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离开过我。遇到蔑视我的场合，自尊更使我保持决绝对立的姿态。当我发现人们怕我像怕瘟疫的时候我不再主动和任何人接触，不再找任何人说话。什么与工农兵结合，我自己就是农民的孩子，用不着谁给我套上枷锁。我也从没把它当成天底下惟一正确的经书。从古希腊哲人到启蒙运动的伟大学者，我从他们充满智慧的言说里能够找到无数利器来粉碎这个制造知识分子奴隶的、欺世盗名的谎言。孤立必然孤独，但我从来就不怕孤独。还在中学时代我就孤独。大学时代，我依然孤独。因为瞧不起那些学习上的笨伯、专门靠政治运动向上爬的班级小干部，我一直是他们和背后支持他们的老师整治的靶子。可是不管他们给我戴上过多少“只专不红”的帽子，不管有多少白眼投递给我，我照样直行。伟大的但丁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走自己的路，任别人说什么。”易卜生也给了我推动力：“越是孤独的人越是伟大的人。”但孤独也是一杯难咽的鸩酒。被它浸泡久了，看不到生的希望，也会冒出告别人世的念头。我常常觉得我是荒原中的一条孤狼，是暗夜中一条没有形迹的影子。在中学时代、大学时代我就曾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生的意义，不止一次地想把我的生命还给上帝。我不知道要不是一个偶然的动念爬上我的心头，我在这里会把孤独持续多久。
事情出现在我的身体上。我越来越感到我的睾丸隐隐作痛。我想起我跟瑞珊整天拥抱而又不能疏导的时候，那时我曾有过同样的症状。我估计这一次犯病多半跟我无休无止的青春梦有关。到团卫生队去诊治，医生说是副睾丸结核，它是由于饮食中的矿物质多而引起的。其危害挺大，可以造成不育。他建议我到齐哈市军医院住院治疗。我虽对他的诊断表示怀疑，但内心里却又喜不自胜。我的第六感觉使我没把问题看的那么严重。我大脑皮层的兴奋点集中在我成功地创造了了一次休息的机会。
住院很顺利，用药更及时。最令我振奋的是医院的伙食。可能是因为当时军队的声誉高，待遇好，社会上的物资虽然紧缺，这里却应有尽有。早餐花样多，馒头、糖饼、花卷、油条、挂面。相应的配有鸡蛋糕、牛奶、浆子、炒鸡蛋、荷包蛋、花生米。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红烧排骨、酱牛肉、浇汁鱼、小鸡炖蘑姑、猪肉粉条、木须肉……所有为当时中国人喜爱的佳肴都能轮番上桌。我说许多战士都想找个借口住院吗，原来这里每一天都是节日庆祝，每一天都是过年。令人愉悦的还有，你彻底地告别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告别了学经书念报纸，整日地处在悠闲状态。医院里的的日常活动除了接受查房、打针，就是玩，逛街。相棋、军棋、扑克、麻将，想玩什么都有。齐哈市虽然不繁华，既无名胜，又无古迹，只一个动物园，还没多少动物，可是宽敞的柏油马路多的很，足够饭后散步的了。
我的病情本来不重，病房医生开始就表示怀疑；待到用上药、症状迅速消失后，他很快就作出了诊断：不是结核，而是轻微的炎症。但他没赶我出院，可能是物伤其类吧，他颇同情我的境遇，说出来一次不容易，建议我多住些日子，做一下包皮手术。我欣然应允。
但我天生是那种有福不会享的人。几天的好吃好喝就使我产生了厌食症。我的那个东西很特别，营养一上来，它就万分活跃。一硬一宿，支楞的我睡不好觉。白天只要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它马上就会撅起来。每乘公共汽车，我都要找个有空隙的地方站着。因为只要人多拥挤、哪管轻轻触碰到女性的身体上，它都会坚挺如铁棍、如木柱。我绝不能让它犯罪，即使让女人说三道四也不行。脸面对我比生命还重要。躲避羞辱和犯罪的惟一办法就是逃避女性。
我彻底地坠入到了生理的旺盛周期。我日日夜夜思念着瑞珊，几乎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天天吃好的，本来已感到油腻，没睡好觉，胃口更没了进食的欲望。我渐渐感到医院同样是一座是牢狱。
烦躁不仅仅是因为被挑起的强烈欲望得不到满足，更因为我得不到瑞珊的任何信息。瑞珊已经三四个月没给我来信了。住院后我立即通知她往医院来信，可是我像遇到了久旱的天气，心灵里得不到一点甘霖的滋润。怀疑变成了热病，一时也不肯退烧。暴怒变成了野兽，时时刻刻在我心中吼叫。可怀疑不能得到证实，吼叫不能被发出，只是几天工夫痛苦和绝望就把我折磨得只剩下了皮包骨。我真真切切感到了生命的微弱，每动一下浑身都出汗，每走一步路都得打晃儿。挽救生命、挽救自我的惟一办法是跑回去看看，能行就行，不行赶快结束。齐哈市离拉哈尔市不远，火车一个小时一趟，回去方便得很。中国有句俗话，叫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扎牙。
这时前来住院的王新民告诉我分配已经结束，我和绝大部分人都留到了五师。从军队农场到部队，我发现王新民是我命运的猫头鹰，总给我带来不祥的消息。除了我们共同分到五师这一条不算，他还秘密地趴到我的耳边告诉我，师里的麻政委在分配会上点名地批评了我。说我骄傲自大，瞧不起师长、团政委、指导员等等。他没忘了给我一个习惯性的瞩咐“千万保密。”
我掉到了冰窖里。冰窖有速冻的效果，我失去了感觉，失去了思维能力，既不感伤，也不愤恨。我不知什么时候从冰冻中缓过来的，醒来时眼前一片黑暗，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我猜想，那被子肯定是对面的病友、从大兴安岭东部来的小战士给我盖的。我悄悄下了床，悄悄推开门，来到走廊。抬头看挂在墙上的时钟，已经深夜两点。
我解完手，回来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但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这好像是我的宿命。一切都不像希望的那样到来，到来的却永远是自己所恐惧的。其实我对好运的企盼，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我曾迷信，我天生是个倒霉的人物，但细究起来，所有的倒霉都含着必然。我和时代开的是两套车，我和现实格格不入。时代要人做的是驯服工具，是亦步亦趋的奴隶，而我却总想当自己的主人。在中学时代，在大学时代，我不是各种政治运动的落伍者，就是它们的尾巴。“落后分子”的名号一直跟我同行，而荣誉的桂冠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头顶。大学二年级我还因为在底下诅咒杨朔、郭小川搔首弄姿的宫廷文艺、讥讽贺敬之的造神与育奴诗篇而被留校察看一年。从小到大我甘于倒霉的命运，对社会不抱任何希求，甚至还以同它的对立为荣。我自诩这是“出污泥而不染”，并决心像屈老夫子那样坚持到底：“虽九死而不悔”。只是碰上了大学毕业分配，我迷失了自己。我没好好考量，这个分配是个倒错，只是偶然地借了“文革”站队的光。因为说到底，我的灵魂和这个时代并没走到一起，冲突和遭到它的清算早早晚晚必定得发生。我应当回到原点。没有了风光的企盼也许就没有了痛苦。
想明白之后，我突然感到十分轻松。我决定尽快出院，趁机回家一趟，看看瑞珊到底为什么音信全无。我的手术已经基本痊愈，医生大概不会阻拦我。
第二天上午我办了出院手续，之后坐上203路无轨电车来到齐哈市火车站。可是下了电车，面对高大的票房子，我犹豫起来。人没走到最后一步，没到达临界状态，不知想像的深浅；只有迈出最后一步，踏向完全陌生、完全空洞的“未来”，才可能实际地感受到想像的危险性。此时我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的选择意味着我将逸出社会之外。万一叫部队知道了，开除军籍，即使回到地方，也无法安排工作。可怕的后果等着我——失去瑞珊，毁掉了赡养父母的许诺。一个现实的自我出来发问，我的选择是不是有些轻率，我有没有必要把路走绝了。我在站前广场上来回踱步。时针飞快，两次列车已经轰轰走过。
我必须抓紧时间说服现实的自我。我应调出理性的自我，积怨多年的他能够引爆出强大的诉讼力量。是的，我发现，只要理性的自我一站出来，现实的自我就黯淡地、萎靡地退到一边，接受无情的审判。理性的自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愤怒的语调斥责现实的自我：你究竟想要什么？你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我多年来作为主要的代表一直同现实进行抗争。我所追求的就是个体人的自由发展，是同所有的黑暗、邪恶、暴力划开界限。这是人的所有欲求中最高的欲求。可是它何时得到过承认，何时得到过满足？我的所有痛苦都是因为长期遭到扼杀和压抑而引起的。你因为同情我的遭遇，也是为了促成我的高洁，宁愿牺牲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居到幕后。今天，当我对现实再一次发起冲击的时候，你为什么充当拦路虎？人要安于一种秩序，祈求秩序下的恩典，他必须对这个秩序的良好性能有充分的体验。果真如此，他不但可以做这个秩序的良民，还应该做维护它的战士。可是我何曾体验过它的福祉？你应该记得，我从高中时代开始发育。那时我想脱离蒙昧、追求知识。我甚至早早支付了青春，当别人都在享受游戏的快乐时，我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小屋里，埋身于书本中。我不知烧掉了父亲的多少蜡烛、灯炮，消耗了他多少度电字？以至他常常在深夜中醒来时蛮横地吹掉蜡烛、关掉灯，惹得我愤愤然，故意把父亲的关爱说成是吝啬，虽然在当时大批灯炮和蜡烛的消耗底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你更应知道，我对当时剥夺学习时间的政治活动深恶而痛绝之。什么一年两次的支农、什么没头没脑的勤工俭学、什么大炼钢铁、什么学雷锋，我认为所有这些份外活动，全都是制造垃圾的程序，全都是对人才成长的摧残和扼杀。可是穿透历史的目光被横暴的力量压到意识的深层，只能变成自言自语。先驱者的消极对抗——不积极参与，被指责为“只专不红”，满脑子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随后就是班级小干部们、老师们无休无止的谈话帮助，更有声势浩大的全班批判，会场上此伏彼起的声讨能让人的惊魂出壳。有多少次，我在大汗淋漓中变成了《暴风骤雨》中的地主韩老六。你还应记得，我从来没为了大红大紫去找班级小干部汇报思想，没征求过任何一个同学对我的批评意见，更没溜须过任何一个老师。我就是我，我相信我的价值只能由我自己去给与，只能由我自己去创造。可是就因为这一点，我招来了无穷的麻烦。所有那些脑袋像灌了铅的木头人、无论如何拼命学也赶不上我的心灵阴暗的妒能者、还有那些学习上的白痴政治上的小爬虫们，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死敌。他们向老师打的小报告，可以堆积成山。有的竟然偷我的日记和准备“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反诗交给学校领导，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高中时代，他们把我说成是拜仑式的人物，孤高自傲，遗世绝立。在大学，他们又把我说成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个人主义者，个人奋斗的典型。毕业前他们和老师合谋，想把我永远送上政治的断头台。你特别应当清醒，我的坎坷，不是哪一个人有意跟我作对，在我的前面放上了绊脚石。那是整个时代以无形的手在作业的结果。他们看的不错，我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是这个时代的蒿草。它要拔出的就是我这种人。你不要糊涂，文革是权力阶层的自我震荡和调整，时代的本质并没发生变化。你一时之间被错置，浮到时代的表面，乃至踏进了它显赫的门庭，但由于我依然是我，所以你早晚要回到我的命运。你表面上是维护一般的世俗利益，在骨子里还是对升迁抱有希望。你不自量力，在恶名传遍全师的情况下还心存自欺欺人的幻想。告诉你，今后你干的再好，也是零。你要翻身比登天还难。难道你真的要在深山狭谷里苦做，为那点虚名、为那点营头小利而和瑞珊长相思、长相望吗？你还因为胆小，把危险夸张了。你还不懂这个时代的虚伪和狡滑。为了向世人和外界显示自己的大度，它的惩戒也有尺度。只要你把住政治上的关口，不放出攻击它的言论，它不会轻易地对你处以开除军籍的极刑。如果因为开除军籍以下的处分，部队马上把你开付到地方，不是正中你的下怀吗？你不是可以和瑞珊长相守了吗？这个世界，只有私人领域的爱还存有真。为了它，抛弃宦官仕途的道路，值得。你还犹豫什么？快跟我走，火车第五次进站了。
摆脱了现实自我的控制，我向站房走去。但可能是怏怏不睬、脚跟不稳，也可能是后面的来人太急太猛，我一下被撞倒在台阶上，脚脖子还拧了一下。我试图站起来，但试了几下都没成功。我被一个好心的顾客搀扶着，好不容易走了几步路，坐在了旁边的石凳上。这时火车再一次发出长鸣，并有节奏地向远方驶去。
我有点怅惘，亦有点解脱。我可以再去住院，细细掂量今后的对策。我不是装，我的左脚千真万确是支病脚，它疼得钻心，疼得我直冒虚汗。我管我这支病脚叫阿喀琉斯之踵。它两次受伤，一次是骨折，一次是烧伤；全都在脚后跟。因为治愈不彻底，每穿高底儿鞋、硬底儿鞋走路长了，它都生疼。上山伐木和往下拽木时，它不知疼过多少回。
我永远忘不了它第一次是怎么变成阿喀琉斯之踵的。那是一九六0年，弟弟饿死不久，父亲站在屋地上捧着满碗的高梁糠往肚子里咽。他要以身示范，叫我们每顿少吃点粮食，把它们更多地分给绵绵无期的未来岁月。我想像着怎样吞食高梁糠，简直难以下咽。而且听说，高梁糠不消化，容易造成长期的便秘、死人。我实在看不下去父亲被噎住的情景，抢下碗，答应他去偷糖疙瘩渣子——那是经过硫酸腐蚀榨出糖后剩下的丝条，平时用来喂猪喂牛。但把它和苞米面掺在一起做菜团子，比较好咽，能够壮肚。糖疙瘩渣子在城外七八里远的地方，因为要往运往南方，救济灾民，所以有人荷枪实弹地在那里把守。我的行为是偷，是摸共产党的哨，还准备搭上性命。那时我刚刚读完《共产党宣言》，刚刚在全县的演讲大会上获奖不久。那时我还想写中国的保尔。柯察金。这个巨大的反差把耻辱送给我咀嚼，它无情地粉碎了我青春时期纯洁的梦，革命英雄的梦。我还有生命死亡的悲剧感，一枪过来，我完全可能在毫无价值的行为中把可爱的青春交给死神。我拉着耙犁，踏着积雪，奔向目的地。皎洁的月光和皑皑的白雪交相辉应，把宇宙、天空、大地照得分外鲜明，亮同白昼。我越益分明地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我像走向刑场那样，心底都在流泪。我感到，我脚踏积雪的声音也像是一种呜咽，它传达着我的心境。越接近目标，我离青春的理想越远。到最后，我心中只剩下了一个意念，就是怎么把疙瘩渣子偷到手。目标出现时我看到，在它和站在大道边的我之间横亘着一片覆盖着白雪的沼泽地，越过沼泽地围着三层铁丝网。铁丝网里堆着高高的糖疙瘩渣坨子。它像及金字塔那样矗立在空中，想来也有三十多米高。在大约一半高的坨子上一个护渣使者穿着大衣、背着枪，转圈地巡逻。上，是死；不上，也是亡（饿死）。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来了，幸运的话还能保住全家的命。于是我慢慢爬到目标跟前。当护渣使者转过身去时，我一下钻过铁丝网，当他转过来身时，我趴伏到两道铁丝网的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