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土地开发公司”）已采用划拨和出让多种方式，向３００多家用地单位提供土地２１８６．１亩，引进项目３４２个。已经投产的现有４０余个。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一些征地单位的项目、资金不落实，已造成部分土地被闲置、撂荒。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
据有关方面的人士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头脑发热。一些单位在项目、资金均不落实的情况下，盲目占地、圈地。二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土地审批权的下放造成土地市场秩序混乱。他们说，由于开发区自行设立国土局自行批地，不仅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严重流失，而且也削弱了开发区自我积累、自求平衡、滚动开发的造血机能。按理，作为高层次的开发区，本应在以地生财、以地聚财和善用国有资产方面作出表率，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几年来，尽管这个开发区国土局采用划拨和出让方式，向３００多家用地单位供应了２０００余亩土地，但收回的土地出让金却不够支付数千失地农民的搬迁补偿费和待安置农转非劳动力的生活补贴复耕难，难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土地被征用后，村民已农转非，以前的村社集体不复存在，找以前的干部帮助开发区组织农民复耕，已不可能。二是由于过去位在村里的农民交出土地后，无猪、无肥、无农具，已无力复耕。三是原有的水系、道路已被毁坏，所以许多离开土地的待业农民不愿复耕。
综上所述，开发区撂荒地复耕之所以这么难，难就难在有人吃国有土地的“大锅饭”，难就难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从端正党风，严肃政纪，规范政府行为做起。
妙极啦！还配了一篇短文，放在“一语中的”栏目中。文章三言两语，击中了要害，点中了穴道，耐人寻味！标题更妙：《查一查，还有多少撂荒地》。
土地既是宝贵的资源，又是巨大的资产。我省是一个人口大省，人均耕地只零点八四亩，后备资源严重不足。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如不重视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严格管理土地资源和土地资产，国务院和省政府早已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对本辖区的土地荒芜情况进行彻底清理。开发区、城乡结合部和基本农田保护区属于清理的重点。不论以出让、划拨还是以其他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闲置、撂荒的耕地，荒芜两年或两年以上的由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荒芜半年以上两年以下的，按有关规定收取荒芜费；凡是能复耕的荒芜耕地（包括收取荒芜费和收回土地使用权的耕地），必须限期交给被征地或附近村组安排农户耕种。既不收回土地使用权，又不收取荒芜费的，要追究政府和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
建议各地特别是办有开发区的地方认真检查一下，对国家土地法规执行得如何？
“好！”我读完短文，不禁双手相击，高兴得跳了起来。
“本报记者”就在我楼下，我在１２楼，他在１０楼。拿上报噔噔噔地向他办公室走去，我要为他祝贺。可不巧，他外出采访去了，我扑了个空。
我暗想，对今天这篇报道，他会满意的，这样的批评，指名道姓，披露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还是第一个呢！再说，这个市近几年工业上得快，成绩在省里小有名气，怎么敢批评呢？这次他动真格了，竟敢大动“干戈”，挥毫批评一个“先进典型”呢！
那一天，我一连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找到他，不免有点遗憾。
翌日，上午１０时，我到楼下，一开电梯门，迎面碰上了他。
“哟，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嘿，我找了几次都没看见你的影儿，今天在这儿碰上了。”我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敲了一拳。
“哦，找我有事吗？”他惊讶地问道，“走吧，到我办公室去谈。”“你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呀！”
“咳，好什么？差点把人的肺都气炸了”他的笑声突然哑了，而且带着一种忧伤。
我不知所以，呆呆地望着那微胖的脸，仿佛晦气仍在他脸上涌动。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发现了什么。根据多年的观察，他是个个性耿直，办事认真的人。一旦有不愉快，首先表露在他的眼神上。对人间的邪道，对社会上的不公，他不会寂寞的，总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去抨击那些有损于党纪民风的丑事。
他虽然已年过半百，可刚毅、坦诚的性格，仍然没有变。如今的风气，像他那样心直口快，敢说真话的人不多。眼下的记者难当，批评报道更难写啊。
我没有打断他的思路，让他说下去。他稍停片刻，铿锵地说：“这是一篇难产的报道，元月２０号就发稿了，现在才登出来，真是十月怀胎呀！不。这个难产的婴儿在腹中，还经过一番折腾，磨了一次，又磨二次，棱角被磨平了。”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又不知怎么为他抹去那些忧思。于是，我动了个小心眼，尽量说些好听的话来使他高兴。“不管怎么说，这篇报道与读者见面了，为农民说了话。”
“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值得欣慰的。唉，如今搞点批评报道真难啊！有人提出来稿件要送到省里去审查，我没采纳，后来又说要交给省国土局的领导看一看。无奈，我同意了。当稿子送到傅应铨局长那里，他一看就拍板了。他说，‘这篇报道反映的是事实’他提起笔就签了个‘同意发表’四个字。”他一阵激动之后，心里似乎平静了些。
接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谈起这篇报道在采访中的精彩场面。“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采访，是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８日的事。噢，我记得那次你也去了，是吧？”我点了点头。他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次调查回来，许多人就怂恿我写。当时有些顾虑，怕伤了一些领导的面子，同时也想再等等看，让他们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会尽快改变。嗬，真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大半年过去了，中央和省里的指示，文件不只一两个，他们都无动于衷。一天我再去市里采访，听几个知情人摆龙门阵，‘哎哟，现在土地撂荒真有点不像话，××市荒了几千亩，至今没种上庄稼。老百姓饿肚皮，他们把肥田沃土围起来，刮凉风，还有一点良心没有’我进一步打听，他们讲的正是那个开发区。”
“今年元月，我和省局一位主任，再次踏上那片荒原。事前，我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来了个‘越级式，采访，直接找到那些被开发区赶出来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他们泪流满面地诉说：地收了，失去了生活的手段，说得好听是‘农转非’；说得不好听是从此失业了。我们干啥呀？一无技术，二做不来买卖，闲着无事。每月每人给７０多元钱的生活费，喝米汤都不够呀！顾了身子，顾不了嘴，买了米，就没钱买盐巴了”
“去年种小春，也动员过农民种上庄稼，可没有人动，农民说，要种，就把土地真正还给我们。无奈，开发办去找村干部做工作。村干部说，我们都被撤了职，说话有谁听。再说，良田已经被糟踏，乱七八糟，坑坑洼洼的荒原，水利设施毁了，表面的黑色土层没有了，咋种呀？许多人‘农转非’，农具都没有了，拿啥挖地呀？后来，开发区搞了一次‘飞播’，撒了一些油菜籽。我们远远看去，确实青一片，红一片，好像种了粮食。嘿，细看哪是种的庄稼呀，全哄人。”
我越听越入神，不断发出唉叹声。待他暂时把话题画上句号时，我便赞扬道：“好哇，你们这一招真神，直接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真情实据。”
“不”，他又打断我的话题：“其实许多材料，还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开发区也动过一些脑筋，外资不来，他们决定把乡镇企业引来。天哪，乡镇企业有多少油水、多少资金进高技术开发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随后他们又把一部分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公司，搞商品房。哎，那地方离城一二十公里远，住房修好谁来买，谁来住呀？”
“嗨，这些人真会动脑筋！”我愤愤不平地说。
“这篇稿子的出台，也有社会的支持。”他理直气壮地说，“见报前几天，正在召开的省人代会上，我把这篇报道捅给了代表们。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还有许多代表积极主张：作为提案，交到大会。就这样，高技术开发区撂荒的事儿才捅到了省人大常委会。他们纷纷要求把这篇批评报道公诸于世。”
“老王呀，开办这种开发区，浪费土地，群众不欢迎。开发区搞了３年啦，不仅不发，而且还耗费国家资金一亿多元。这笔帐如何算？是谁亏了呢？”
末了，他还告诉我一个信息，在上月召开的省人大会上，当他把开发区撂荒数千亩肥沃的土地时间长达３年的风吹出去之后，一位省上的领导立即找了该市的那位市长，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地区不负责，不把老百姓的意见和生存放在心上。
这个开发区，问题是明摆着的。上上下下都有意见，可他们还不服输呢！
１９９４年初夏，新华社、四川日报社、西南经济日报社等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一行１０余人出发去采访。采访是由四川省国土局组织的，我也参加了。大伙揣着好奇心，风尘仆仆，踏上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全国大搞“开发区”的年代，我们对它的关注就像对待一个初生婴孩一般。
这是国家级的“开发区”，远比一村一乡几个跑田坎的“黄泥巴脚杆”自发搞起来的“开发区”的档次要高出十倍、百倍。
我们去的那天，阳光明媚。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煞是喜人。我们乘坐一辆“本田”车，顺着市外宽阔的大马路，向东驶去。
那地方，我熟悉，在××市上高中读书时，常去那里支农，劳动锻炼。老地名叫永兴镇，浩瀚的涪江从她的身边流过。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自流灌溉，一年两季，旱涝保收，是粮仓。那里的种地人，从不愁吃不愁穿，即使老天爷与他们作对，也不会危及“农二哥”的吃饭问题。他们说，有了这些田，祖祖辈辈等于守着粮仓。秋天到了，金灿灿的谷子，真喜人呀！那粮食仿佛关在仓库里，到了收割时节，打开仓门，便是一粒粒饱满的黄谷。
变了，变了！
车到永兴，我认不出那地方了，好像走进了荒原。一阵吃惊之后，有种异样的感觉。老农户的房屋不见了，那种农茂粮丰、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不见了。
一条笔直的大路，把这片土地划成两半，远远望去不见高楼大屋，也不见人流涌动，唯有青蒿、野草长得密密匝匝，昔日的农田，变成了野草地。在开发区的中部有少许平房，那便是开发区管委会。平房的附近有几处修了半截的钢筋水泥建筑，看模样像是厂房，也许老板的腰包空了，房子刚冒出地平线就夭折了。
管委会是在一片平房内，中间簇拥着一幢楼房，有三四层，房子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倒是那大门外，宽敞雪白的墙上，挂着１０多块吊牌，吸住了我的视线，什么国土局、工商局、税务局公安、政法都是齐全的。
向记者介绍情况的是“开发区城建国土管理局”的×局长，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西装革履。
他说：“我们开发区是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国家科委、省上批准的全国５２家国家级高科技开发区之一。１９９３年初正式挂牌。占地面积１３６００亩。我们的基建工程进展很快，仅花了一年工夫，道路、九种管道、进水、排水就全部竣工。总投资１亿多元，其中管委会投入１．２亿。现已向３００多个单位转让土地数千多亩。其中外商一家，因资金未到位，退出去了。我区实际首批起动区２．５平方公里，路南１．１平方公里，还有外商区，，他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主要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还强调了两点：一是这个开发区是全国罕见的高技术开发区，是“国家级”的；二是两年来许多高级首长、高级干部，从省里到中央的领导都给予“支持”，有的还亲自来考察过。
中央和省领导支持是对的。但是应该把开发区搞好。开而不发，３年过去了，几千亩耕地撂荒，这一事实是摆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的。如何向群众、向中央交待呢？
我们走出管委会，去周围参观，看到的不是火热的工程，不是竣工的楼，而是冷冷清清的景象。于是，大家走进了荒草地，高一脚，低一脚，边走边看，谈天说地。市里的同志说，实际上，进入开发区的单位到目前为止，只有４８家，这４８家单位有的只是立了项目，交了点定金，却没有动土；有的是圈了地，筑起了土围子，却没钱建房；比较先行一点的单位，房子修了一半就没劲再干了，只好停下来歇息又说：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而更重要的是，眼下有一万多农民没有安排好，每月发７９元钱的生活费，农民呼天喊地，叫苦不迭。
市国土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叫人担心的是，农民的生活艰难。他们经常上访、流落街头，形成一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经常被围攻，那倒不打紧，更使市长不安的是，农民不时光顾市长楼、书记楼，问他们要饭吃呀！
今年初（１９９４年），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伙农民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市府大院，“咚咚咚”地敲打一位副市长的门。正熟睡的副市长不知啥事，从梦中惊醒，他提心吊胆地打开门，一群满脸怒气的农民站在他的面前，吓得他打哆嗦故事讲到这里，大伙儿真有点为×市长担忧。即使有三头六臂的领导，也难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倘若惹出大问题，如何了结呢？
我竭力打听，农民到哪里去了？我顺着市国土局的同志手指的方向望去，着见山包上有一片房子。他风趣地说农民都进入“集体农庄了”。
“农转非”狂潮汹涌
土地，几千年来是农民的命根子，为什么有人忽然要抛弃它，不再眷恋呢？
早有社会学家这样说，“民工潮”的汹涌澎湃，表明中国这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偌大的乡土社会，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变革，新的走向，将跨越农村与城市的“藩篱”。
但这位社会学家可能没有预料到，在“民工潮”涌来的时候，另一种“农转非”的狂潮，如山洪暴发，一泻千里，冲击着社会机体，一批世代眷恋黄土地的农民，冲破了陈腐观念，跨越城乡之间历史筑成的城郭，走向城市，变成了离去土地的市民。
一时间，如同潮水般出现了“农村人口大迁移”，收费“农转非”。在山里，一批批农民，不惜倾家荡产，花上三五千元，为孩子或自己买下城市户口。
“喂，老兄，你帮我打听打听，大城市的户口啥价？嘿嘿，我想为儿子闹一个。”
“进城，好呀！也让你们松松肩不过，进城来，没工作，图个啥呀？”
“哎呀，我们村已经有１０多户人转到县城啦。我们家老伴，逼着我转个户口。哦，进城，图个清闲呗”
一时间，买户口，成为乡下人议论的中心，行为的主攻方向。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找门路，拉关系。
不多时，亲戚来了，老同学登门了，小叔子也提着大包小包求情来了。他们正被狂潮卷了进去，四处奔走，一心要闹上个城市户口，才心安理得！
冲击波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安定。热浪不仅冲击着大城市、小城市、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