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点优越感了。
可是王新民的耳语，在我的周身撒下了厚厚的冰霜，我几乎能感到皮肤冻僵后的冰冷。他说温玉成总参谋长可能要被罢免，他殃及了我们。因为听说，全国有一大批学生在农场锻结束后被吸收到部队。这是温玉成的主意。他违背了中央从工农中间提拔干部的路线，对知识分子评价过高，安排到重要部门的过多。由此上面做出决定：延长锻炼时间，分配不走大帮哄，成熟一个任职一个。不知为什么，听了这消息我有点信。来前我用《诸葛孔明巧连术》给自己算过一卦，给的结果和林彪的一模一样。我一直挣扎，想摆脱这个命数。但内心里总觉驱不散它的阴影。
王新民和我说完后，一再拍着我的肩膀叫我保密，说这要传出去会惹一场大祸。我口里答应着他，心里觉得他有点神经病。消息能传到他这一层就已经不是秘闻，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瞩咐我一遍就可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拍我的肩膀特别引出我油腻腻的感觉，以为他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商人西普。王新民不觉，临分手又趴在我的耳边秘语：“今天大家说的有点过头。付军只引导别人发泄而自己不说。纪成思形容的未免有点阴森恐怖。真有一天传出去，大家难辞其咎。往后别和他们搅在一起。”好心倒是好心，但我实在听够了。
我不知怎么走回屋的。大家正在玩一种游戏：由于找“银币”找不到，只好掷扫炕笤竺测时运。“把儿”冲下意味着如期分配；“头”冲下意味着期限茫茫。掷的结果多数都是“头”冲下。命运之神真是这样安排的吗？大家悻悻然，再无兴趣谈天，各自回屋躺下，在被窝里品尝黯淡的心情。
十六、 熬住
九月，四栋房屋在狭谷的北山脚下落成，我们锻炼的日期也该结束了。可是分配却毫无一丝动静。干部复原学习班办起后，老连长一走，我的心更显得无着无落。有他在，我的心里相对踏实些。那时我不怕背后有人打我的小报告，我相信，只要这种事情发生，他一定会出来为我说话。他一走，我总觉得陷入到一种充满敌意而又无助的环境里。
其实我和连长并无更多的接触。由于担心其他干部的忌妒，老连长所在之日不多，我甚至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就是他走的时候我都没送给他一点礼物。为此我一生都在内疚，这是我做人的重大失败。
但每次和连长碰头，我都无法抑止自己的亲热和尊敬。连我自己过后都觉得异样，对于其他人，更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印象。原来的副连长代理连长，他和指导员是老乡，脾气投合。他们完全可能联手制造我的难堪。小战士李雪华从通讯员的位置上被打发回来就是个信号。他们对于心路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是绝不手软的。
整天地处于戒备、整天地等待瑞珊的来信和分配的消息却又等不着，我的心几乎枯干了。没有镜子观照自己的脸相，但我感到我的两颊塌陷到只剩下皮包骨了。我形同死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同班的几个战士都到博克图逛街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看守营房。一种孤独感强烈地袭上心头，我想借睡觉的机会把它们排遣掉。但一闭上眼睛，各种生活欲念一起涌来，实现不了的渴望加倍使人痛苦。我索性爬起来，靠着行李向外张望。左侧东山坡上杨树、桦树、长满荆棘的灌木丛脱光了叶子，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针叶松还留着满头绿发。忽然从草丛中、树根下冒出一股股、一团团白气。它们聚拢、汇合、翻滚奔腾，有如大海的波涛。不一会它们迅速上升，没过了山顶，向四面扩散，弥漫了好大一片天空。起初我还以为起了山火，并离开行李准备下床。可是往远看，同样有白浪奔涌，它们和东山升起的白气扭在一起，冲撞着、交迭着，形成厚厚的一片，最后遮住了阳光。我这才明白，原来以为的烟，实则是云的形成。而不一会儿，整个狭谷的上空全部阴沉起来，一阵阵冷风灌进屋里，让人周身感到早来的寒凉。再过一会儿，从天空中急骤地飘落下雪花。雪花大大的，看样子也软软的，落地后随即融化。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十分惊奇，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竟是如此之早。人置身在每一个时间的皱褶中，总觉得它爬行得非常缓慢。可是每当回首时，恍然中又觉得它流逝得太快。我伤叹起时光无情，还有生命的短促。一个到了三十岁的人不但渴慕事业的成功，而且急切希望世俗生活的满足。而我，一个到了而立之年的人，竟依然困在这里，无所事事。孝敬父母的心愿，接触瑞珊肉体的饥渴，全部都归于空想。我想到古代诗人被贬黜到边塞的痛苦，泪水模糊了眼睛，不由得吟哦：
叶落满地黄，
雪飘漫天白。
流光似水拦不住，
困守边陲又一载。
须长如蒿莱。
只配金甲，
不系绶带，
锤筋炼骨无绝期，
心血熬干难忍耐，
怎奈是秀才。
抬头风刮脸，
举目立山崖，
借问：
父母妻子今安在？
空谷深豁无应声，
泪湿胸怀。
1970年9月13日
随着诗句的流泻，滚烫的泪水顺着两颊下淌。但想到被人发现不好，我止住了激动，擦干了眼泪。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长期耽于此种心境，不要说精神难以振作，就是锻炼的合格证书也难以拿到。那样不但为歧视知识分子的人提供了口实，而且无法向瑞珊交待。我是向她保证半年就回来的。如果不能按期返回，她肯定认为我欺骗她，要重新考虑和我的关系。想到此，我感到十分可怕。我劝自己应当像二连的张竹林那样练就“断念”的功夫。对于未来全都当它是无，或只有信其无。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解脱，走出不安全期。
正当我出神的时候，屋里走进一个人问：
“老施，发什么呆？”
回头看时，是团里的黄参谋。黄参谋比我高不了许多，但敦实得很。宽宽的脸盘，粗大的骨架，憨憨的声音，他的一切都标示着纯朴和厚道。我从心眼里愿意和他聊天。
见他来，我急忙爬下通铺，让他坐下。他没坐，反让我躺到铺上。说着他自己先躺到了铺上，枕着战士的行李，说这样闲谈舒服。我于是重新爬到铺上。他仰着脸对着天棚，我侧着脸对着他。
我和黄参谋只有几面之交，但觉得他十分令人亲近。团里来的人多半都管我叫施大学，可他从不管我叫施大学，而叫老施。说心里话，我讨厌“大学”的称呼。那里看似尊称，实际是立了一座山，把你隔到了外面。其间还很有异类的意思，就如现在所说的另类，但又不如另类。现在的称呼“另类”，不乏对“追求特别”的赞赏意味，那时的异类只指与工农兵不相和谐的人，与时代不一致的人。“大学”的称呼在戏谑之中把你推到了社会异端的位置。因此我很喜欢黄参谋对我的称呼。“老施”意味着消除了一切隔阂，把我当作自己人、家里人。
我问他星期日为什么不回团部。他道：
“凑热闹啊？”
“不好吗？”
“有啥好？平日里嘻嘻哈哈。遇到事不是踢你就是踹他。”
“那你不亏了个休息日？”
“自己找啊！”
“不明白。”
“这就是你不懂了。平时要是在连队呆腻了，我打个招呼就回去了，比别人还多休一天哪！那多舒服，静静的，没人打扰。我就愿意独处，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像现在，两个人聊聊天，多好。跟政委一起回去，不是搀着，就是扶着。再不就得陪着唠嗑儿，找些话题请教，只能装傻，当听众。太累。”
黄参谋辽宁籍，58年参军，与同级干部相比时间较早。后来因为家庭出身是上中农成分，加上自己很爱跟领导提些不同意见，一直不受重用；别人至少是副营职，他还在正连上挂着。对于他这一点，我很好奇，一直想问而没得问。见现在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我终于提了出来：
“黄参谋，不合群，不伺侯领导行吗？我一直纳闷，你参军那么早，职务被压这么久，不想吗？将来怎么办？”
“说不想是假的。开始也想不通。但后来明白了。你不会溜须，自己说了还不算，想有什么用？白伤脑筋，想不如不想。至于将来，无非是自己的去向。我连这也不想了。到哪都能吃饭，都能活着。有一次和副政委在一起蹲点。他问我有什么活思想。我说，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去处。关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无非是在地球上。他一听我这么说，有点火了，说我这个同志有情绪。我平静地跟他说，副政委，我的确是这样想的。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干瞪着眼睛看着我。副政委的眼睛几乎跟他宽大的脸盘一样大，这你知道。但我还是笑嘻嘻地瞅着他。他没办法，气呼呼地把我支走了。”
黄参谋说话略带公鸭嗓，更给他嬉皮士般的语言增加了浓度。我被逗得大笑。但神情中可能露出点怀疑，他于是一本正经地说：
“真的，我真那么说的。我对什么事情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要记住毛主席的两句话：‘天塌不下来，原子弹打不过来’。这两句话说绝了。的确，既然立即死是不可能的，那还怕什么？再大的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时遇着事儿，你着急得不行，苦恼得不行，等回过头来看，你就觉得当时没有一点必要。我现在啥也不想，今天有事今天做，明天再说明天的。我也不傻干，一个人有再大的能耐也干不出共产主义来。要干，就得有智慧地干。因为世界有你没你照样转，所以别人不考虑你，你自己不能不考虑。忘了自己就忘了根本，就是糊涂人。我是吃好、睡好，保住一个好身体。有天大的事，到休息的时候，我还得休息。我把住一个关口：不说过格的话。这样就是天王老子来审查我，也没办法，总要派给我一碗饭吃。”
黄参谋好像知道我要问什么，我需要什么。我佩服他的修炼。我一边听着，一边衬度着，他在这所号称为革命大熔炉的地方可算是个异类，但他更真实、更像个人。比之那些为了向上爬而高喊革命口号、折腾别人的人，他更可爱。我尤其赞赏他那清醒的自我意识和对时代所作的微妙的拒绝。他不愧是一个知识分子（大学一年）出身的军人。当他把知识、思想和人生的磨砺熔铸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提炼出一种免于被剥蚀的人生哲学，闪烁出惊人的智慧。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欠起身问他：
“前天，我好像见副政委在连部门前跟你喊什么？”
“啊。咱们不是多天没休息了吗？我跟副政委请了个假，说回去有事，明天回来。回团后我就不愿动弹了，多呆了一天。回来后副政委大发雷霆，叉着腰，鼓着眼睛对我说：‘你，你，你这个同志还像个干部吗？’我笑嘻嘻地回答道：‘政委，您别生气。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他气得没办法。”黄参谋一边说，一边挠着小平头笑。
“发雷霆那一阵儿你不害怕？”
“怕啥？还能把人吃了？我没说吗？只要你把自己的位置定准，干什么都得心应手。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开赴你吗？我乐不得的。你今天下令复员，我明天打包就走，一分钟都不待停留的。所有威胁你的因素全失灵了，你怕啥？”他说得平稳，亦自信。我心里暗暗佩服。
停了一会儿，我又问：
“那，家里的事，你也不想？”人都有好奇心，特别是对自己放不下的事，他很想知道别人遇到了会怎么处理。是想获得启示，还是想寻求共鸣，从中宣泄宣泄？我分辩不清，各种心情好像都有。
“人家都想老婆，我不想，想也没用。我老婆以前给我邮信，总说给钱少了，当时我很生气。后来我想，生气有什么用，气病了自己遭罪。我于是不理她的埋怨，照旧剩多少给多少。她一个月给我来一封信，我就给她回一封信。她不来也给她写一封。”
“她不写，你不犯寻思。”
“寻思啥？有大事就会打电报要钱。没大事就是生小气，别理她。女人越理，她越有事。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她勾上别人了，那也别着急。不行就离，两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兴许再找一个比她还好。”
“那，不要感情了？”
“什么感情？感情能当饭吃？人家跟你都没感情了，你要什么感情？不愚吗？反正你记住这么两条，一对世事都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实现不了只能徒增烦恼；二对某个事想不通了，拐个弯儿就行了，千万别钻牛角尖。一钻牛角尖，谁也帮不了你，最后可能把自己钻疯了。”
“黄参谋，连长找你。”外面有人喊。
黄参谋看我犹有未尽之憾，宽厚地笑着说：
“以后有机会。”
我送走了他，躺在铺上品味再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生活得有智慧。这种智慧能使人左右逢源地应付各种场面。我想起前不久一个战士跟我开的玩笑。那时他在两个营房中间的蓝球场上玩球。见我横穿过去，他说：‘老施！我看你精神头有点不足。像你这么大岁数，该有个家了。’我以为他在揭我的伤疤，急忙否认，并反问：‘你自己也着急了吧？’‘着急了！’他迅速承认：‘都急出汗来了。’说着揭开了帽子，脑袋上冒着热气，像开锅了一样。我还以为是真的。‘不过，’他扔出一个球，补充道：‘这是打球累出来的汗。’他说的风趣，逗得我和旁边的战士哈哈大笑。过后我曾想，如果我能像这个战士那样，以戏谑的方式顺水推舟地应对事变的来临，该多好。
看看黄参谋和那个小战士，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性情过于执拗。而仔细诼磨，和那些遭到非人凌辱的大人物比，自己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不要说跟他们比，就是和这里有所谓“内人党”嫌疑的人比，同样显得无足轻重。沙立车站的值班员跪过砖头、玻璃碴子，手指被钉子、竹筷子夹过。但他还是熬过来了。不能说直面反抗就好，矫矫者易折。要学会对弹压的柔性化开，学会忍耐中与生活周旋的艺术。
想着想着，愁苦潜到了脑后。开朗宁静之中心里敞开了一片希望的天空。前些天一闪即逝的灵感重又活跃起来，我急急忙忙拿起笔，写成一篇散文：
大兴安岭的春天
再寒冷的地方也有春天。严寒之国的春天往往还比温暖之国的春天鲜艳、明丽，只不过来的晚些就是了。人们要耐心等待，不可焦躁，免得春天到来前为忧郁缠身，憔悴而死。
大兴安岭的寒冷世人皆知。四月份，不要说杭州的西湖，就是北国的松花江两岸也绿水盈盈、暖风徐徐了。可是大兴安岭依旧冰封沟谷、寒气逼人。我虽然过惯了北方生活，然而对于大兴安岭漫长的寒冷还是不能忍受。听说，同是四月份，有一年这里的山沟冻死了一个打柴的，我的心里更感到恐惧，恨不能一时飞出去。
五月份，故乡早已春暖花开了。家门前那片茂密的白杨树招来各色各样的鸟雀，什么红玛鹣、蓝靛壳了，什么黄胆、辣子了，飞来串去、在空中留下串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