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升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已经忘了，好像她回了湖南，好像她妈为她找的后爸帮了她的大忙，让她回到了学校。记得那天跟她走在一起。她突然说：你是不是特别想当英语课代表？我点头。
她笑了，说：男生里边还没有像你这样的人。我楞了，我没有想到她会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我的不满。她说：你仔细想想，男生里有没有像你这样的人？你和大家不一样。我说：我为什么要和他们一样？她看看我，突然说：长大以后你想干什么？我说：干革命。她又笑了，说：人家没有问你这个，人家真的是问你想干什么？我说：听我们楼上的嘎哩哩说，车床工挺好的，八个小时以后，是你的自由。她说：那学英语就没有用了。我想了想，说：那你想干什么？
她说：我想像你妈那样，当一个女设计师。我最喜欢你妈妈的样子了，比我妈文雅多了。她在外边总带着微笑，跟别人说话也声音很小，她不急。还有你妈穿衣服，也跟一般人不一样。我听说你妈原来在大学是校花，你爸爸到学校讲课认识的你妈，他们是师生恋，是吗？我楞了，说：我不知道，谁告诉你的？黄旭升说：我妈说的，我觉得我妈嫉妒你妈。我说：我妈在家里跟在外边不一样，她经常对我发脾气，你长大了，别跟我妈一样。黄旭升楞了，说：那跟谁一样？我说：跟阿吉泰一样。又漂亮，又温和。黄旭升说：阿吉泰对你们男生温和，对女生不怎么样。不像王亚军，对男生对女生都一样。我说：还是对女生更好些，他给你单独补课，就没有给我补过。
黄旭升已经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了，她突然想起什么，说：我去湖南之前，有一天晚上在校长办公室看见你妈了，我妈带着我去找校长请假，敲了半天门你妈才从里边出来，我看见你妈好像哭了，脸很红。你妈平时脸都很白的。
不知道为什么，黄旭升这话突然让我感到不舒服。尽管那时我才十二岁，但是，我隐隐感到妈妈与校长之间似乎有些什么。有什么呢？我不愿意多想了，即使是那时的我，也知道男人与女人单独在一起时，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她说：你不高兴了？真的，我没有骗你。第二天我就想告诉你，可是，我第二天就去了医院，以后回湖南了，就忘了。我说：你会当英语课代表吗？她说：我想当，王老师想让我当，我妈不让，我妈说王老师像流氓，大城市来的人思想品质都不好。我不想说话了，心里更加不高兴。黄旭升看看我，说：我跟王老师说说，让你当，好吗？我的眼睛里刹那间发出了光辉，我抬起头，看着黄旭升，说：真的？
她点头。
爸爸打开了收音机，他听见是女人在唱京戏，就气急败坏把收音机给关了。妈妈说：你换个台，听听新闻。爸爸说：有什么新闻？都是那一套。妈妈说：你别总是当着刘爱说这话，他出去胡说。爸爸不吭气了，他拿出来自己当年设计民族剧场的图，开始抽着烟自我欣赏。
妈妈鄙视地看了他一下，其实妈妈过去也曾多次跟他一起欣赏这幅对他们而言的杰作。那时，她这个比爸爸小十多岁的建筑系的学生总是用崇拜的目光看着他。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可是他有魅力，他懂得音乐，更懂得建筑，他也懂女人，他能长时间地跟类似于妈妈这样的女人说起普希金，要知道刘承宗是能够背诵诗歌的人。妈妈当时在他言语中那种特殊的音乐味里激动，与他一起腾云驾雾。
妈妈此时看着自己的丈夫刘承宗，眼光中有明显的不满与轻蔑，敏感的父亲早就能意识到那种眼神的可怕，但是他尽量装作不知道。妈妈在爸爸吐出的烟雾中故意咳嗽起来。她有意识地显示出很呛的样子，爸爸抬起头，看了她一下，仍然看着自己的图纸，并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在我今天看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没有人理会他，只是他自己在那儿说。
他又说：我多么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工作，我不求别的，就是让我工作。
其实父亲天天都在工作，他在画像，这是神圣的，他这样说话无疑是反动的。他却还在说：可是，我现在没有工作，我天天画着愚蠢的东西，就像上刑一样。
妈妈显得有些无奈，也拿出了自己正在设计的防空洞图纸，开始看起来，她边看边说：湖南坟园这块过去一直是湿地，地下水太多，要把防水作好。
爸爸不理她。
妈妈对他说：你说这种土质在结构上怎么处理才更节约一些？
爸爸不屑于去谈什么防空洞，说：好了，不要拿防空洞来折磨我了。
妈妈说：怎么是折磨？防空洞是为了打仗时保护人的生命，也是有价值的。
爸爸冷笑起来，那声音像是喜鹊在叫一样，他说：打仗？天天都说打仗？跟谁打？跟苏联？挖什么防空洞，劳民伤财。节约什么？天天都在像犯罪一样地浪费，还说要节约。
妈妈不理他了，她放下图纸，去打开收音机，他开始听京戏，并学着唱了起来，妈妈有很好的音乐感觉，她学得很像：我年龄十七不算小呀呵，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好比说，爹爹的担子有千斤重……
爸爸突然再次笑起来：你十七？你还十八呢。他说完，冲上去把收音机再次关掉了。
我以为妈妈会再开开，可是她没有。余下的是沉默，有很久谁都不再说一句话了。
我在拼着英语单词，当拼到母亲这个词时，我轻声念了一下：MATHER，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对妈妈说：妈，校长今天让我问你好。
妈妈的脸在瞬间就变得不自在了，她看看我，说：嗯，好，你继续学英语吧。
爸爸却突然站了起来，他看着我，忍了好半天，可还是走到了我的身边，对我说：你在哪儿看见的校长？我说：在校长办公室。他说：你到校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我猛地紧张起来，犹豫着，不想说真实的原因。爸爸走得离我近了。妈妈也紧张得朝我这边靠着。爸爸再次说：你到校长办公室干什么？我说：我，我打架了，我今天念英语……
我的“英语”两个字还没有落地，父亲仇恨的手就朝我打来，他狠狠地打在我的脖子上。他打完了第一下，又打第二下。
我没有躲闪，心中只有委曲与仇视，我盯着父亲，狠狠地看着他，尽管他打我打得很疼，我也仍然看着他，我想起了烈士们面对敌人的样子，内心充满了对抗到底的决心。
父亲真的被激怒了，他跳起来，在屋内寻找可以打人的东西。父亲不善打人，他在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我，他本身是一个温文而雅的知识分子，但是今天他简直是想杀人了。
他在屋子里转着，像是在跳舞，他的脖子上抽着筋，完全跟一只公鸡一样，浑身上下的羽毛都在发着抖。他终于在床底下找着了一个鸡毛掸子，那掸子上的金红色的美丽的毛在像风中的晴蜓一样地在飞翔。父亲拿着它就像是拿着凶器，朝着我扑了过来。
我突然也冲过去，抓住他手中的鸡毛掸子，说：你如果再敢打我，那我就去告你！
父亲楞住了，他看着我，说：你说，我我说什么，你说？你告我什么。
我说：我就说你说，你每天画的都是愚蠢的东西，像上刑一样。
母亲突然冲过来，朝我脸上猛地打了一巴掌，她打得非常狠，就像打苍蝇一样，只听啪的一声，屋内回音荡漾。
父亲惊讶，不解，委屈，恐惧地看着我，就好像他是第一次见到我这个人。
妈妈费劲地挪过来，挡在我和他之间，乞求的目光看着父亲，说：要打就打我吧，别打他了。
父亲的手高举在头上，他看着母亲，自己的嘴唇却在颤抖，眼泪一直在眼眶里闪，像一个高明的演员一样地没有流出来。
我抚摸着自己的脖子，感到很疼。但是我没有再看父亲一眼。也就是在那时，突然有人敲我家的门。
黄旭升正在外边高兴地喊我。我没有动。黄旭升叫着我的名字：快开门，有事告诉你。
我虽然害怕父亲再次咆哮，但仍去开了门。
黄旭升与我一起站在过道里，她走近我一看，说你的脖子怎么被打破了？我不吭气。她说：王亚军老师说让你去他那儿拿留声机，他同意让你当课代表了。
我看着她，却高兴不起来，父亲的神经质与母亲像小偷一样软弱的表情老是在我的面前晃动。这时，父亲突然出来，要拉我进家门。
这时，一个男人的声音喊起来：刘承宗，刘总。
爸爸楞了，现在的人能叫他刘承宗就已经不错了，还叫他刘总，那是总工程师的时代，这个人是不是发疯了，他来自天外。妈妈也显得糊涂，她看看爸爸，看看我，然后去开门。
第5章
进来的是范主任和一个解放军。范主任介绍说这是马兰基地的领导。
他们在家里坐下。范主任看见了扔在地上的鸡毛掸子，又看看妈妈脸上的泪痕，再看看我的表情，说：夫妻吵架打孩子了？就是嘛，别人都说咱们这些知识分子文明，家里不吵架，跟工人农民不一样。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吃的都是五谷杂粮，穿的也都是棉布，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和工人农民早就打成一片了。哈哈哈哈。
解放军也跟他一起笑起来，说：不过老范，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吵架和我们这些当兵的是不一样，你是北大毕业的吧？
范主任说：不，说起来不好意思，是清华。最早是美国鬼子办的学校。说起来真是不好意思，当时就想考高分，结果就考了高分。当时还自命清高，现在想想，真幼稚。我们真是要好好改造思想。
解放军说：都是为人民服务，范主任，你也不要总是自责。好了，跟刘总说说吧。
范主任认真起来，他的表情让我再次想起了那天打爸爸耳光的时候，他说：组织上有个决定，昨天就想告诉你，可是没有时间。简单说吧，基地要盖试验大楼，需要总工程师，你刘承宗即懂建筑，又懂结构，所以我们选定的是你，你有经验，又是技术……现在不能再说什么技术权威了……
解放军这时突然严肃地说：但是，我们也需要技术。
我在一边听着，从那时起，我对解放军的印像就永远是很好，他们天生不是为了打仗的，他们天生是来作好事的。他们在今天抗洪，明天地震救灾，当年他们进了我们家，我们家就得到了解放。
爸爸开始变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双手时而互相搓着，时而又站在那儿来回摇晃，他想为他们倒茶，家里却又没有茶叶了，他显得着急。范主任笑了，说：刘承宗是个书呆子，他就是这样。解放军也笑了，他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妈妈只能为他们倒了杯白开水。
茫主任说：你去了基地，一切待遇都按照部队的，工资，服装，还有补助的白沙子糖，每月一斤清油。
父亲的眼神里涌出了无限的希望，他问他们：试验大楼的建筑和结构都由我负责？解放军和范主任都点头。我这时看着爸爸，突然又觉得他很伟大。爸爸眼睛里渐渐地显现出感激的光辉。他说：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有一个要求。解放军说：什么要求？家里有困难尽管提，我们部队尽量帮你解决。爸爸脸上产生了像革命烈士就义前的微笑，他说：我要求不给我任何待遇。只让我工作。
许多年都过去了，父亲的话此时此刻还是像寒冷的北风一样地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它们盘旋在我的书桌上，把我的纸和笔都吹得来回动着，使我抑制不住它们的抖动。
爸爸的嗓音在颤动：让我负责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深夜里，我被一种声音从睡梦里吵醒。再次听见了父亲母亲的大床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先是妈妈叫，然后是爸爸叫。
然后，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就想一直工作到死。我就是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妈妈笑了，那笑声在我听来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淫荡，她说：那我一定要想法为你买一张新办公桌。
爸爸咳嗽起来。那是幸福的咳嗽。
父亲走了，去负责他的整个大楼。
有一天晚上，我竟然悄悄地跟踪我自己的母亲，我对她的怀疑天天在加重，特别是父亲离家去基地的这三个月里。我总是觉得母亲有些怪异，她甚至在某一个晚上穿了她多年不穿一直放在箱子里的高跟鞋。父亲不在，她穿给谁看呢？
母亲出门时，让我早早睡觉，她态度温和，刚梳过的头有些湿。我似乎感到了她身上也有某种香水的味道。我说：你干啥去。她说：有事。我故意装着没有看她穿着的高跟鞋，但是，那鞋像是月亮一样地闪着光。她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我点头。
当她一出去，我就立即伏在了窗前，看着她出了单元门，然后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我也下了楼，并远远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进了学校的大门时，我有些犹豫了，我这样作好吗？但是，高跟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说明妈妈已经上了楼，朝二楼的某个角落走去。
我跟在后边，在昏暗的过道灯光下，看见妈妈修长的身影正在摇晃，她的个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她本身就是一个高个子女人，现在穿上了这双鞋，就显得更高。在夜色里，别人是不会注意她穿着高跟鞋的，在那样的年代里，她竟然穿上了这种鞋，她真是疯了。
母亲走得渐渐快了，当她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时，脚步竟然停了下来。母亲还没有敲门时，那门就开了。我听见了校长的声音：怎么才来，我刚才已经在楼下等你半天了。
门关上了。我悄悄地到了门前，仔细地听着里边的动静。母亲说：这鞋好看吗？校长不说话。母亲说：你那么着急干什么？我就是因为要找这双鞋，才这么长时间。然后，没有人再说话了，似乎听到里边的地板上咚咚地响着，然后，就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声。尽管声音很小，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肯定能想像出里边发生的事。
我应该喊叫起来，可是我呆若木鸡。
许多年后，母亲对父亲忏悔，说她当时是被迫的，她是为了保护我和父亲。因为反标是要枪毙人的。她说她虽然不干净了，但是却是由于爱才这样作的。
父亲相信了她的忏悔，原谅了她，并更加尊重她，对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在父亲的理解中，母亲虽然这样作了，可是她的内心却在滴血，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候所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了她们在受刑时的程度。比如说江姐在监狱里，别人拿针朝她的指甲缝里扎，那不过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母亲却受到的是精神上的催残，母亲承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为了安慰父亲，心疼他脸上一再增加的皱纹，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母亲那天是穿着高跟鞋去的，母亲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被摧残，她只是在享受。
母亲在那个秋天里，享受着春天里的东西，她在三十多岁时，却体验着二十多岁的激情。这其实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今天我把它说出来了，不管你们这些内地人听了这段故事之后，灵魂里是什么感觉，反正我这个新疆人乌鲁木齐人是从灵魂里开始轻松了。
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母亲这样说三道四，真是不好，很不好。
可是，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父亲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三个月了。他经常给母亲写信，母亲也经常给他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