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住视线，在沉思，这些荒郊野外，没有什么大工厂，也少见挂起什么“开发区”或者集镇建设的牌子，为什么人们要把好田好地铺上砂土，空着、闲着呢？
“喂，先生，你从哪里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打破了我的沉思。
“四川”
“是成都人吗？”
“对，成都人。”
“哦，我在７０年代末，也去过成都，是出公差。”
“你是福建人了，听你的口音。”
“对，老家是晋江，这次省委调研室举办读书班，我们一行五人去石狮搞社会调查。石狮是我省开放的典型呀！”
“你们对福建的情况很熟悉了。哦，这公路两旁的地为什么铺上石块、砂子呢？那些地，不是很好的吗？种上粮食多好哇！”我冒昧地发问。
他的双眼又重新落在我的身上，上上下下打量一番之后，严肃地说：“这正是我们调查的内容之一。近几年，城里搞改革引进外资，乡下人眼红嘞。他们也迫不及待地四处出击，引…资、搞开发，先把地空起来，铺上砂子，表明我洗耳恭听，他却忽然刹住了话题，摇头。稍停片刻之后，他忧郁地说道：“这作法，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对的，他们想的是圈地引资，诱惑外商，实际上，地围起来还是没人光顾。”
我点点头，赞许他的说法。此时，我对他有种异样的感觉。他是个性格开朗、讲真话的人。我不禁详细地扫视了他一眼，只见他西装革履，一表人才，很有一股男子汉的气质。
他见我们志趣相投，更加热情地向我谈起整个福建改革开放的情况。
接着，他发问：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搞新闻的。”
“嗬，我后面的这位是你的同仁，他是《福建日报》群工部的编辑。”
我伸出手同他相握。
过了惠安，便是泉州。当旅游车“嘎”一声刹住车轮时，已是午后二时了。
此刻，我更品味到“民以食为天”的妙语。在一家小店，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两碗面条。尔后，我便走进路边一块铺着小砂子的地里。那块地足有三四十亩。我抓起一把砂子在手上摆弄，这些砂是从海滩上运来的。在太阳照射下变成了白色。
泉州是座小城市，人口不多，建设也一般，没有迹象表明那里有谁投入巨资，办工厂，搞货站；在城周围大块小块的土地上，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设施。地围了不少，可全市冷冷清清，只有几处小型建筑在施工。
饭后，省里的那几位同志向南方奔去，我继续向厦门进发。
车越靠近厦门市，仿佛做美梦的人越多。空地荒芜一块接着一块，马尾、集美几大片土地，都晒着太阳，等待外商开发。
长途跋涉。从福州到厦门，汽车跑了整天，全长３００多公里。公路两边除去少数丘陵、山地之外，凡有耕地的地方，两旁几乎都被围上，荒着。究竟何日“凤凰”才飞来呢？
我想，那些地，若外商不来开发，“内商”无力，要复耕，也十分困难。因为熟土被覆盖，铺上的砂石如何除掉？
福建省是全国人均耕地最低的省。在我去采访的前两个月，福建省政府土地官员已经亮出黄牌。据统计，“六五”期间，福建共减少耕地５１．９万亩“七五”期间共减少耕地４１．９万亩；“八五”期间，政府千方百计控制耕地减少。哪能呢？粗略统计，前４年已减耕地２３．４万亩，还有若干越权批地、先占后报、不批不报的土地。目前，人均耕地仅五分多，搞“土地开发”不是造出好土地，而是毁掉大量的优质良田，实在叫人痛心！
福建省土地局的官员说，在使用土地方面，个别地区“未批先用、越权审批”的问题严重。一些县的头头说：“拔掉‘耕地保护区’的牌子，就是拔掉贫困。”有一个县，居然围地要建四五个每个占地千亩以上的高尔夫球场。至今没钱兴建，只好让地空着。
黄牌亮出，能生效吗？
撂荒，从福州厦门，无疑是大片的、突出的。我所经过的另一条线，是从深圳广州。
１０月１日，是共和国的生日，那天早晨，我乘车从深圳到广州。节日期间，许多机关、厂矿的车辆不出门，只有旅游车在路上撒野似地飞驰。由于这段公路正在扩建成高速公路，所以车只好跑跑停停。
这条线，自然比起福州厦门要闹热得多，正在兴建的房产也要多得多。沿途的土质比较肥沃。我走过这条路，已有七八次了。对它比较熟悉。相比之下，此地的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林木郁郁葱葱，柑桔林、芭蕉林、椰林，四处可见。
公路的扩建，科学地占去一些耕地是必要的，无可非议。但这一线的特点，一是围着的荒地多，二是沿着公路两边建起的矮小房屋，搭起的简易棚，许多地段已连成片，几乎找不出空地方。路面扩到哪里，明荒和“暗荒”就延伸到哪里。
广东是个人口大省，６０００多万人，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
１９８５至１９９２年，７年间减少耕地２４８万亩，全省人均面积仅０．５６亩。许多耕地占而不用，成片成片的耕地摆着晒太阳。
记者们的一场赌注
汽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车轮的飞速旋转与路面的凸凹不平产生了强烈的摩擦力，发出了轰隆轰隆的响声。
我们一行数人，从四川省乐山市大佛脚下驶出，穿过夹江县，绕过峨眉山市，经过苏轼的故乡－－－眉山县，直奔成都。
那是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１日的事，四川省国土局组织了七八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奔赴长江上游乐山采访。数日返回，归心似箭，１０多天的奔波劳累，大伙都已疲惫不堪，躺在靠背椅上，闭日养神。
车厢内，七八条汉子，此时此刻的神情，早已不是那样火热，那样富有活力，那样健谈了。
我没有睡意，精神特别好。对土地的采访，我早就有这样的奇想，能在各地走一走，转一转，看看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四川省不多的土地资源，经过第三次抢占后的面貌，究竟是个啥模样儿？
这次采访，让许多市、县领导感到意外，有诸多猜测：“记者们究竟为了啥呢？不会让我们难堪吧？”“搞改革嘛，多占点、浪费点，也是为‘大家’好呀，为了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嘛！”
这次，记者们都是一批关心土地、热衷土地宣传，为土地的忧思而不惜奔波、周旋的“土”记者。我们时刻在关注１２亿人的吃饭问题，关心农业发展动向，曾不辞辛苦，跑田坎，钻农舍，写过许多关于土地、粮食的报道。
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历经数次践踏、磨难后，如今又出现第三次失控，当我们看到耕地被蚕食、锐减，心里不安啊！在巴蜀，我们发起的此次社会调查，旨在为保护耕地声嘶力竭地呐喊！
我们在长途跋涉的调查中，选择了重点，顺着涪江、岷江、宝成路、成渝路，绕着成都平原，及“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采访。
在党纪党风还不太纯洁的年代，揭疮疤，找岔子，查问题，这样的采访报道，对少数干部而言，如芒在背，心惊肉跳。你批评他们，他们不高兴呀！
但是，作为有良心的、有着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闻记者，这是他们的职责，不得不去为保护耕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呼唤！
这种认识上的反差，思想上的距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始终是存在的，而且矛盾尖锐。它究竟要延续几世几代？难以推测。
“嘟一嘟嘟一”汽车发出一阵轰鸣。冲过了岷江大桥，进入了新津县城。
“嗬，到新津啦！”坐在我身边的小蒋（《房地产市场报》记者蒋锡巧）揉了揉睡意惺松的眼睛，突然吼了起来。
大伙都伸起腰向窗外愗望。
“喂，你们快看，‘土围子’，‘土围子’，一个、二个、三个好家伙，这新津人，也学着外地，把地圈起来，招‘女婿，上门，哈哈哈”快人快语的小蒋，没说完就笑开了。
顿时，车内你一言，我一语，热闹起来了。
“没招到‘女婿’就让它当‘处女’关起来，如今变成‘处女地’。”《西南经济日报》的刘端平操口东北腔，“这些银（人）尽干些蠢事，自己坑害自己”。
“简直是单相思！屁钱没有一分，先把地圈上，找项目。
这这成啥体统！”此刻，四川省国土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宣传大臣戴世荣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从肺腑里发出了呼喊。他那紫铜色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忧虑，几分愤恨。他是位“老土地”。１０余年来，他在这条战线上摸爬滚打，为了保护土地，熬白了头发，也写出了不少好文章。
不多时，车驶过新津，眼前出现了一段平坦笔直的路面。此时，一眼望去，两边的“土围子”星罗棋步，一个接一个“喂，诸位，你们看到了，这条路的‘土围子’多如牛毛。上月我从新津到成都，数过一下，共计有７４个。”我下了断语。
“有哪么多吗？”
“老王，是吹牛皮吧？”
“喂，当记者的可别瞎说呀！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大家哄起来了。一个劲地嚷我。
“不不不，我是有根有据的，决不是瞎说。”我据理力争。
“什么依据？”
“我数过！那是上月中旬，我从洪雅县采访归来。不信，你们再数。”
有人仍然带着怀疑的目光，向我投来不信任票，而且占了绝对优势。
“赌！”
“对，如果没那么多，老王输了就请大家‘看花盆’（吃火锅）。”来自重庆的小蒋抛出了一招。
“不，吃火锅没味道，输了就到锦江宾馆九楼包一场‘卡啦ＯＫ’，让大家乐一乐。”
“好，我认了。”
我的话音一落，大家目不转睛，全神贯注。七八对眼睛像探照灯一般，扫射着公路两旁的田野。各自在数着，记着新津县至成都市区４０公里，是成都平原的宝地，是发展经济的黄金口岸，是粮仓，也是成都市历来的“菜篮子工程”的主要基地。自从高速公路建成后，这条线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价值更高，成为商家厂家的重要目标。
这段路的两侧，近年出现了奇观，房屋没建几幢，可围墙一个挨一个，一块块好地好田，全加上了方框框。
那一天，我从洪雅归来，看到一片一片的耕地荒芜，心中有种梗塞不畅的感觉。我正坐在司机旁边，就我视线以内的“土围子”数了一遍，我牢牢地记下了这个数字：７４个。
那些红色的、灰色的砖墙，高高地把地围了起来。我心中不悦，不禁问：“为什么要把无辜的土地圈起来，关禁闭呢？”
我曾几次经过这条路，始而忧虑、怅惘，继而有些愤怒。
建设需要，占点地是应该的。为什么占而不用呢？未建的土地为什么让它撂荒，一年、二年，没有止境。越想心里越紧，‘咯噔”一声，仿佛又在我的心扉上扔下了一块石头。
一个个“土围子”内，既没修房子，又未见动工，冷冷清清，冰凉的土地上长着半人高的野草。绿油油一片，像西洋油画大师笔下的图案。
那些“土围子”，有的留着几个看守人员，守株待兔；有的放着一些砖头瓦块，没有高大的挖掘机，也没有轰轰隆隆的推土机；有的用作牧场，一群群牛羊，在欢快地、津津有味地嚼着青草。
“土围子”大小不等，小的十亩、八亩，大的几十，上百亩，特大的有几百上千亩。我一个个数到成都共计７４个，这不是虚报而是实情
不一会，车驶进双流县城。此时，记者们不约而同各自报着一个数：“２４个。”
突然有人嚷道：“老王，你输定啦。７４个？哎，没那么多呀，你认输好了！”
“不！不到黄河心不死嘛！还未数完怎么就认输了呢？”
此时，这场“赌博”处在了争执、辩论阶段。他们企图胁迫我，要我“投诚”，可我不甘心。
过了双流，“土围子”密密麻麻，没有间隔，全出现在大伙的眼前。兴许，司机减慢了车速，否则应接不暇，也就数不清了。
接着，大家目不转睛，嘴里不停地报出了一串串数字。
车到了南门，“嘎”一声刹住了。各自报了数，除去一个围子内有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独立中央不算之外，异口同声，报出了一个数字：７３个。
顿时，大伙儿陷入了沉思。赢耶？输耶？此刻没人了断，大家在思索着一个问题：人们是否发疯了？好端端、黑黝黝的土地为什么加上封条，锁起来不用？
面对事实，大家有一种不可明状的情感，在激烈地斗争着。
人们天天在吼“保护耕地”，记者们也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并用手中的笔在不停地撰写保护国土的文章，可是就在人们眼皮下，在大都市的城墙外，有那么多的耕地被荒芜，多么令人忿懑！
《西南经济日报》记者刘端平，在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７日，率先登出一篇“采访札记”《巴蜀‘荒原’的呼唤》。
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着：
记者在川西大地采访，看到的是令人揪心的事情，在全国各地大办开发区的热浪辐射下，川西平原大片良田沃土被院墙所包围，墙内土地荒芜，长满野草，不少农民不无惋惜地告诉记者，这些良田大都荒了一两年了。国家搞建设，我们支持，可是把大片良田圈起来长草，我们硬是没搞懂。他们让记者捎个信，让有关部门给个说法。
５月２１日下午，我们驱车由新津向成都方向行驶，这段全程４０公里的路程，据几个同行的老记者观察，仅视线以内圈起来的荒地就达７３处之外，这些地块小的十多亩，大的上百亩，墙外是黄澄澄的即将收获的早春作物，而墙内则长出近人高的杂草。既无人管理，又看不出任何开发迹象。川内某国家级开发区，农民在１９９２年底就迁出土地，每人领取７９元的生活费，而方圆２．１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内，大片大片的土地荒芜，据说该区的水电气路已实现三通一平，但记者看到的则是现代化的道路与荒芜土地形成一个错位画面。可称地上良莠互见，开而未发。尤其严重的是，这些被围荒地多数是城郊肥沃的优质高产田地，都是自然生产力和土地产出率很高的地带，因此更让人痛心。
市长：提心吊胆
作为记者、编辑，读报是我的主业，像农民挥锄种地一样，每天都得放在首位，把报纸放在眼皮之下，去关注它，时时思索，摆弄。
那一天，我信步走进编辑部大楼，刚落座便有人嚷道：“好文章！好文章呀！”我跟着大伙的嗓音顺势也打开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的《四川日报》第二版，不禁也拍手嚷起来：“好！好！好！”
确实使人赞不绝口。这篇文章，在大伙一阵赞誉之后，我便坐下来细细咀嚼、品味。标题是《撂荒地复耕何以这么难》，副题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部分耕地撂荒透视》。我小声地读着：
今年元月，记者来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了解有关土地开发和撂荒地复耕方面的情况。
据开发区管委会几位负责人介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划面积为６．１平方公里（约合９１５０亩），首期开发启动面积为２．５平方公里（约合３７５０亩）。３年来，开发区国土局（原称“土地开发公司”）已采用划拨和出让多种方式，向３００多家用地单位提供土地２１８６．１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