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难道“例行公事”，就是这次检查的目的吗？难怪，邀请了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不来，仅仅是我这个“编外”记者来了。我责怪自己，是不是吃错了药？别人既然是“例行公事”，你又何苦来凑闹热呢？
我心中一阵冷，一阵热，冷气消失之后，又转换成热浪。我的心底在说，哎，现在来讲这些话，都是马后炮。地，占了，圈了，该占的占了，不该占的也占了，卖的卖，荒的荒，一拖两三年，大批土地都陷入了头儿们的纷争和戏言之中，目下再说再争，都没用！
谁之过呢？
是村干部？他们是“中国官谱”之外的“无品”小官，没有那样的“狗胆”。
是村夫？他们是被“宰割”的对象，更不敢妄动！
我一直在沉思，这场土地大战，造成如今僵持局面，风从何处刮起呢？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我一直在捉摸，这次检查为什么匆匆行动，而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就降了调，泼了冷水。前面的路该如何走呢？
我正在猜测时，同行的四川省国土局监察处李处长，递给我一份材料。
我打开一看，似乎明白了几分。一份国务院的《情况反映》，文字不长，可领导批字，从中央到省里一级批转一级，字迹密密匝匝，龙飞凤舞。正文这样写道：
“从四川刚结束的国土工作会议获悉，成都平原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年耕地又减少了一个中等县的耕地，像这样快的速度，使耕地锐减，我们的后代将到哪儿去生存？我们省解放后，耕地减少有三次高峰，第一次是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第二次是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第三次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就其严重程度来说，以这一次最为严重，因为，这一次是土地实行了统管，有健全的土地管理机构，而且这一次大多数占地特别多，如成都附近就有近１０家１０００亩以上的大数占用耕地。如什么‘国际大都会’、‘四川国际高尔夫俱乐部’等等。这些本应由国务院、省政府批准的占地，或用而不批，或少批多占，或化整为零等各种方法占用，进行非农业建设，请问这应该由谁来管？成都平原还能存在吗？‘天府之国’这个美丽的名字快进博物馆了。”
对于这次汇报会，总觉得这里有许多疑点，执法的似乎理不直，气不壮，被查的不服，有气，而且不怕泄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月之后的一天上午，我又走进某市国土局，去找局长，想弄个一清二楚。
他正在接待省里某厅的领导，也是说土地问题。他忙，平素难找到个空档。今天，他同意安排时间。我就决心不走了，坐在办公室与主任闲聊。不知不觉，我们扯到了土地越权与争权的事情上。
主任是军人出身，北京腔，粗嗓门，讲起话来无忧无虑，直冲冲地往外冒。
他的观点很鲜明，这几年土地审批权乱啦，乱啦，彻底地乱啦！这问题反映在下面，而根子却出在上“吃菜吃心儿，听话听音儿。”他的表白，话中有话。
他递给我一份“某市审批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报告”，是给省人民政府的。
他心中很不平静，重申了一种观点。他说：“咱们市属副省级单列市，可省上给我们的审批权不公平呀！沿海一些副省级城市，土地审批权限均为一个标准。我市是国务院定的副省级城市，又处在西南地区‘三中心、两枢纽’的重要战略位置，国家、省里重点项目多，用地面积大，而且时间急，要用地，又不给权。哎，咱们到时赶不上需要，能不对我们拈过拿错吗？”
主任的话似乎有点道理，这权应该放。但是，对我来讲，这道理仍然没有吃透。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权力集中点，将关卡隘口把严些，以免造成大批土地的流失，不更好吗？我想得很天真！
这种争执，我没闹清楚其症结何在？
如果是为了控制土地，管紧管好土地，少批少用，节约土地，那么省上的意见也许是对的。
我正在纳闷的时候，突然局长走了进来，他满脸笑意，热情地说：“哎呀，治安同志，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们寒暄了几句，便走向他的办公室。
我见他太忙，便开门见山地谈起那件事：“前次市政府汇报中，局长提到，市上几宗大工程用地，市里不明不白，把地划了，用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顿时，局长脸上的笑意全没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将烟花吐了出去。旋即，屋内烟雾弥漫。不难看出，他有难言之苦。唉，我后悔，不该再提这件事。对于他这个“执行官”，我理解！
“哦，这事我只是顺便问问，局长别在意。”我打破沉默。
“唉，这件事，有澄清的必要，但如何说才好呢。他们是上级，我们是下级，不过就大前提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高尔夫球场，扶贫开发区有十多宗地，共计２万多亩，那是省里的领导表的态，事前我们不知道呀！用地手续，有的办了，有的至今没有办。”
他掐熄了烟头，静静地坐着。忽然他蠕动了一下嘴唇，可没有再发出声音。
良久，他又吐出一句真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可现在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呀。据说上面要建‘保税区’，占地三平方公里，一位领导已发话了，可我们至今不晓得”
这位局长心中的苦与忧够多了，不好责怪他。
对土地的审批权限，为什么有人争，有人揽？一直是个“谜”。
过了很久，全省的执法大检查已经结束。我再次走访了四川省国土局一位处长。他告诉我，全省查出越权批地９万余亩，其中某市６万余亩。这仅仅是各地越省上的权。他又扳着手指算了一笔帐：按规定，一亩地要缴纳税费２万多元，９万多亩，应该向省财政交２０个亿。可这笔巨资流失了，没有进入国库。
他还说，争权也好，越权也好，说白了，是个利益分配问题
哦，原来如此！
这场争夺战，已长达４年，将来还会争下去。他们揽权的用意，都是为本单位、本部门的利益，目标，依然瞄准土地，土地！
可怜的母亲－－－土地，您何日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坦诚地，用您洁白的乳汁，哺育人类呢？
培植“一五二六四”系统工程
“我没时间，下周再说吧，记者同志！”我约了五六回，他总是笑吟吟地回答。
他很忙！
四川省国土局局长傅应铨，是一位精干的汉子。前些年，他任副局长，我就发现他的“腰圈”儿在缩小，“有点不正常”，我暗想。可不是，像他这个年龄，一位高大的个子，正是长腰圈的良机。
然而，他忙呀，急呀，一个１．２亿人口的大省，把“最最”宝贵、“最最”巨大的资产土地，交给他管，能不急吗？
他成天奔忙着，运筹着，把那颗爱心完完整整地奉献给了土地。
在无数次会议上，我听过他的语音。他，总是带着深情厚爱，为土地而声嘶力竭地呐喊。发言中，关于土地的失控；关于违法占地的行为；关于全省人民对土地的渴望，他都如数家珍，娓娓而谈。每当谈到土地被践踏时，他眼里的泪花在旋转，血液在涌动。
傅局长是位多情的人，两年前，他就真诚地支持我拿起手中的笔，再写，再写，再为土地而呼喊！
他是农民的儿子，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１９６８年他从成都理工学院地质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地质矿产局，和矿山、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９０年代初，他被调到省国土局任副局长，１９９２年提为局长。多少年来，他殚精竭虑，把心血全部倾吐在国土上。对土地，他是专家、里手，并有着众多的著述。
１９９６年３月５日，我终于找到一个采访这位局长的机会。
这一次，我们谈得坦诚、炽热。他说，要管好土地必须法制化、规范化、深化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这场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任务。说得具体点，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建立土地使用权市场，把长期以来形成的土地无偿、无限期、无流动使用的行政划拨制度，改为有偿、有限期、有流动使用的出让、转让制度。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达到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切实保护耕地资源，充分发挥土地资产的最大效益。我经过多年的研究，把这一制度的改革，概括为“一五二六四”系统工程。我的用意是，通过宣传、实践，让大家较容易接受、理解和实施。
许多人，愿意接受新观念，不想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这里，我把“一五二六四”系统工程作个具体表述。
一个目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土地市场体系。包括有效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有效地配置土地资源）；正常的价格体系（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形成机制）；健全的法律体系（使土地市场行为规范有序）；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体现明晰的产权关系，利用各种税费、租金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节）；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促进土地市场的健康发展）。
五项任务。控制用地，保护耕地，稳定耕地面积；扩大土地使用权出让范围，高度垄断出让市场；规范土地交易市场（即二、三级市场）和管理；明晰企业土地产权，量化土地资产价值量，为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制造条件；规范和加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
两项制度。第一是，建立土地登记制度，强化城镇国有土地“户籍管理”；第二是，建立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定期公布制度。
六项原则。坚持全省土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原则；坚持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管理并重的原则；坚持政府宏观调控和高度垄断的原则；坚持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并重的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加强政府领导和部门协调配合原则。
四项措施。加强宣传教育；加强领导；加强法制建设；加强对土地集中统一管理和机构队伍建设。
妙极啦！傅局长把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作了高度的概括。
高文典册。这个基本框架，仿佛是一座巨型的艺术宫殿，又好像是《西京杂记》中杨子云叙述的“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司马相如）。
在中国，土地市场，只是个新生的婴儿。
“土地市场”在老一辈人的头脑中，寻根究底，也难发掘这个名词。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虽然他们脑瓜灵，心眼活，可这一新鲜事儿，仅仅是近些年才叫响的，也难扎下根。
新时期，许多事进展特快。你若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些新名词在公共场合或街头巷尾很快就被人们汲取，并念念不忘地提出“要和国际接轨”。可对“土地市场”却另当别论。
对于土地市场这个新概念，在这里需要啰嗦几句。什么是土地市场呢？我国土地市场是指以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终止为主要内容的交易市场。土地市场又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即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市场，二级市场即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
土地市场的兴起，需不需与国际接轨呢？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探讨过。我想是需要的。更现实的是，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地产市场和房产市场，对于耕地的保护，土地出让、转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就其教训而言，前些年，面对神州的一片热浪、一股逆流，“新生儿”是无力抵抗的，无力去拼搏。这几年，在地产市场的经营上，有成功，有教训，也有一败涂地的惨景。
分析土地时局，自１９９２年以来，在我国出现的“房地产热”，说白了相当一些人是“炒地皮”，捷足先登者，一夜之间成巨富。这笔巨大的财富，从全国来看，数以亿计的资产，就这样不明不白，流入了集体或个人的腰包里。据统计，仅１９９２年，全国土地收益一年跑掉３０亿元。
另一方面，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土地，城市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属于集体所有。土地一级市场，应由国家控制，绝对不能放权，土地出让、转让的收入应全收归国家财政。
然而，有人嗅到土地买卖中油水大，贪婪的眼睛便死死盯着不放，千方百计伸手，扰乱市场的正常交易。无论在大城市，或中小城市，买卖房屋，或出租房屋，这些异彩纷呈的交易中，都包含了其土地的买卖和出租。只讲房屋而不论土地，这种现象被称为土地“隐形市场”。这是一个往往被人忽视了的漏洞。
应该看到，房地产交易中隐藏着土地的交易；出租房屋连同出租土地使用权，都隐藏着土地的交易。这些表现形式很多。如开发区土地资产流失；在合资、合作企业中，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股份化改造中的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在建立正常的土地市场中，危害最大的是土地“隐形市场”。对于这一点，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造成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在自发交易中，地租流向颠倒。交易的土地使用权本来是土地使用者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但是在交易中本应归国家的地租几乎全部落入土地使用者－－－单位和个人的腰包，给土地所有者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二是影响了城镇土地统一管理和规划；三是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四是诱发了土地投机，滋生了一些炒买炒卖土地的不法分子；五是制约城市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使城市建设和开发只有投入，没有回收。形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土地收益在体外循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土地市场上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国情有关，也与体制有关。目前，我国土地市场，其价格形式、产权主体、行政管理，包括土地所有权，都呈现一种“双轨”形态。即是体制双轨、产权主体双轨、行政管理双轨、土地所有权双轨。
可以这样说，土地市场的畸形发展，实际上是计划与市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土地变革、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的一种利益磨合与碰撞的反映。
给土地上“户口”
人有户口，地也要有“户口”，地的“户口”叫地籍。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人头有户籍。自从你出生那天起，你的性别、生日，长大了是什么职业、家住何方等等，在户籍簿上，记录得一清二楚。这些工作必须人管理，因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户籍管理队伍。
然而，对土地却心中无数。说来是笑话，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对耕地面积总数，至今难报出一个确切数字。
过去，由于土地没有“户口”，所以历来对土地的概念是迷糊的，哪块地好，哪块地瘦，哪块地多大，哪块地的价格如何都是一本糊涂帐。那时，没有把土地放在眼里，“地大物博”的说法，麻痹了我们一代人的思想。宝贵的土地资源任人宰割，随随便便切一块，废一块，没关系，在人们的眼里，地踩在脚下，是卑贱的，“上户口”不值啊！
倘若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由于土地管理混乱，权属混乱，中断了地籍管理，随之而来的是使人烦恼的纠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