的一方方石块，光光滑滑没有半个棱角。我应该是走在拍摄古代影片的布景里。

奇怪的童年，像一场短短的荒谬戏，比这一条街还要短。

常常到庙里跟我一起玩的小孩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鄂鄂”，很难以国语发音，勉强地发，就是“敖敖”，其实是以小舌抵住喉头上面发出的音，南方人都发得出，闽南音也有，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行，就说“呷敖耶！”的那个“敖”字。

这个敖敖留着一个妹妹头，个子跟我差不多，白胖白胖，是附近难得有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小孩子。她很乖，总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东转西转的，记得她有时把功课带到庙里写。

一九八八年，在母子通信的十几年之后，我才能够去北京重会我的母亲。母亲请了一位客人来看我，起初我也认不得，但是母亲说她就是敖敖，我的小表姐，我一下子就见到了那个留着妹妹头的女孩子，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这一位小老太太，居然还是留着小时的妹妹头！我又从她的那一对大眼睛里看到了遥远的从前。

我想我当年在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大约一年，也许更久。因为原先在合川李府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在庙里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满口只是阿拉伊拉侬，用语彻底地改变了，我已经变成了上海人。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父亲、四川等，在小小的心田里，大概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和尚吧？

紧贴着滚滚稻浪迎风翻飞的燕群，房檐倒粘着的燕巢，探头探脑地总是张着小嘴等着母鸟的小小乳燕，院子里右侧种了一片青色的甜蔗，秋日里干爽的空气跟亮丽的阳光，都在我的梦中一再出现，没头没尾的。在什么神祇诞辰的时候，庙里挤满了人，晚上在寺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插满了香头，星夜里大地望之若天河，一清早，霜露未解，我就去拔昨夜留下的香棍，一大把一大把，师父会为我用这些材料编出各种小房子、小桌子、小椅子，等等。

没有父母的呵护，却有一个至今想来无限感恩、无限怜惜的快乐童年，先是在合川李家，他们视我如珍宝，然后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和尚，在好多比丘尼的照应之下。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放在和尚庙里，大概不会得到那么多的呵护。是女人，就有母性，无论出不出家。

阿弥陀佛！

南汇清凉寺的两位师父，是我童年时就在此出家修行的僧人，九○年代游上海专诚往访，得以重聚，也是奇缘。

这个时候，姐姐在哪里？她跟我至今依然不得要领。然而那一年我内人跟我到了清凉寺，有两位当年的师父还在，也都有八十多岁了。一位是当年的二师父，我记得她长得好高，冰冷的一张长脸，我有点怕她，但是此时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身高不及我的胳肢窝的小老太太，她说，她还带我到过她在俗的家里去，她的父母亲都很喜欢我。这个时候才知道，让我有鱼有肉可吃的大师父，在“文革”的时候被迫还俗，已经不知去向。庙里大多是从小就让父母送来出家的，有的是因为八字不好，出家就只是希望能借着佛法佛缘存活下去。更多的是家里养不起，还有因为是女孩子，就遭到弃养，庙里便收了下来。看来连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也没有。在中国这一片广大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容不下几许浪漫的空间。

她们问道我还有一个姐姐是不是？在哪儿？可见她们也见过这个小女孩，但是对姐姐的印象却不深，姐姐也在这里住过吗？我后来问姐姐，她却不太记得了。

在清凉寺里，距离我们到台湾来，已经不会太远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是怎么样地告别了清凉寺的，那样的告别式，也忒的别具一格吧？

妈妈出现了，大概是分离的时间太长，我看到她，十分的忐忑不安，又。

妈妈穿了一件浅棕色大衣，肩膀高高的，我觉得她很奇怪，干嘛要耸着肩走路？我是小土包子，没有见过上海女人大衣的垫肩。

妈妈也没有跟我特别的亲热，只是顾着跟大师父说话，一边说一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人车都很少，她们的话说个不停，大师父牵着我的手，妈妈在她的那一边。我就这么样傻傻地跟着，也习惯了，反正一路碧草天涯，满眼繁花，赏心悦目得很。

走着走着，好像是一辆大军车从后面远远地靠近，停在路边，上面盖着帆布棚子，妈妈先上了车，然后大师父也拉着我上了车，车上已经有好多人，男女老少，都坐在两边的硬板长椅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妈妈跟大师父还是在轻轻地说话，说个不停，显然的她们很熟。我看着车子后方倒退的风景，发呆。

到了某一处，还是在乡下，却是两边什么都没有，只见干枯的田地，车子就停在土石路上，是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家的地方。扬起的灰尘还未落定，大师父起身，我理所当然的也跟着起身，没想到却被妈妈拉住，我拼了全身的力气要跟大师父下车，人却被妈妈两手拉住吊在半空，空自挣扎。

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青田街房子的右边有两间榻榻米厢房，中间只隔着纸门，晚上睡觉之前，女仆锦娘先为我们铺好棉被。褥子很厚，姐姐有一条日本织锦金光闪闪的被子，先做好了送到家，她就先有了一床好漂亮的棉被，我急得大喊大叫，妈妈赶紧安慰我说我的更好看，是有很多小人的被面，我这才勉强安顿下来。一两天之后，我的棉被也来了，是天蓝细绸底子上面有许多小兵，各个都戴着一顶鸭舌帽，各自都有不同的武器，有的是一把长刀，有的是一枝长枪，或立或跪，都是作战的姿势，个个不同，全都是小男孩。后来回想方知，我的被面上的都是小日本兵，还挥舞着中间有个大红饼的日本旗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看到被面上许多小兵，好高兴，觉得姐姐的那床被实在差远了。其实姐姐的被面有可能就是现在精致昂贵的艺术品“西阵织”，比我的蓝绸子上几个小日本兵怎么说都要贵重。

母亲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知道了她想要与父亲再度和好，依当时的情况，当然是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父亲一生一世再也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没有提到我们为何成为单亲子女。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童年中当然不会这么想，只希望妈妈不要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片段而已。他是史学家，而且，至少可以说跟父亲的交情很不一样，有的典故他是愿意告诉我的。

这是其中的一则：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应当是个可以游玩的名胜，由市政府管理，定期的要打扫打扫。那个年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洞中装上各色各样、大小高低不同的彩色灯组，还配合上专业的音响工程，再铺上平坦的步道，天天游人不绝。那个时代那样的钟乳岩石窟，只有自己用手电筒或是火把照明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人进去，大家还在抗战哪。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到无路可走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大男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东北大汉，亲朋好友对他的印象都是豪迈过人，笑口常开，声震屋瓦。那一次，应该正是与母亲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父亲一生哭得最惨的一次，应该就是在这个深深的钟乳岩洞的尽头吧？他与母亲之间痛苦的感受，是否在三十年前，已经随着火化而去的轻烟，了无痕迹了呢？

仅有一次，记不得当时什么话题引出来的，父亲依稀提到，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只要还能尽母职，其他的都不要紧。父亲也许想要告诉我什么吧？然而对话也在这里中断，像掉落在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民国三十六年的某一天，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日，虽然记不清日期，却一定忘不了。

早晨一睁眼，就跟所有有妈妈的孩子一样，我跟姐姐从榻榻米上铺的日式温暖的被窝里醒来，几乎是发自本能的，叫一声妈妈，我们说的是上海话的“姆妈”，读如“乌马”。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却是低沉的一声：“嗯！”

一时姐姐与我天崩地裂也似地号啕大哭。再也明白不过，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的妈妈了。

父亲只是放任我们哭个够，不理不睬，他又能怎样？马上变出个妈妈来吗？

过了一两个小时，在锦娘为我们把衣服鞋袜穿好之后，父亲亲自带着我们去一个小学校，在植物园对面。如果不是在最初上了这一所小学，我至今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