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车里扔东西。牛奶以公升计，牛肉称了一公斤，鸡鸭都买整只，外加水果，已把小车子塞得满满。榔头又说这两天嘴苦，想吃点酸的，我想他是内分泌失调了，于是帮他拿了一打话梅。
走向结账台的时候，榔头冷不丁问我：“带钱没有？”
“没有，换了一条裤子。”
“换什么？”
“换裤子，两小时之前的事。”
榔头的瞳孔顿时放大好几倍。“那怎么办？我忘带钱了，我原先以为，你裤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
唉——搞半天是饥民来哄抢超市了。
我紧张地四下里望望，生怕刚才的对话被别人偷听，把我俩送进巡捕房。
“那咋办？”确定四周没人，我小声地问。
“摸摸零钱看看，有多少买多少吧。”榔头善于随机应变。
我俩使劲地摸，把裤兜的白布翻出来摸，草纸和烟丝掉了一地，最后只凑起五块六毛钱，还有八毛的菜票，买只烤鸡还要倒贴只左手进去，人家又未必要你的左手。怎么办？
“要不，你等着，我回学校一趟。”我习惯承受痛苦。
“好！”榔头一口答应，抓抓耳朵，马上又问，“为什么要我等？你等，我回去。”
“你等！”
“你等，我拿！”
“谁去都一样，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两个人争执起来。旁边的人断章取义，以为我们准备抢劫超市，正在分工，于是交头接耳地走开了。保安也被吸引过来，只是不敢靠前，在一丈开外踱步。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说着，我蹲下身子解鞋带。保安误以为我想引爆炸药，下意识地把手举到脸前。脱了右鞋，我从鞋垫下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榔头露出一脸的惊喜：“你还真够龌龊，把钱揣在鞋里。”
我得意地抖着钞票，臭气一点点散开。“这是离家前妈妈帮我放的。她说出门在外力求保险，有张钞票总能救救急什么的。都放半年多了，你看，要不是赶火车，我也不会让它重见天日的。”
“大人考虑得是周全。”榔头夸了我母亲一句，推起小车走向结算台。
结算的小姐很热情。
我说：“对不起，钱有点湿。”
她说：“没关系，人身上总会出汗的。验验真伪就行。”但她刚举起钱，眉头就皱紧了，几次想回头问我，真的是汗弄湿的么，眨了几下眼皮，又没问，怕问过以后拿都不敢再拿。于是，她用一只手捏住鼻子，一只手把钞票抖开看，就像欣赏用过的便纸，眼神充满了委屈。
当时，我很想给她一段表白，以澄清真相：第一，这是真钱，不用验了；第二，这是汗打湿的，然而非上半身之汗也；第三，我们碰到了特殊情况，不得已而为之。
怀着一肚子愧疚，我和榔头蹑手蹑脚地离开了。边走边听见身后的收款员对同事说：“帮忙看一下，我去趟洗手间。”
冲突
K181次列车属于昆明铁路局，里面的一整套运作，从语言到食物都是家乡风格。唯一的不足是火车太旧，车皮由深绿退为浅绿，而且没有空调。我直接怀疑，它是五十年代苏联送给中国的礼物，如果中俄关系还像几十年前那么亲密，它绝对有资格开进博物馆停着。另外一趟从上海跑昆明的火车是K80次，属于上海铁路局。车子又快又新，空调吹得贼冷，可惜听师兄说，车箱里弥漫着浓浓的上海百货商店的味道——列车员不讲人情，因此我们选择了181，由于路途太远，买了卧铺票，好在价格不高，两百块出头，细细算下来比坐马车还便宜
。
上车的时候，我拍了拍181老旧的面皮，感叹道：“虽然你很老，但能送我们归家啊。”车厢口的列车员见我动手动脚的，以为我跟车厢里的人说话，赶紧叫住：“还没开始上人呢。”我心想，这么小气干吗，拍坏了赔你就是，于是回答她：“我不是正准备上吗？”没想到这句顶嘴的话从此埋下了战争的火种。
刚才那个列车员是二十挂零的女孩子，制服笔挺，化了点淡妆，小嘴翘翘的，一看就知道是泼辣的昆明妹子。她仔细翻看我和榔头的车票，似乎想找出一丝一毫的不妥，然后把我们置之车外。最终，她还是大方地摆摆手：“上去吧。”——好似我们能上这趟车全仰仗她的心胸宽广。
进到车厢，榔头略带些兴奋地说：“刚才的列车员长得不错呀。”
我边往行李架上扔包，边叹道：“人倒长得不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儿。你看她那熊样儿，如果她老公是火车司机，她保准不让咱们上来。刚才我顶了她一句，估计这趟旅途凶多吉少啊。”其实，别看我嘴上虚伪地骂着，心里倒隐隐地希望列车员过来找些麻烦，给旅途增加点颜色。
榔头点头赞同：“嗯，看她那样子也不会放过咱俩的。不过，我们还怕她不成？”我想，榔头的心里话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她不要放过咱俩，就怕她忘了。
硬卧车厢的布局是六张床一个间隔——上、中、下铺乘以二，中间一块小方桌算是公用设施。别看桌子小，世界上没有哪块地方能令几个人这么同时珍爱的。我和榔头买到的是左边的上下铺，中铺有名男子，上车以后蒙起被子就睡，像冬眠的青蛙。右边的上中下铺被一家人占着，孩子不超过十岁，却倔犟地要睡上铺，说是这样可以离神仙近些。我把皮鞋收到床底下，换了双拖鞋，这样上下床也方便，而且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知道，一直捂着皮鞋，脚会浮肿，到站以后连鞋都脱不下来。
火车缓缓地驶出上海站，大大小小的建筑给我们匆忙地点个头就被甩在了身后。随着速度的提高，我的血液循环也在加速，似乎是归心似箭了。没走出多远，我觉得牵引自己的已不是火车头，而是家里香喷喷的米饭，还有软软的沙发。
我问榔头：“回家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他说：“美美地吃顿饭，然后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呢？”
“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美美地吃顿饭。”
这时候，列车员过来检票。为了消除误会，我递车票和学生证的动作非常恭敬。然而，她不领情，用兰花手捻起学生证，问我：“这是什么？怎么又薄又烂，公章也没有！”榔头赶快在旁边解释：“这是我校最新出品的学生证，科技含量极高。您看，这边是防伪标志，那边是磁性条码，公章盖在里面。”说着就想往列车员手里拿学生证，以展示公章。列车员把手一缩，皱起眉头对榔头说：“我在问你么？我问他！”然后杏眼横着我，眼神像班主任等着学生交作业。我挺起胸脯，把榔头的话只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并且打开学生证展示公章，就像用《八骏图》伺候老佛爷。这样，列车员才露起微笑，勉为其难地放我过关了。继而，她又把枪口转向榔头。原以为，她再没有什么借口了，谁知这次更难伺候。只见她缓慢地举起证件，装模作样地对比真人：“咦——不太像？是你吗？”
榔头不好意思地摸摸脸：“呵呵，是胖了点儿。”
“我没说胖，你以为我和你们一样笨啊？”何必一次骂俩儿呢？
她接着评论：“照片上没戴眼镜，鼻梁更高，眼神也很清纯。”
榔头似乎有点恼怒了：“是不是现在的眼神看起来很淫邪呢？那你还盯着我入神？”
小女子倒不示弱，手往膝盖上一搁，摆出撒野的架势：“现在长得像什么自己去厕所撒泡尿照照，问别人干什么？要不是为了工作，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你们。”她和榔头说话，总要把我也算在内。
榔头小声对我说：“抱紧我。”
我有点紧张，问：“怎么？你需要关爱？等赶走了母老虎再抱也不迟。”
“不，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上去拼命。”
“没事，快盯着她的眼睛！”
就这样，四目在181上交错、凝固，孕育着危机。旁边的叔叔叼起一根烟，想点火，却又收回去，怕把空气点燃了。我担心榔头冲动，更怕那小女子撒野，于是结结巴巴地规劝二人：“大家萍水相逢，何必认真呢？”列车员转向我：“闭嘴！我看你白白嫩嫩，不像块儿吵架的料，所以请你马上闭嘴，免得被误伤。”说着，她一伸手，正中我的哑穴。我手舞足蹈，唧唧歪歪，像是已经成个残疾人，发不出任何的声响，从而也证明了她的判断，我不是吵架的料，凑上去只能当炮灰。最后，她妥协了，对榔头叹口气说：“就算照片上的人是你吧，拿走拿走，别浪费工作人员的时间。”
榔头一把掳过学生证：“什么叫就算？生下来就这副模样，没变过！”
列车员一走，榔头替我解了哑穴，两人相视而笑。我幸灾乐祸地问：“怎么样？刚才对视的感觉不错吧？”榔头十二分得意：“要不是有乘警，我很难设想后果怎样。”
生活经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遭遇打断，如果你把它们看作磨难，那它们一定会朝着磨难的方向发展；如果你把它们看作机会，没准，真是机会。
折腾一阵，肚子开始叽里咕噜地叫，想必是开工的信号。我们于是拿出了战略储备。不到一刻钟，车厢里吃得到处是鸡骨头。对面三口人饶有兴致地欣赏我们，像在动物园看熊猫啃竹子。吃完鸡，我拆开牛奶，每人倒上一杯。“Cheers！”一仰而尽，嘴角滑出行白色的液体，更像是吸血鬼进餐。上铺的孩子问下铺的妈妈：“妈妈，妈妈，你在肯德基里不是说鸡块吃多了会闹肚子吗？”妈妈很尴尬地解释：“当然会，你看哥哥们怕闹肚子，赶快喝杯牛奶补救。”
吃完午饭，榔头果然手捂丹田嚷着要撇大条，我则腆着肚子反刍。正在翻白眼的时候，那个魔鬼突然横在眼前——笔挺的制服，翘翘的小嘴。她看上去恼怒无比，一脚按踩在某块鸡骨头上：“看看你们，吃得满地都是，素质哪里去了？还自称大学生，我看民工也不如。傻愣着看我干什么，起来扫干净！”我像小学生没交作业瞅着班主任那般诚惶诚恐地仰视着她，眼珠子充满幻觉，不可抗拒地点了点头。
过一会儿，榔头长吁短叹地从厕所出来，看见鸡骨头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却坐在铺上咬着指甲生闷气。于是好奇地问：“谁惹你了？”
我说：“刚才母老虎来过，看见一地的鸡骨头，骂我禽兽。哦，差点就吃了我，幸亏旁边有人拦住。”最后一句用的是夸张手法，不用不足以宣泄愤怒，谁想到对面的小孩也跟我配合起来：“是啊，刚才的姐姐好凶，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小孩的妈妈是谨慎的人，连忙对小孩摆摆手说：“不要叫那么大声，姐姐就在附近。”
榔头听得咯咯咯地笑起来，像公鸡喝水呛着。（我平时极少用“咯咯咯”形容人的笑声，一形容就联想到公鸡。主要原因是不喜欢公鸡，喜欢母鸡——小时候养鸡，母鸡憋红脸地下蛋，公鸡只知道吃玉米和啄我。）尽管，平时看对方笑话是我和榔头的主要娱乐活动，但这一次，真想给他一梭子，因为母老虎脚踩的那根鸡骨头正是被榔头的两排牙齿啃出来的。
我看他榔头高兴得差不多了，就问：“你从厕所回来的时候为什么气呼呼的？”
榔头叹口气：“唉……我比窦娥冤哪。刚才去上厕所，看见那门开了一条缝，但是推不开。
我使了点劲，推开一小截，推不动了。我以为门被卡住，于是用力推，忽听有个女的在里面喊：‘有人，推什么推？文明一点好吧？’我被吓得倒退一步，门砰地又关紧了。你说这人，上厕所不把门锁死，我开始推的时候又不吭气，自己顶不住了才不冷不热地扔出一句话，弄得旁人像看流氓一样地看着我。”
“哈哈哈。”我笑得合不拢嘴，我只是被误解为素质偏低，他却被骂作流氓，扯平扯平，有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过，回头想想，两个学生上路落到了这般田地，是不是我们过于嚣张，以致天怒人怨了。
我从小就迷信，GOD、安拉、佛祖都不敢得罪，于是对榔头讲：“我们还是收敛一点的好。这样下去怕是会遭惩罚的。”
榔头看我说得挺认真，轻轻地点了点头。
调解
夜里10点半的时候，卧铺车厢熄灯了。往常，这个时间只是夜生活的起点，但在火车上没什么搞头，只能安心地躺下。榔头爬到上铺去，途中看见在中铺冬眠的男子，他从开车时就这样拿被子蒙着头，是不是窒息了？然而榔头看见那人的脚掌还会搓床板，笑了笑就爬到自己的上铺去。
我躺在下铺睡不着，睁眼盯着中铺的床板。原本就不高的车厢分出三层铺，每层的间
隔很少，四岁以上的人起身就碰到头，睁眼发呆就有种压迫感。唉——可爱又可恨的火车，失眠都不是好地方。
聆听着身下有规律的振动：“工咚隆，工咚隆……”思绪好像顺着铁轨滑走了，一直飞回昆明的月台——那是我离家的日子。
我进了车厢，隔着窗玻璃向外看。父亲和三舅站在月台上，正对着车窗。三舅一直对我含笑，他不知道烟头快烧到自己的手指头了。父亲则在嘴上比画了一个抽烟的动作，然后摇摇手，表示我以后要少抽烟，然后他点了一根红塔山，和三舅同一个姿势地站着。我向父亲乖巧地点点头，那分钟竟有了戒烟的冲动……哎，妈呢？我抬起眼睛到处张望，最后发现妈妈远远地站着，满面泪水地望着我这边，我知道，她怕靠近了更难受，或者怕泪水感染我。我曾经轻松地讲过：“不就是出去读书嘛，有什么好哭的？”但这会儿看见母亲的泪水，我竟也鼻子一酸，“哇哇”地干嚎起来。我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在这一瞬间的脆弱，于是紧紧地趴在小方桌上，口水和鼻涕都往车厢的地板上滴淌。这时，火车开动了，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要离家了，以后会喝不到东风水库的水，看不到夕阳从龙马山背后落下去，我于是哭得更伤心了。
不一会儿，坐在对面的中年男子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别哭了，明年还会回来的嘛。快把脸擦干净，我们来打牌。”我仔细想想，叔叔说的也有道理，于是用袖子擦了擦脸，开始玩纸牌。
今天终于可以回家了，就像时钟的指针最终会转回来那样。
这时，有个人影过来整理车厢——那悍妇。她先把窗帘拉紧，帘子边折在窗棱下；又帮我们收拾方桌上七七八八的杯子；然后把凌乱的鞋子排齐。也许怕吵到旅客的好梦，这一切她做得很轻。整理完的时候，她有些累了，用手背顶住身子直了直腰。那一刻，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蛮可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魔鬼。忽然，她发现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看，于是冲我低声吼起来：“看什么看？很好看么？”我没有退缩，解释说：“有些人睡觉是睁着眼睛的。”黑暗中，她似乎绽出笑容：“油嘴滑舌的！快睡你的觉吧，乘火车很累的。”我说：“你今天讲了一车皮的话，只有这句中听些。”她已经走出去了，又回头说：“不跟你耍嘴壳子，明天再收拾你。”我拿被子把头一蒙：“我好怕哦！”躺在被子里，觉得自己像个正宗的流氓。
天亮的时候我们已经穿过了浙江省，火车行至湘潭站，会停留十分钟。我想下去伸伸脚，再抽根烟。一出车门，看见列车员笔直地钉在站台上——这是她们的工作。我转过身子，背对她点了根烟，然后佯装轻松地抖抖小腿。老实说她站在身后令人紧张，我生怕她记起昨晚我们的冒犯，控制不住情绪朝我屁股上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