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贾奇与约翰·W·兰登合著的《艰难困苦的和平一全球冷战史》，罗纳德·E·波沃斯基的《冷战：美国与苏联，1917－1991》，凯瑟琳·A·S·西布利的《冷战》，诺曼·弗莱德曼的《50年：冷战中的冲突与战略》，罗伯特·C·格鲁金的《天敌：美苏冷战史，1917—1991》等。
马丁·沃尔特是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和专栏作家，其所著《冷战史》是冷战结束后最早出版的冷战通史类著作之一，1993年在英国首版，1995年美国再版，被称为把冷战作为历史来研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全面阐述了冷战的历史进程，认为和两次世界大战相比，“冷战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冲突”；冷战的结束并非西方的胜利和苏联的失败，而是“人类的胜利，冷战自身的失败”。该书把1990年11月19－21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第二次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会议界定为冷战结束的标志，这一观点已被不少学者认同。《艰难困苦的和平——全球冷战史》一书对冷战进行了全方位的历史考察，总结了 6点基本结论：虽然冷战并非不可避免，鉴于 1917…1941年间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击败德国后双方关系更可能是冲突而非友好；冷战始于德国，因为在1945年，欧洲是全球力量平衡的支点，德国是欧洲的支点；核武器对冷战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冷战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其中三个是关键时期，即 1948…49、1961… 62、1985… 86；苏联在冷战中的许多做法不仅没有增强自身力量，反而刺激了西方的反应，削弱了苏联的安全，同时表明经济技术先进的美国不可能被战胜；苏联制度证明比西方民主制度更为僵化保守，对环境变化与技术进步更少接受能力。诺曼·弗莱德曼是美国著名战略家，冷战期间曾长期在美国重要思想库赫尔曼·卡恩的赫德森研究所工作，并担任负责国家安全研究的副所长。他著述极丰，其文章经常出现在各种报刊上。《50年战争》是他的一部最新力作，长达597页。他在书中深人探讨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冲突及冲突双方的战略，提出了一些颇为新颖独到的见解。如作者认为“冷战始于1937年斯大林企图操纵当时的西班牙内战”。他借用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孙子的思想解释冷战双方胜负的原因，指出西方的基本战略是遏制，它基于西方的自知与对苏联制度根本特点的了解，所以取得了成功；斯大林有自知之明而无知人之实，故得以幸存；戈尔巴乔夫则连自己也不了解，故在冷战中失败。上述著作探讨问题的角度与结论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对冷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描述阐释，使读者“不仅看到了树木和森林，也看到了冷战的全景”，对人们完整了解冷战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2）“冷战史新研究”（“新冷战史学”）近年来，随着前苏联东欧集团大量档案材料的解密，一些学者开始依据来自冷战另一方的资料，对过去的冷战史研究进行反思，从而在美国出现所谓“冷战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这一现象同样十分引人注目。
反思冷战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L·加迪斯。加迪斯早在1972年因出版《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一1947》一举成名，从而奠定了其后修正学派代表人物的地位。1996年2月在美国天普大学举行的主题为“冷战的起源：新的证据，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的学术会议上，加迪斯发表了题为“新冷战史：一些最初感想”的主题演说，总结了自己及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的反思，提出了关于“新冷战史”研究的六个假设。翌年他又出版了《我们现在知道了：反思冷战史》一书。加迪斯的论著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股反思冷战史的浪潮。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赞赏加迪斯的观点，支持对冷战史新研究。也有人不以为然，唱出了“我们仍不知道”的反调。从1998年到2000年，美国学术界接连出版了多部反思冷战的论文集，对冷战进行反思。如艾伦·亨特编辑的《反思冷战》共收集了14篇论文，这些论文针对冷战结束后在西方兴起并占了主导地位的“辩护主义”，即用美国在冷战中获胜为美国早期的对外政策辩护，以证明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学科，用不同学科的方法对冷战进行重新探讨和解释，引导人们反思什么是冷战？它如何主导了战后数十年？是什么力量维持它并导致它最终结束？奥德·阿恩·韦斯泰德编辑的《重评冷战——方法，解释，理论》收集了1998年夏在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的16篇论文。这次会议邀请了来自美、英、俄、挪的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专家与会，对冷战进行重新审视。在这次会议上，有的学者对约翰·加迪斯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他走得太远，已危险地退到了正统派的立场。也有的学者认为说新冷战史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或一种“学派”为时尚早。新冷战史是冲突结束后，在可以接近华沙条约集团国家档案形势下所写的冷战史。帕特里克·M·摩根和基思·L·纳尔逊合编的《重评冷战：东西方冲突中的国内因素和对外政策》共收录了8篇论文，这些论文运用国际关系有关理论，从1920年代苏联对外关系中的内外因素、斯大林原子外交中的国内因素、1953—1964年苏联对德政策的多种动力、尼克松、基辛格与缓和的国内因素等各个方面深人探讨了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政策所受的国内外因素的影响或国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总之，重评冷战的浪潮方兴未艾。历史学家由于受时空条件与认识的局限，其任何研究成果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尤其在冷战的一方处于十分封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封闭的匣子也并未完全打开，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对冷战的重评、反思实际上是冷战史研究的深化。因此可以断言它还必将继续发展下去。
（3）对冷战起源的再探讨。对冷战起源的研究是冷战史研究永恒的课题，自从冷战爆发以来这一研究经久不衰。冷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东欧集团档案材料的解密，更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前文所说的“冷战史新研究”其核心便是对冷战起源的重新探讨，用前苏东集团的材料来判明冷战发生的责任问题。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加迪斯。他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指出：“新冷战史正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旧的回答：只要斯大林统治着苏联，冷战不可避免……我们了解的越多，越感到不能把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他在国内的所作所为乃至个人行为区别开来。”这种观点实际上和正统派“冷战是斯大林的战争”之观点如出一辙，因此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成为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观点。但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看法。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安德斯·斯特凡松就批评这种观点缺乏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理解，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特定的美国的世界观，就不会有冷战，冷战是“美国方式”。加迪斯原来的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梅尔文·莱弗勒则从后修正派退到现实主义立场上，用“国家安全”的范式解释冷战的起源，认为双方的意识形态立场让位于国家安全需要，西方是侵略一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不应因前共产主义世界文件的公开转移了对美国所起作用的注意力，美国在众多国家、联盟、利益集团以及革命运动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魁士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约瑟夫·M·西拉库萨在《走进黑屋：美国外交与冷战的意识形态起源》一书中也从现实主义角度解释冷战起源，认为当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的理想主义让位于现实主义的遏制时，其冷战政策便得到时断时续的发展；失去中国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在遏制政策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失去中国和朝鲜战争，冷战可能从来不会发生”。约翰·福赛克的《领导自由世界一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冷战的文化根源》则从美国民族主义角度探讨了冷战的文化根源，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是美国人民广泛支持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基础。“从4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美国进行反对苏联的冷战主要不是以资本主义或西方文明的名义，而是以美利坚民族的名义……它通过民族主义的诉求而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帕特里克·弗莱厄蒂在《冷战的起源：新证据》一文中认为新公布的苏联东欧档案材料支持了修正派的观点，即苏联希望避免冷战的爆发，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是冷战爆发的首要催化剂。还有学者认为冷战的发生是由于双方的误会造成的，或是可以避免的。1995年《美国遗产》杂志刊载了冷战史学家约翰·卢卡斯与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乔治·凯南从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间的6封通信。在信中二人均认为美苏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真实意图，没有一方的立场是正确的。凯南认为苏联的行为出于民族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如果美国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就会在冷战中更好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小沃尔特·克莱门斯在《莫斯科与华盛顿过去及现在的冲突不可避免吗？》一文中认为，二战后斯大林的苏联与西方严重冲突有可能发生，但并非不可避免。领导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实力均衡、核平衡、经济制度、交流沟通、以及与东…中欧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等各种因素影响了美苏的合作与冲突。此外，也有学者重新考察了冷战的起点。如詹姆斯·蔡斯在《冷战开始之日》一文中认为1946年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建议杜鲁门总统派6艘战舰驶赴达达尼尔海峡，随之又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有义务维护土耳其主权，反对苏联威胁，标志着冷战的爆发。
总之，近年来关于冷战起源的再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仍未形成定论，各种观点基本未脱正统派、修正派或后修正派的巢臼。
（4）对冷战结束原因的阐释。探讨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冷战史研究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也是学者们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之一。在这方面，许多学者发表论著，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
1、认为是美国政府长期的遏制政策，特别是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迫使苏联改弦易辙，放弃对抗，实行缓和，结束了冷战。这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最为流行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官方观点。1999年2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华盛顿主办了纪念柏林墙坍塌10周年学术讨论会，参加人有前里根政府重要成员，著名学者，工业界领袖及出版社代表。会后彼得·施韦策编辑出版了《柏林墙的坍塌：重评冷战结束的原因与后果》论文集，所收6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里根政府在导致苏联崩溃和冷战结束中的重要作用，特别强调里根政府同其前任不同，清楚地认识到苏联经济的弱点，通过加强军备竞赛、减少苏外汇收人、在第三世界采取反击行动等手段，加重苏联负担，最终迫使苏改变对外政策，结束冷战。彼得·施韦策在其所著《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中就此进行了更为了详细的探讨。
2．认为戈尔巴乔夫对结束冷战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前外交官、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雷蒙德·加特霍夫在其长达834页的巨著《大转变：美苏关系与冷战的结束》中明确指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策的转变把冷战引向结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菲兹吉拉德在其新著 《出路在天空：里根，星球大战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批驳了关于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导致苏联经济恶化、冷战结束的神话，指出苏联经济下降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所创建的体制的失败；是戈尔巴乔夫扭转经济下降和使苏联现代化的努力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冷战的结束。艾伦·柯林斯在《安全窘境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认为冷战的结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主动而非西方自1949年以来执行的政策”。3、特别强调和平运动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拉尔夫·萨米和米歇尔·E·萨拉合编的《冷战为什么结束：一系列解释》一书所收集的15篇论文对正统派提出挑战，批驳了认为里根政策导致冷战结束的观点，强调了知识分子、和平团体、持不同政见者、作家、媒体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马修·埃万杰利斯塔从80年代后半期即开始对国际和平运动的研究。在其最终研究成果《非武装力量：结束冷战的国际运动》一书中详细考察了国际核物理学家阻止核战争运动等国际和平运动、裁军运动在斯大林死后近40年东西方冲突及结束冷战中的作用，认为这些运动“在帮助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结束冷战的努力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词即源自国际和平运动。4、认为核武器在结束冷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威廉·弗格勒在《向后退：核武器控制与冷战的结束》一书中认为核武器谈判是结束冷战的历史性转变的中心，“没有这些军备控制成就冷战的结束也是难以想像的。”5、认为“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苏联集团内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外交和军事行动以及苏联集团内所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的结果。这是一种把冷战的结束看作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的观点。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了第三世界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如托马斯·G·帕特森在《冷战为什么结束：拉丁美洲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拉美国家通过使美苏认识到他们对世界事务的主宰正在下降，对外冒险的代价太高，国际体系更加危险，核武器必须削减，帮助结束了冷战。冷战结束的原因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由于这一时期冷战双方的档案尚未大量解密，对它的深人研究、揭开庐山真面目还有待时日。
（5）揭露美国对苏联的秘密战。近年来美国冷战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或许便是对一些最隐秘东西的揭露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政府认为已无大忌，逐渐将一些冷战时期制订的如何破坏、瓦解苏联集团、以期在冷战中获胜的绝密文件解密。一些参与过这类活动的当事人也敞开长期紧闭的双唇，或撰写回忆录，或向别人讲述“那过去的事情。”这就使冷战史学者能够深人冷战一方的心脏，通过对那些绝密档案的研究和采访当事人，揭露那深埋的最隐秘的东西，有关研究成果也便如泉喷涌。这些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揭露冷战初期及80年代美国对苏联集团采取的政治战、准军事行动等颠覆破坏苏联东欧的隐蔽行动。如格雷戈里·米特罗维奇的《破坏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一书详细考察了战后初期美国颠覆破坏苏联集团的战略，指出“美国的冷战政策远比迄今为止学者们理解得复杂得多，不能被认为只是遏制的延伸。”“美国的目标并非单纯地与苏联谈判，而是要采取心理战和隐蔽行动破坏苏联政府，迫使它放弃扩张野心，或引发共产主义集团的彻底崩溃。”“结果是，隐蔽行动和心理战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美国最高层进行战略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彼得·格罗斯的《反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