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认识，狠抓落实》，强调全党全国大抓农业的意义和它的艰巨性。“我们应当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看待农业问题。只有夺取农业丰收、丰富‘米袋子’、‘菜篮子’，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满足社会需求，保持社会稳定。”
靠中国农民养活中国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尽管社会纷繁复杂，但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一切有信仰的人，都依然相信真理，相信曾为中华民族谋利益，至今仍然孜孜不倦地为１２亿人民奔波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人民生活艰难，或没有粮吃，或碰到灾难，或祸水袭来时，共产党总是想到人民群众。那朴实、庄严，曾经为居民奉献过的“国营”粮店，是群众向往的地方；当人们被假冒伪劣产品陷害而伤透了脑筋时，总想到去“国营”商店买到真品；当人们受到歹徒欺凌、侮辱时，就想到了头戴五星、国徽的人民警察这是一种信赖，这表明人心是向着共产党的（当然这个党不包括那些贪污分子、腐败分子和以权谋私的利己主义者）。
粮食，正在困扰着拥有１２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人民群众把这一重大的求生欲望，重重地压在共产党的身上，压在农民的身上。
历史的经验证实，要养活１２亿人，靠西方行不通，靠盟友难以奏效，只有靠自己，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具体点讲就是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养活中国１２亿人，舍它，别无选择！
在“八五”向“九五”计划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即《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如同一颗耀眼的明珠，镶进了这样的文字，“必须充分认识粮食问题的特殊重要性，采取得力措施，确保粮食增产”。
很清楚，“得力措施”就是“要依法保护耕地，开垦宜农荒地，提高复种指数，保持粮食播种面积长期稳定”。
１９９５年９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十四届世界食会粮议上，来自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阐述发展农业存在四个方面的机遇：种子遗传学、农业资源管理、农业科技推广及教育、国际性农业贸易。这四大机遇中，他们认为，有效利用和保护现有耕地、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保护自然资源，是提高全球粮食产量的重要前提。
机遇，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存在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占有绝对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清醒头脑，把握机遇，不要懵懵懂懂，践踏耕地，伤害农民。
诚然，把住机遇，不是几句狂言戏语就能奏效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观念，人的行为。全党、全国重视农业，关注农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５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全党上下，完成了思想的“交接班”。这个时期，旨在扭转人们的思想，树立一种重农为农兴农的观念。
人们再次回头，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国农业基础的脆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局限，以及农业投入不足的种种弱点。
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农业投入不足，后劲不大。如果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协调比例来衡量，必须把农业投入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综合在一起考虑，特别是应该从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的关系来考察。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业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比例，应该为１．２．５。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业增长速度为４％，工业增长为２０％以上，两者之间的比例为１：６，显然失去了平衡。
对此问题，目前中央采取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控制工业增长速度过猛的同时，增加农业投入。１９９５年，农业投入的安排是，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２４％，其中非经营性投资比上年增长２５．９％，在新增的非经营性投资中，农业和农用工业占到４０％，这应该说是很大的倾斜。与此同时，在农行的支农措施中，最醒目的要数信贷投入的增长，贷款规模达到５７０亿元，优先支持“米袋子”和“菜篮子”，保证基础农业的稳定增长。
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不仅中国人不能掉以轻心，外国的学者、专家也十分关注。
当然，这里有个如何正确估价目前我国的农业形势和我们的困难的问题，倘若夸大了困难，把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会使人民丧失信心；倘若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会高枕无忧，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到头来会酿成灾难。
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在１９９４年，正当中国粮价陡涨，举国上下大议特议吃饭问题时，十分关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在他挥毫撰写的另一篇论中国经济的长文中，他预计到２０３０年，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世界所有出口量加在一起，也满足不了中国人的胃口。所以他预言：“粮食的严重短缺将会使中国经济奇迹过早结束。”这样的推测，也不是毫无根据，在国内的学者中、经济界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未曾引起有关方面的兴趣和关注。中国人就有那么点“好奇”，这话一经美国人的口中吐出，似乎“身价”百倍，很快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那也好，趁此机会，也给这些人一次形势教育，国情教育，在背上猛击一掌！事物都有它的双重性，只看到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是不对的。在同一年，日本专家白石和良先生等著文评述了布朗的观点。他们指出：“布朗是过分强调了不符合事实的预测。”他们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说，正是中国自己看到了拥有众多的人口，看到了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实施了许多相应的农业政策。
如果布朗是好心，作为学者，提出中国人未来经济的发展，农业走势，倘若不引起重视，这个泱泱人口大国，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值得警惕！我们必须防止那样的悲剧出现。为此，大吼一声，让中国的决策者以儆效尤，我认为鉴往知来，值得我们警醒。
至于别人是好心还是歹心，并不重要，至关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决心！
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正当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部长刘江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谈道：怀疑中国人民能否养活自己的观点并非今天才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经预言，中国每一届政府都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言外之意似乎中国共产党也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粮食生产发展很快，１９４９至１９８４年，粮食总产量由１．１亿多吨增加到４亿多吨，年均递增３．５％，人口虽然由５．４亿增加到１０．４亿，但人均占有量由２００公斤增加到４００公斤。１９８４至１９９５年，我国粮食生产又跨上４．５亿吨的新台阶。
刘江充满信心。他说，中国未来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粮食增产目标？我以为，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到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达到１６亿高峰值时，预计需要粮食６亿多吨。按这个目标，今后３５年间，平均每年粮食产量增加近４０亿公斤，每年递增１％就可以实现。而建国４６年来，我国粮食年递增３％。
当然，我们的增产目标难度是相当大的。今后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严格保护耕地；二是努力改善生产条件，大力改造中低产田；三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四是加快发展农用工业；五是调整生产结构；六是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全国高度重视农业，确立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首位、立足国内基本解决粮食供给的方针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有能力养活自己！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及时制定好合理、正确的农业政策，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中国农业的潜力很大，中国农民的潜力也很大。只要中国广大农民愿意种田、种粮，加上有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我相信，中国的粮食供给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在本文搁笔时，我不禁再次向全国呼吁：保护国土！保护耕地！
只有保护耕地资源，才能保持社会安定！只有全党和全民支持农业，才能多打粮食！
是的，历史与现实给我们启迪，要养活１２亿中国人，靠外国农场主，不行；靠盟友，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唯独只有靠中国农民养活中国。这就是结论，这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后记之一
《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一问世，许多朋友都关心这部书，关心我。不时有人称赞这部书“题材抓得绝，写得好”。也有人提出疑问：“你当初是咋想的，为啥要写这部书？”
应该说，《啊，国土忧患的警钟》和读者见面后，自已心中充满喜悦，然而，我捧着书，阵阵高兴，阵阵惆怅。高兴的是，我多年的夙愿变成了现实，把激烈的人地矛盾，推到读者面前，敲响了忧患的警钟；而忧虑的是，一些愚昧的人，对地球的破坏，已完全失去了理智。这样的呐喊，能否达到它应有的效果？
正如诗人李广田在《地之子》中所抒发的情感：“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的，这大地，是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儿子的深情。”
人类是地球的一个部分。但人类发展到今朝今夕，却难以控制自己，全世界人口剧增到５７亿，到２０００年将变成惊人的数字：６２．５亿，超过了地球承载力。人满为患！人多了，要保持地球的本来面目十分艰难，必然出现人类对地球的无情践踏和破坏。目下，负重如牛的地球已是满目疮痍了。中国早些年算是地球母亲胳膊上的一块肥肉，如今的负荷沉臃，难以迈步。就人们占有的耕地而言，世界人均耕地１５亩；中国不足１．３亩，“天府之国”更可怜，成都平原就更少更少了。人口在不断增长，而人均耕地在不断减少，逆差日趋加大。可以想象，土地对人类是多么珍贵呀！昔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居的中华民族，如今已面临“土地匮乏”的局面。中央提出的“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１９８６年，全国各地建起了国土管理机构。从此，有了一支生气勃勃的捍卫队。紧接着，国家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从此，在华夏有了土地管理的法规，人们不禁欢呼雀跃！
有了队伍和法规，应该说有了管好土地的基础。然而事情并不那么乐观，要理清土地管理的混乱状况，理顺思想，转变观念，谈何容易呀！四川是人多地少的典型，是矛盾的集合点，问题集结，宛如一堆理不清的乱麻。
１９８８年春天，是执行《土地管理法》的第二年。那时，我在“民主与法制”编辑室当编辑，报社派我抓土地管理的宣传报道。
在宣传上，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我以陌生的目光去透察那块黑色的土地。我迈开双腿，走南闯北，渐渐地在发烫的黑土地上，发现了人类的顽疾和地球的困惑。据了解，土地管理如履薄冰。许许多多的奇事、怪事触动了我的情怀。那年仲春，我到川西地区去调查土地管理情况，碰上一位国土局的女局长。她是一位北方女性，工作泼辣，感情丰富，能说会道。可她谈起土地管理上的困扰时，似乎受了莫大的委屈。她对记者说，上级领导不理解，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还扔出一句令人难堪的话：“国土管理不需要啥人才嘛！不就是开开票、收收钱、画画线”谈到这，女局长忽然哽咽了，哭得如此伤心。
在土地管理的混乱年代，干部以权谋私，抢占土地，营造安乐窝；一些百姓仿效，跟着侵占土地；乡镇企业更是近水楼台，随音强占耕地。人类有限的耕地资源被一块一块地吞噬。
人源于土，人离不开土。古人云：“四海之内，五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有地霸业，无地难为家。”中华民族的祖先视土如金，奉若神明！然而，历史发展到了２０世纪末期，人们的国土观念薄弱，乱占、滥用土地，违法占地建房到如此地步。诚然，国家重点建设需要用土地，也应合理用地、依法用地、节约用地，不应浪费践踏！
许多奇闻怪事，驱使着我。不多时，我跑遍了全川，对人与地的冲突作了全面透视、剖析，撰写出一批文章发表在报端，引起读者关注，一度来访者不断。他们中有的是反映干部违法占地建私房；有的是因土地被占，失去了谋生的手段，上访、告状；有的已背井离乡，流落街头大约在１９９１年的秋天，一位独臂青年率领一伙农民，呼呼啦啦走进编辑大楼，诉说他们失去土地的痛苦。那位独臂青年，是刚从“猫耳洞”归来的战斗英雄。他在前线保卫祖国领土，他的耕地却被乡里非法强占。乡里一不给补偿，二不安排工作。他和几十户农民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四处上访，却无济于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矛盾激化了，他们身上捆着炸药包，向市委逼近，要与市委领导同归于尽。市委获悉，一面请律师出面做工作，一面调公安干警保护市委，才未酿成大祸当他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时，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惊讶中，产生了同情和忿懑。
我再也坐不住了，随即同他们请的律师一起，写内参，呈报告，为他们的土地奔波、周旋、呐喊！
《土地管理法》的颁布为清理违法占地建私房，买卖土地的行为，提供了法律武器。但随之，执法与抗法，护土与强占的斗争步步升级，引来了一连串的悲惨事件。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３日，浙江省桐庐县合强乡土地管理所副所长夏继良为了保护土地，被村民何玉贵等人用铁锤砸碎颅脑，不幸殉职。一年后，在川南宜宾，乡土地管理员蒲先云又为保护国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家土地管理局授予“土地卫士”的仪式刚刚结束。又从遂宁传来第七个“土地卫士”被人杀害的噩耗。多么严峻的现实，多么悲惨的情景！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被四川省政府定为“第一个国土宣传月”进行一次全民国土教育。全省上下一齐动员，宣传土地管理政策和法规，意在提高全民的国土观念，法制观念，同时，省国土局和四川日报编辑部还联合在《四川日报》上举办“国土宣传月”征文活动。我承担了征文活动的采访和编辑工作。这次“宣传月”活动规模庞大，写标语，发传单，领导干部上街咨询、演讲，并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宣传媒介大造舆论。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省国土局长，还带头撰文在报上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土宣传月”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清理违法占地的工作向纵深发展。许多怪案奇案相继被揭发出来，令人触目惊心！一种政治责任感，驱动我手中的笔，去记下那些为了人类生存而保护土地的英雄。
所以，我在１９９０年就萌发出一个念头，写一部反映人地矛盾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国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完成了这部著作。
我在《啊，国土忧患的警钟》一书的“作者自述”中写道：
“我与土有缘，按星相学元素分，我的星座属‘土’。倒也是，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