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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et， et extremos alter scrutetur lberos。
Plus habet hic vitae， plus habet ille viae。”
“让他们去漂泊去考察异邦的澳大利亚人，
我从上帝得到的多，他们得到更多的路。”
周游全世界，跑到桑给巴尔去数老虎的多少，是不值得的。但没有更好的事情做，这甚至还是值得做的事情，也许你能找到“薛美斯的洞”，从那里你最后可以进入到你内心的深处。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黄金海岸、奴隶海岸，都面对着内心的海洋；可是从那里出发，都可以直航印度，却没有哪一条船敢开出港湾，远航到茫茫不见大陆的内心海洋上。尽管你学会了一切方言，习惯了一切风俗，尽管你比一切旅行家旅行得更远，适应了一切的气候和水土，连那斯芬克斯也给你气死撞碎在石上了，你还是要听从古代哲学家的一句话，“到你内心去探险。”这才用得到眼睛和脑子。只有败军之将和逃兵才能走上这个战场，只有懦夫和逃亡者才能在这里入伍。现在就开始探险吧，走上那最远的西方之路，这样的探险并不停止在密西西比，或太平洋，也不叫你到古老的中国或日本去，这个探险一往无前，好像经过大地的一条切线，无论冬夏昼夜，日落月殁，都可以作灵魂的探险，一直探到最后地球消失之处。
据说米拉波到大路上试验了一次剪径的行为，“来测验一下，正式违抗社会最神圣的法律到底需要多少程度的决心”。他后来宣称“战场上的士兵所需要的勇气只有剪径强盗的一半”，——还说，“荣誉和宗教不能拦阻住一个审慎而坚定的决心。”而在这个世界上，米拉波总算是个男子汉了；可是这很无聊，即使他并不是无赖。一个比较清醒的人将发现自己“正式违抗”所谓“社会最神圣的法律”的次数是太多了，因为他服从一些更加神圣的法律，他不故意这样做，也已经测验了他自己的决心。其实他不必对社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只要保持原来的态度，仅仅服从他自己的法则，如果他能碰到一个公正的政府，他这样做是不会和它对抗的。
我离开森林，就跟我进入森林，有同样的好理由。我觉得也许还有好几个生命可过，我不必把更多时间来交给这一种生命了。惊人的是我们很容易糊里糊涂习惯于一种生活，踏出一条自己的一定轨迹。在那儿住不到一星期，我的脚就踏出了一条小径，从门口一直通到湖滨；距今不觉五六年了，这小径依然还在。是的，我想是别人也走了这条小径了，所以它还在通行。大地的表面是柔软的，人脚留下了踪迹；同样的是，心灵的行程也留下了路线。想人世的公路如何给践踏得尘埃蔽天，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何等深的车辙！我不愿坐在房舱里，宁肯站在世界的桅杆前与甲板上，因为从那里我更能看清群峰中的皓月。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了。
至少我是从实验中了解这个的：一个人若能自信地向他梦想的方向行进，努力经营他所想望的生活，他是可以获得通常还意想不到的成功的。他将要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他将要把一些事物抛在后面；新的、更广大的、更自由的规律将要开始围绕着他，并且在他的内心里建立起来；或者旧有的规律将要扩大，并在更自由的意义里得到有利于他的新解释，他将要拿到许可证，生活在事物的更高级的秩序中。他自己的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也就越显得简单，寂寞将不成其为寂寞，贫困将不成其为贫困，软弱将不成其为软弱。如果你造了空中楼阁，你的劳苦并不是白费的，楼阁应该造在空中，就是要把基础放到它们的下面去。
英国和美国提出了奇怪可笑的要求，要求你说话必须能被他们理解。人生和毒菌的生长都不是这样听命的。还以为这很重要，好像没有了他们便没有人来理解你了。好像大自然只赞成这样一种理解的能力，它养得活四足动物而并不能养活鸟雀，养活了走兽而养不活飞禽，轻声，别说话和站住的吆喝，好像成了最好的英文，连勃莱特也能懂得的。仿佛只有愚蠢倒能永保安全！我最担心的是我表达的还不够过火呢，我担心我的表达不能超过我自己的日常经验的狭隘范围，来适应我所肯定的真理！过火！这要看你处在什么境地。漂泊的水牛跑到另一个纬度去找新的牧场，并不比奶牛在喂奶时踢翻了铅桶，跳过了牛栏，奔到小牛身边去，来得更加过火。我希望在一些没有束缚的地方说话；像一个清醒的人跟另一些清醒的人那样他说话；我觉得，要给真正的表达奠立一个基础，我还不够过火呢。谁听到过一段音乐就害怕自己会永远说话说得过火呢？为了未来或为了可能的事物，我们应该生活得不太紧张，表面上不要外露，轮廓不妨暧昧而朦胧些，正如我们的影子，对着太阳也会显得不知不觉地汗流浃背的。我们的真实的语言易于蒸发掉，常使一些残余下来的语言变得不适用。它们的真实是时刻改变的；只有它的文字形式还保留着。表达我们的信心和虔诚的文字是很不确定的；它们只对于卓越的人才有意义，其芳馨如乳香。
为什么我们时常降低我们的智力到了愚笨的程度，而又去赞美它为常识？最平常的常识是睡着的人的意识，在他们打鼾 中表达出来的。有时我们把难得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归为一类，因为我们只能欣赏他们的三分之一的聪明。有人偶然起了一次早，就对黎明的红霞挑剔开了。我还听说过，“他们认为卡
比尔的诗有四种不同的意义；幻觉、精神、智性和吠陀经典的通俗教义。”可是我们这里要是有人给一个作品做了一种以上的解释，大家就要纷纷责难了。英国努力防治土豆腐烂，难道就不 努力医治脑子腐烂？而后者实在是更普遍更危险的呢。
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变得更深奥了，可是，从我这些印张上找出来的致命缺点如果不比从这瓦尔登湖的冰上找出来更多的话，我就感觉到很骄做了。你看南方的冰商反对它的蓝色，仿佛那是泥浆，其实这是它纯洁的证明，他们反而看中了剑桥之水，那是白色的，但有一股草腥气。人们所爱好的纯洁是包裹着大地的雾，而不是上面那蓝色的太空。
有人嘀咕着，说我们美国人及一般近代人，和古人比较起来，甚至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比较起来，都不过是智力上的矮子罢了。这话什么意思？一只活着的狗总比一头死去的狮子好。难道一个人属于矮子一类便该上吊？为什么他不能做矮子中最长的一人。人人该管他自己的事情，努力于他的职责。
为什么我们这样急于要成功，而从事这样荒唐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跟不上他的伴侣们，那也许是因为他听的是另一种鼓声。让他踏着他听到的音乐节拍而走路，不管那拍子如何，或者在多远的地方。他应否像一株苹果树或橡树那样快地成熟，并不是重要的，他该不该把他的春天变作夏天？如果我们所要求的情况还不够条件，我们能用来代替的任何现实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不要在一个空虚的现实上撞破了船。我们是否要费力去在头顶上面建立一个蓝色玻璃的天空呢，虽然完成后我们还要凝望那遥远得多的真实的天空，把前者视作并未建立过的一样？
在柯洛城中，有一个艺术家，他追求完美。有一天他想做一根手杖。他想，一有时间的因素就不能成为完美的艺术作品，凡是完美作品，其中时间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自言自语，哪怕我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也要把它做得十全十美。他立刻到森林中去找木料，他已决定不用那不合式的材料，就在他寻找着，一根又一根地选不中意而抛掉的这个期间，他的朋友们逐渐地离开了他，因为他们工作到老了之后都死掉了，可是他一点也没老。他一心一意，坚定而又高度虔诚，这一切使他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永久的青春。因为他并不跟时间妥协，时间就站在一旁叹气，拿他没办法。他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适用的材料，柯洛城已是古湮的废墟，后来他就坐在废墟上，剥一根树枝的皮。他还没有给它造出一个形状来，坎达哈朝代已经结束了。他用了手杖的尖头，在沙土上写下那个民族的最后一人的名字来，然后他又继续工作。当他磨光了手杖，卡尔伯已经不是北极星了；他还没有装上金箍和饰有宝石的杖头，梵天都已经睡醒过好几次。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些话呢？最后完成的时候，它突然辉耀无比，成了梵天所创造的世界中间最美丽的一件作品，他在创造手杖之中创造了一个新制度，一个美妙而比例适度的新世界；其间古代古城虽都逝去了，新的更光荣的时代和城市却已代之而兴起。而现在他看到刨花还依然新鲜地堆在他的脚下，对于他和他的工作，所谓时间的流逝只是过眼幻影，时间一点也没逝去，就像梵天脑中闪过的思想立刻就点燃了几人脑中的火绒一样。材料纯粹，他的艺术纯粹；结果怎能不神奇？
我们能给予物质的外貌，最后没有一个能像真理这样于我们有利。只有真理，永不破蔽。大体说来，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个地方，而是在一个虚设的位置上。只因我们天性脆弱，我们假定了一类情况，并把自己放了进去，这就同时有了两种情况，我们要从中脱身就加倍地困难了。清醒的时候，我们只注意事实，注意实际的情况。你要说你要说的话，别说你该说的话呵。任何真理都比虚伪好。补锅匠汤姆·海德站在断头台上，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告诉裁缝们，”他说，“在缝第一针之前，不要忘记了在他们的线尾打一个结。”他的伴侣的祈祷被忘记了。
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面对它，生活它；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言咒骂它。它不像你那样坏。你最富的时候，倒是最穷。爱找缺点的人就是到天堂里也找得到缺点。尽管贫困，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你也还有愉快，高兴，光荣的时辰。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像射在富户人家窗上一样光亮，在那门前，积雪同在早春溶化。我只看到，一个安心的人，在那里也像在皇官中一样，生活得心满意足而富有愉快的思想。城镇中的穷人，我看，倒往往是过着最独立不羁的生活。也许因为他们很伟大，所以受之无愧。大多数人以为他们是超然的，不靠城镇来支援他们；可是事实上他们是往往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来对付生活，他们毫不是超脱的，毋宁是不体面的。视贫穷如园中之花草而像圣人一样地耕植它吧！不要找新花样，无论是新朋友或新衣服，来麻烦你自己。找旧的；回到那里去。万物不变；是我们在变。你的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上帝将保证你不需要社会。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于我还是一样地大。哲学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要焦虑求发展，不要屈服于玩弄你的影响；这些全是浪费。卑贱像黑暗，闪耀着极美的光。贫穷与卑贱的阴影围住了我们，“可是瞧啊！我们的眼界扩大了。”我们常常被提醒，即使赐给我们克洛索斯的巨富，我们的目的一定还是如此，我们的方法将依然故我。况且，你如果受尽了贫穷的限制，例如连书报都买不起了，那时你也不过是被限制于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经验之内了：你不能不跟那些可以产生最多的糖和最多淀粉的物质打交道。最接近骨头地方的生命最甜蜜。你不会去做无聊的事了。在上的人宽宏大度，不会使那在下的人有任何损失。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
我住在一个铅墙的角隅中，那里已倒人了一点钟铜的合金。常常在我正午休息的时候，一种混乱的叮叮之声从外面传到了我的耳鼓中。这是我同时代人的声音。我的邻居在告诉我他们同那些著名的绅士淑女的奇遇，在夜宴桌上，他们遇见的那一些贵族；我对这些，正如我对《每日时报》的内容，同样不发生兴趣。一般的趣味和谈话资料总是关于服装和礼貌，可是笨鹅总归是笨鹅，随便你怎么打扮它。他们告诉我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英国和印度，佐治亚州或马萨诸塞州的某某大人，全是短暂的、瞬息即逝的现象，我几乎要像马穆鲁克的省长一样从他们的庭院中逃走。我愿我行我素，不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引人注目，即使我可以跟这个宇宙的建筑大师携手共行，我也不愿，——我不愿生活在这个不安的、神经质的、忙乱的。琐细的十九世纪生活中，宁可或立或坐，沉思着，听任这十九世纪过去。人们在庆祝些什么呢？他们都参加了某个事业的筹备委员会，随时预备听人家演说。上帝只是今天的主席，韦勃斯特是他的演说家。那些强烈地合理地吸引我的事物，我爱衡量它们的分量，处理它们，向它们转移；——决不拉住磅秤的横杆，来减少重量，——不假设一个情况，而是按照这个情况的实际来行事；旅行在我能够旅行的唯一的路上，在那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我。我不会在奠定坚实基础以前先造拱门而自满自足。我们不要玩冒险的把戏。什么都得有个结实的基础。我们读到过一个旅行家问一个孩子，他面前的这个沼泽有没有一个坚固的底。孩子说有的。可是，旅行家的马立刻就陷了下去，陷到肚带了，他对孩子说，“我听你说的是这个沼泽有一个坚固的底。”“是有啊，”后者回答，“可是你还没有到达它的一半深呢。”社会的泥泽和流沙也如此。要知道这一点，却非年老的孩子不可。也只有在很难得，很凑巧之中，所想的，所说的那一些事才是好的。我不愿做一个在只有板条和灰浆的墙中钉入一只钉子的人，要是这样做了，那到半夜里我还会睡不着觉。给我一个锤子，让我来摸一摸钉板条。不要依赖表面上涂着的灰浆。锤入一只钉子，让它真真实实地钉紧，那我半夜里醒来了想想都很满意呢，——这样的工作，便是你召唤了文艺女神来看看，也毫无愧色的。这样做上帝才会帮你的忙，也只有这样做你的忙他才帮。每一个锤入的钉子应该作为宇宙大机器中的一部分。你这才是在继续这一个工作。
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我坐在一张放满了山珍海味的食桌前，受到奉承的招待，可是那里没有真理和诚意；宴罢之后，从这冷淡的桌上归来，我饥饿难当。这种招待冷得像冰。我想不必再用冰来冰冻它们了，他们告诉我酒的年代和美名；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