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话。通常，一便士邮资的制度，其目的是给一个人花一便士，你就可以得到他的思想了，但结果你得到的常常只是一个玩笑。我也敢说，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对于一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编辑和读者就只不过是在喝茶的长舌妇。然而不少人都贪婪地听着这种瞎扯。我听说那一天，大家这样抢啊夺啊，要到报馆去听一个最近的国际新闻，那报馆里的好几面大玻璃窗都在这样一个压力之下破碎了，——那条新闻，我严肃地想过，其实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在十二个月之前，甚至在十二年之前，就已经可以相当准确地写好的。比如，说西班牙吧，如果你知道如何把唐卡洛斯和公主，唐彼得罗，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字眼时时地放进一些，放得比例适合——这些字眼，自从我读报至今，或许有了一点变化了吧，——然后，在没有什么有趣的消息时，就说说斗牛好啦，这就是真实的新闻，把西班牙的现状以及变迁都给我们详详细细地报道了，完全跟现在报纸上这个标题下的那些最简明的新闻一个样：再说英国吧，来自那个地区的最后的一条重要新闻几乎总是一六四九年的革命；如果你已经知道她的谷物每年的平均产量的历史，你也不必再去注意那些事了，除非你是要拿它来做投机生意，要赚几个钱的话。如果你能判断，谁是难得看报纸的，那末在国外实在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事件，即使一场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什么新闻！要知道永不衰老的事件，那才是更重要得多！蓬伯玉（卫大夫）派人到孔子那里去。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在一个星期过去了之后、疲倦得直瞌睡的农夫们休息的日子里，——这个星期日，真是过得糟透的一星期的适当的结尾，但决不是又一个星期的新鲜而勇敢的开始啊，——偏偏那位牧师不用这种或那种拖泥带水的冗长的宣讲来麻烦农民的耳朵，却雷霆一般地叫喊着：“停！停下！为什么看起来很快，但事实上你们却慢得要命呢？”
谎骗和谬见已被高估为最健全的真理，现实倒是荒诞不经的。如果世人只是稳健地观察现实，不允许他们自己受欺被骗，那末，用我们所知道的来譬喻，生活将好像是一篇童话，仿佛是一部《天方夜谭》了。如果我们只尊敬一切不可避免的，并有存在权利的事物，音乐和诗歌便将响彻街头。如果我们不慌不忙而且聪明，我们会认识唯有伟大而优美的事物才有永久的绝对的存在，——琐琐的恐惧与碎碎的欢喜不过是现实的阴影。现实常常是活泼而崇高的。由于闭上了眼睛，神魂颠倒，任凭自己受影子的欺骗，人类才建立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习惯，到处遵守它们，其实它们是建筑在纯粹幻想的基础之上的。嬉戏地生活着的儿童，反而更能发现生活的规律和真正的关系，胜过了大人，大人不能有价值地生活，还以为他们是更聪明的，因为他们有经验，这就是说，他们时常失败。我在一部印度的书中读到，“有一个王子，从小给逐出故土之城，由一个樵夫抚养成长，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他生活其中的贱民阶级。他父亲手下的官员后来发现了他，把他的出身告诉了他，对他的性格的错误观念于是被消除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王子。所以，”那印度哲学家接下来说，“由于所处环境的缘故，灵魂误解了他自己的性格，非得由神圣的教师把真相显示了给他。然后，他才知道他是婆罗门。”我看到，我们新英格兰的居民之所以过着这样低贱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视力透不过事物表面。我们把似乎是当作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走过这一个城镇，只看见现实，你想，“贮水池”就该是如何的下场？如果他给我们一个他所目击的现实的描写，我们都不会知道他是在描写什么地方。看看会议厅，或法庭，或监狱，或店铺，或住宅，你说，在真正凝视它们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啊，在你的描绘中，它们都纷纷倒下来了。人们尊崇迢遥疏远的真理，那在制度之外的，那在最远一颗星后面的，那在亚当以前的，那在末代以后的。自然，在永恒中是有着真理和崇高的。可是，所有这些时代，这些地方和这些场合，都是此时此地的啊！上帝之伟大就在于现在伟大，时光尽管过去，他绝不会更加神圣一点的。只有永远渗透现实，发掘围绕我们的现实，我们才能明白什么是崇高。宇宙经常顺从地适应我们的观念；不论我们走得快或慢，路轨已给我们铺好。让我们穷毕生之精力来意识它们。诗人和艺术家从未得到这样美丽而崇高的设计，然而至少他的一些后代是能完成它的。
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不要因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虫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起，不用或用早餐，平静而又无不安之感；任人去人来，让钟去敲，孩子去哭，——下个决心，好好地过一天。为什么我们要投降，甚至于随波逐流呢？让我们不要卷入在于午线浅滩上的所谓午宴之类的可怕急流与旋涡，而惊惶失措。熬过了这种危险，你就平安了，以后是下山的路了。神经不要松弛，利用那黎明似的魄力，向另一个方向航行，像尤利西斯那样拴在桅杆上过活。如果汽笛啸叫了，让它叫得沙哑吧。如果钟打响了，为什么我们要奔跑呢？我们还要研究它算什么音乐？让我们定下心来工作，并用我们的脚跋涉在那些污泥似的意见、偏见、传统、谬见与表面中间，这蒙蔽全地球的淤土啊，让我们越过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康科德，教会与国家，诗歌，哲学与宗教，直到我们达到一个坚硬的底层，在那里的岩盘上，我们称之为现实，然后说，这就是了，不错的了，然后你可以在这个point d'appui 之上，在洪水、冰霜和火焰下面，开始在这地方建立一道城墙或一个国土，也许能安全地立起一个灯柱，或一个测量仪器，不是尼罗河水测量器了，而是测量现实的仪器，让未来的时代能知道，谎骗与虚有其表曾洪水似的积了又积，积得多么深哪。如果你直立而面对着事实，你就会看到太阳闪耀在它的两面，它好像一柄东方的短弯刀，你能感到它的甘美的锋镝正剖开你的心和骨髓，你也欢乐地愿意结束你的人间事业了。生也好，死也好，我们仅仅追求现实。如果我们真要死了，让我们听到我们喉咙中的咯咯声，感到四肢上的寒冷好了；如果我们活着，让我们干我们的事务。
时间只是我垂钓的溪。我喝溪水，喝水时候我看到它那沙底，它多么浅啊。它的汨汨的流水逝去了，可是永恒留了下来。我愿饮得更深；在天空中打鱼，天空的底层里有着石子似的星星。我不能数出“一”来。我不知道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我常常后悔，我不像初生时聪明了。智力是一把刀子；它看准了，就一路切开事物的秘密。我不希望我的手比所必需的忙得更多些。我的头脑是手和足。我觉得我最好的官能都集中在那里。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头可以挖洞，像一些动物，有的用鼻子，有的用前爪，我要用它挖掘我的洞，在这些山峰中挖掘出我的道路来。我想那最富有的矿脉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用探寻藏金的魔杖，根据那升腾的薄雾，我要判断；在这里我要开始开矿。
阅 读
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地饶有兴味。为我们自己和后代积累财富，成家或建国，甚或沽名钓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是凡人；可是在研究真理之时、我们便不朽了，也不必害怕变化或遭到意外了。最古的埃及哲学家和印度哲学家从神像上曳起了轻纱一角；这微颤着的袍子，现在仍是撩起的，我望见它跟当初一样的鲜艳荣耀，因为当初如此勇敢的，是他的体内的“我”，而现在重新瞻仰着那个形象的是我体内的“他”。袍子上没有一点微尘；自从这神圣被显示以来，时间并没有逝去。我们真正地改良了的，或者是可以改良的时间，既不是过去，又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呵。
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宜于思想，还更宜于严肃地阅读；虽然我借阅的书在一般图书馆的流通范围之外，我却比以往更多地接受到那些流通全世界的书本的影响，那些书先前是写在树皮上的，如今只是时而抄在布纹纸上。诗人密尔·喀玛．乌亭．玛斯脱说，“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这种益处我得自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芳洌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整个夏天，我把荷马的《伊利亚特》放在桌上，虽然我只能间歇地翻阅他的诗页。起初，有无穷的工作在手上，我有房子要造，同时有豆子要锄，使我不可能读更多的书。但预知我未来可以读得多些，这个念头支持了我。在我的工作之余，我还读过一两本浅近的关于旅行的书，后来我自己都脸红了，我问了自己到底我是住在什么地方。
可以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决无放荡不羁或奢侈豪华的危险，因为他读了原著就会在相当程度之内仿效他们的英雄，会将他们的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自己那种语言印刷成书的，这种语言在我们这种品德败坏的时代也已变成死文字了；所以我们必须辛辛昔苦地找出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来，尽我们所有的智力、勇武与气量，来寻思它们的原意，要比通常应用时寻求更深更广的原来意义。近代那些廉价而多产的印刷所，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本，却并没有使得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他们还很寂寞，他们的文字依然被印得稀罕而怪异。那是很值得的，花费那些少年的岁月，那些值得珍惜的光阴，来学会一种古代文字，即使只学会了几个字，它们却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有的老农听到一些拉丁语警句，记在心上，时常说起它们，不是没有用处的。有些人说过，古典作品的研究最后好像会让位给一些更现代化、更实用的研究；但是，有进取心的学生还是会时常去研究古典作品的，不管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的，也不管它们如何地古老。因为古典作品如果不是最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那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唯一的，不朽的神示卜辞。便是求神问卜于台尔菲和多多那，也都得不到的，近代的一些求问的回答，在 古典作品中却能找到。我们甚至还不消研究大自然，因为她已经老了。读得好书，就是说，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训练，这花费一个人的力气，超过举世公认的种种训练。这需要一种训练，像竞技家必须经受的一样，要不变初衷，终身努力。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本书所著写的那一国的文字，就算你能说它，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口语与文字有着值得注意的不同，一种是听的文字，另一种是阅读的文字。一种通常是变化多端的，声音或舌音，只是一种土话，几乎可以说是很野蛮的，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里不知不觉地学会的。另一种却是前一种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集；如果前一种是母亲的舌音，这一种便是我们的父亲的舌音，是一些经过洗炼的表达方式，它的意义不是耳朵所能听到的，我们必须重新诞生一次，才能学会说它。中世纪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说希腊语与拉丁语，可是由于出生之地的关系而并没有资格读天才作家用这两种文字来著写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不是用他们知道的那种希腊语和拉丁语来写的，而是用精炼的文学语言写的，他们还没有学会希腊和罗马的那种更高级的方言，那种高级方言所写的书，在他们看来就只是一堆废纸，他们重视的倒是一种廉价的当代文学。可是，当欧洲的好几个国家，得到了他们自己的语文，虽然粗浅，却很明澈，就足够他们兴起他们的文艺了，于是，最初那些学问复兴了，学者们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辨识古代的珍藏了。罗马和希腊的群众不能倾听的作品，经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却有少数学者在阅读它们了，而且现今也只有少数的学者还在阅读它们呢。
不管我们如何赞赏演说家有时能爆发出来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那里有众星，凡能观察者都可以阅读它们。天文学家永远在解释它们，观察它们。它们可不像我们的日常谈吐和嘘气如云的呼吸。在讲台上的所谓口才，普通就是学术界的所谓修辞。演讲者在一个闪过的灵感中放纵了他的口才，向着他面前的群众，向着那些跑来倾听他的人说话；可是作家，更均衡的生活是他们的本份，那些给演讲家以灵感的社会活动以及成群的听众只会分散他们的心智，他们是广着人类的智力和心曲致辞的，向着任何年代中能够懂得他们的一切人说话的。
难怪亚历山大行军时，还要在一只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了。文字是圣物中之最珍贵者。它比之别的艺术作品既跟我们更亲密，又更具有世界性。这是最接近于生活的艺术。它可以翻译成每一种文字，不但给人读，而且还吐纳在人类的唇上；不仅是表现在油画布上，或大理石上，还可以雕刻在生活自身的呼吸之中的。一个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两千个夏天已经在纪念碑似的希腊文学上，正如在希腊的大理石上面，留下了更成熟的金色的和秋收的色彩，因为他们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壮丽的天体似的气氛，传到了世界各地，保护他们兔受时间剥蚀。书本是世界的珍室，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于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它们没有什么私事要诉说，可是，当它们启发并支持了读者，他的常识使他不能拒绝它们。它们的作者，都自然而然地，不可抗拒地成为任何一个社会中的贵族，而他们对于人类的作用还大于国王和皇帝的影响。当那目不识丁的，也许还是傲慢的商人，由于苦心经营和勤劳刻苦，挣来了闲暇以及独立，并厕身于财富与时髦的世界的时候，最后他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的领域，而且只会发觉自己不学无术，发觉自己的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不可以自满，于是便进一步地证明了他头脑清楚，他煞费心机，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所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了一个家族的始祖。
没有学会阅读古典作品原文的人们对于人类史只能有一点很不完备的知识，惊人的是它们并没有一份现代语文的译本，除非说我们的文化本身便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份文本的话。荷马还从没有用英文印行过，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也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