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道：“早在毕业的时候，我就想把大学生活记下来。可是，往后的日子里，我反复地对自己说，现在很忙，过些日子再记不迟。”
“呵呵，人生短得像一出戏，刚出场你还是顽童，到闭幕已成了白发老者，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呢？”连成发出感慨。
“排队上厕所总要等吧？”
“我不喜欢收费公厕，有多少都在家里解决掉了。”连成把自己形容得意志很坚强似的——可以控制一切，甚至是生理活动的时间。“有一次我逼不得已，排队上了趟收费公厕……”“你严肃一点好不？我们在讨论哲学。”
“呵呵！”
“你只关心吃或者拉。”我趁机把自己表现得很高大。
“你看过《浮士德》没有？”连成突然问我。
“没有。”
“天帝和魔鬼靡菲斯特打赌：人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
“唉……理想和现实能否吻合是我每天都关心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包括了两个矛盾：人自身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歌德把解决矛盾的使命赋予了浮士德。”
“听起来有些马克思的风格。”
“马克思和歌德是老乡。”
“德国人就喜欢研究这种东西。”
“歌德让浮士德先去过日子，然后找答案。”
“这个办法倒是挺好，但我担心拿到答案的时候，
日子也过得差不多了。你看过一则吊床广告吗？
有人落到一座孤岛上。那岛光秃秃的，只长着两棵相隔不远的椰子树。这时，海面上飘来一只箱子。落难者想拿到箱子，因为里面可能有未知的好东西。正准备下水的时候，落难者发现海里有鲨鱼，下水去肯定会缺胳膊断腿。无奈的落难者只好把其中一棵椰子树锯了，靠这棵树拿到了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是一副崭新的吊床。”
“所谓的倒霉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当两棵树完好无损的时候，吊床对落难者就像个宝贝。但为了拿到吊床，他毁掉一棵树，最后拿到吊床也没什么用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人们现在所追求的，很可能只为了让从前更完美一些，但在追求的途中，人们把出发点忘了，等回过神来，戏差不多收场了。照这种理解，人生岂不是在转圈圈？”
“对的，哲学家。然而没有这个圈圈，日子也没法过的。”我有些惊诧连成的概括能力。
“叫我‘折学家’，折断的‘折’。我最怕读书了，我一切思维和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连成不忘记谦虚一把。
“不不不，您太谦虚了。前几天因为《飘》的事，我险些误认为您是文盲，今天却发现您很哲理，以后多努点力，即使成不了大师，也可以修个半仙。来，快说说看，浮士德最终找到什么了？”
“我忘了。”
“好好想想。”
“真正的大师绝不会一次把话讲明白的。”
“大师你不要罗嗦，有话快说，我保证明天不抢电视的遥控器。”
“真的想知道？”
“是啊。”
“自己去图书馆看吧！”
“靠，耍我！明天还想不想看到山东台的女主持？”
“假如你对她没兴趣，我不看也认了。好了，我困了，我去做我的美梦，你写你的回忆，搞不好你在后半夜修成正果，就不用看什么《浮士德》了。”
“后半夜你开始梦呓，我笑都来不及。”
连成傻傻地笑着，没说什么，点着头去睡觉了。他总是这样，笑声还在屋里回旋，呼噜已经开始。
回到书桌旁，我点起一根香烟，烟雾逐渐缭绕着笔，也缭绕着回忆……我的眼前，开始出现无边的梦幻。梦幻里那个孩子或背着书包，或怀抱吉他，或骑着破车；梦幻里那群人或放声大笑，或相互打击，或相互鼓励；梦幻里那些日子细碎，平凡，但是深刻。
我想我是醉了——我醉心于生存的形式——大学不过是生命的一段节选。我为它张罗了一箩筐的回忆，它却只给我一瞬间的感动。换句话说，情感往往是不公平的。于是我重新点燃一根烟，看烟雾袅袅地升起来，然后扭曲。我像一名印第安巫师，在迷蒙的烟雾中解读自己最年轻的岁月。当烟雾把文字渺小得无以复加时，当烟雾幻化出一张张笑脸时，我也跟着笑了。
我肯定是看到了哈哈的回忆。
我觉着，梁上君子的事情，能少做就少做，最好别做。记得初二的时候，我跟一位同学回家玩。谁知走到了家门口，那人却说，他没带钥匙，必须爬进去。我说，你爬吧。那小子又借口脚痛，让我代为之，并且向我许诺，爬进去以后可以先打开冰箱拿一根冰棍吃着，然后再来开门。那时的我虽然身手敏捷，但思维比较简单，没考虑什么就爬了。
第二章：入学
来上海的第一天碰到了“托儿”
我跳下火车，然后皱起眉头看着榔头。他还在火车上，问：“怎么了？”我说：“外面是蒸笼。”榔头紧跟着下来了，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皮肤：“怎么热成这样呢？”
我第一天到上海，不相信的事情很多，最不相信的是自己的皮肤——三十八度的空气——小孩发烧的温度。哦，忘了交代一下。这位被称作榔头的壮汉是我的小学同学，初中隔壁班，高中隔壁班，这次又一起考上了上海交大。他皮肤黝黑，虎背熊腰，是典型的被现代
科技知识武装起来的吃苦耐劳的上进青年。
我和榔头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走出上海火车站。正午的阳光打在城市顶上，泛着煞白的光晕，温热的空气把光线也扭曲了，再加上远处一幢幢高楼，所以眼前的场景更像是海市蜃楼。群聚的旅客们拖着大包小包向前移动，然后分散开来，消失于穿梭的车流和拥挤的人群中。此时，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创造喧嚣，远处是车轮，近处是脚步，耳朵旁边还不停地有人催问：“小兄弟，住店吗？”“先生，要去哪里，打的吗？”“哥们儿，看光碟吧，美国、日本的都有，刺激得很。”
回过神来的时候，我从背包里翻出上海地图。
“我们在这儿，要去的地方是那儿。”我很快确定了方位。
“然后呢？”榔头问。
“然后？然后我也不知道。还不是要叫出租。”我擦了一把汗，觉得有点茫然。
“那就叫吧。”
刚作出决定，就过来两个人。一个问：“小同志，要不要乘出租车？”我把地图递过去：“师傅，去这里多少钱？”那人看了看我手指的地方，很为难地说：“对不起啊，小兄弟。这儿太远了，我一般不跑的。”我笑笑说：“没关系，谢谢你。”这时候，另一个人迫不及待地把地图抢过去，问：“你们想去哪里？”我给他指了一下地图，他皱着眉头想半天，又抬腕看了看表，似乎我们想去的地方会跨越几个时区，然后说：“小兄弟，实话告诉你们吧，这里我平时是不跑的，太远了。但我看你们也是初到上海，天这么热，今天我将就一次。一口价讲定四十块，你们要是同意马上就走。”我掂了掂行李，觉得自己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再看看榔头，大滴大滴的汗水挂在他的额头上，估计他也想尽快避开这逼人的热浪。我问榔头：“怎么样？”他说：“上吧，别让你姨父久等了。”司机笑了：“这就对了嘛，何必在太阳底下受折磨呢？”说着他主动过来接我们的行李。我抓住背包带没放：“谢谢，我自己来。”
进了出租车，一股凉爽的气流扑在脸上，让人精神一振。以前我一直想不通人类为什么发明空调，因为从小就没用过这东西。在家的时候，印象中只能在汽车上找到空调，房子里一般是不安装的。不过今天我算彻底明白了，世界上有些地方，不装空调就是对人性的摧残。享受着空调的滋润，我开始揣测这个陌生的城市。首先，它夏天是个蒸笼，这一点我们正在领教；其次，它的公交车很多，刚才看见一辆车子竟然标着926路。在家乡累计只有八路公交车，号称八路军；最后，最后是这里人好多啊，多得就像传说中的上海人。
刚才提到的姨父、姨妈，是我三舅妈的妹夫和妹妹。三舅妈年轻的时候作为知青来到云南玉溪的元江县，一呆二十多年。后来碰到三舅，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她说云南水土好，自己的云南话又学得比较标准，因此不想再回上海去。我猜家乡最令她着迷的应该是三舅发自内在的男子气和幽默感，其次才轮得到水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年后，她又在云南的火车站把自己的侄子送上火车，驶向上海。我曾经问舅妈：“你为什么来云南？”她说是毛主席让她来的。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来上海？没有答案。
出租车在我们指定的地点停下来。一路上除了交通拥挤一些，我觉得路途并没有司机形容的那么遥远。不过，能平安到达就算不错了——听说有的人出门在外非常倒霉，一不留神就被歹徒司机拉到市郊暴打一顿，抢尽财物，脱光衣服，挂在树梢上。
我和榔头从出租车的后箱里卸行李的时候，一位中年男子前来搭讪：“请问你们……从云南过来的吧？”我问：“您是……姨父？”中年男子笑呵呵地回答：“对对对对对。那样说来你就是雪锋了？”“是是是是是。”此次接头，是生下来经历过的最简洁迅速的一次。
姨父帮我们提起行李，快步向他家走去。路上，我好好打量了这位从未谋面的亲戚。他个子不高，一身灰色的睡衣加一双拖鞋，说话时喜欢用拇指揩一揩嘴角。
姨父告诉我：“你姨妈正在家里做饭。”我想，这么热的天，能洗个冷水澡，吹一吹空调，已经是极大的满足，饭与不饭没甚关系。他又问：“你们打车过来多少钱？”我说：“四十。”姨父一脸惊愕：“没有打表么？打表最多二十。”噢，我们算明白了，刚才那两个人一个愿载一个不愿载，纯属唱双簧，骗两个傻帽的钱。我和榔头相互吐了吐舌头，无语问苍天。
姨父家的房子比较窄，为了二十年来第一次见面的侄子，他和姨妈都去打地铺，把那张舒服的大床让给了我们——那情那景至今令人难忘。
晚上，吹着空调躺在床上，想到明天的入学，我隐隐地感到一种不安，于是问榔头：“你觉得大学校园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去因特网上看过照片，有房有树有草。”榔头描述得很详细。
“那就是说，没什么特别的咯？”
“不，自行车很多。就像八十年代大城市的马路那样。”
“我听说大学里有公交车、电影院、歌舞厅、酒吧……总之该有的都有，像个小城市。不过，我愿意买一辆自行车，公交车太挤了。”打算着买辆什么牌子的自行车，我睡意渐浓。
第二天吃过早饭，姨父准备送我们去交大。我们再三推辞，姨父坚持说：“你三舅妈交待过我，一定把你们俩送进宿舍，我不敢违背的。”同去的还有一个自称是我表哥的年轻人。这让我顿时领会到中国人亲戚关系的奇妙之处——只要有必要，总可以从茫茫人海中刨出几个人来，笑着对你说：“我们是你的表叔表弟表姐表姨表随便。有什么麻烦尽管吩咐。”你也许会疑惑：“我并不认识你们啊。”他们会说：“没关系，咱们的爷爷辈是亲兄弟。”就这样，凭空多了两个无私帮你的人。
出门，姨父拦了辆出租车：“师傅，去交大的闵行校区。”
九个蚂蚱一盘菜
远远地，我看见绿树掩映中一幢幢土红色的建筑。直觉告诉我，前面就是交大。我不自觉地抓紧背包带，觉得自己像个伞兵，将要跳出机舱，投往未知的野地。老实说，我第一眼看见大学校门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感到欣喜，尽管这校门长得很幽默，用一位老师的话来说，像只拖鞋，还是地摊上五元钱就可以买三双那种，当时我没有情绪幽默，只琢磨着自己将要跨进陌生的围墙，会在围墙里苦寂，还是尽情地呼吸里面的新鲜空气？这是个未知的问题。身边的榔头自言自语道：“这就是交大么？”
汽车驶入学校的时候，烈日已经当头。我甚至不想走出车门，怕在太阳底下被蒸发了。费尽周折，终于找到新生接待点，感觉就像摸进了《清明上河图》。最明显的证据，是“欢迎交大新同学”的标语下面，分明有个阿姨在卖汽水。在大大小小的摊点前，男生们扯着脖子喊：“××学院咯，快来报到咯，包红又包甜咯。”我拿出录取通知书，很快找到人文学院的接待点，但是不敢上前相认，因为通知书上明明写着“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而人文学院的小黑板上并没有写着这个专业。原本就耐不住炎热的我这时更加紧张，大滴大滴的汗水从脑门洒下来，人瞬间缩小了一圈。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男生凑过来问：“同学，是不是人文学院的新生？”我点点头，但又有些犹豫，于是对他说：“黑板上没有我的专业。”来者看了看我的录取通知书，马上笑了：“噢，事情是这样的。你的专业是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公共管理的分支。看见没有，黑板上写着的。我恰好是你的嫡系师兄，叫傅强。走，我带你办手续去。”就这样，我不明不白地混进了交大文化界，原以为毕业以后应该到城建局工作，谁知被师兄两句话就拉到了文化第一线。
我先领到生活必需品，然后在姨父、表哥的护送下，又奔袭一千米，才摸进宿舍。宿舍门是敞开着的，有位同学在我之前安顿下来了。此人白白胖胖的，戴副眼镜，鼓鼓的鼻梁让人最先想到的是陈佩斯。没等我好好看看新家，他就热情地迎上来：“你好，请问你是……”
“你好，我叫雪锋，来自云南，三号床。”“噢，我叫唐文，是咱们班的团支书兼临时联络员。你有麻烦的话，切记千万一定必须要找我。”我点点头，心里琢磨着会不会和陈佩斯的亲戚住一个屋。这时唐文和家里人讲着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出去了。如果没记错，唐文是我上大学遇到的第一位同学。多年以后，我仍然不会忘却进宿舍的场景，我肯定地记得当时唐文穿的是小跑裤，他跟我问好时，他妈妈站在左边，爸爸站在右边，一家人和蔼的笑容让我感到亲切，让我觉得校园并不像上海市区那样陌生。
收拾的时候，又一位室友在家长的簇拥下进来了。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小马，原名马关鹏，叫起来别扭，大家就叫他小马，英文名“Pony”，属于直译。初看小马黑黑瘦瘦，两眼有些呆滞，外加挂蚊帐的时候总被他妈妈抱怨，我就悄悄在心里念叨：“唉——这孩子！”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人冰雪聪明，日后竟是文管系的第一名，兼任我的英语老师。虽然我最先做他的吉他老师，但考虑到玩吉他不如讲洋文实惠，于是他说：“算了吧，我不学吉他了，我来教你英语。”我挣扎一年后，最终被招安了。这两天小马和马太一起为GRE考试辛苦地背单词，背着背着却好似长胖了。我征求他的意见，问他的外貌怎么写，他说：“你随便写吧，反正我天生丽质，是经得起锤炼的。”话说到这份儿上，我自然不敢草率下笔了，只能细心观察小马的容貌，想找一找闪光点。我开始时时注视小马，看他睡觉，看他刷牙，看他骂街。不过，在某些场景下，小马拒绝我靠近，比如他数钱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站着，悄悄地观察，像个偷窥狂。这样过了多日，我埋怨小马：“你再不帅一点，索性就衰一点，好让我的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