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能理解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理论。在那个理论里体力劳动被说成是最伟大的实践活动，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体力劳动培养出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才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在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三个年头里，在每个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都苦苦追问，从事体力劳动是否人类最伟大的方向？亲历艰苦是否就会热爱艰苦？劳动人民是否就甘于自己的身分和和命运？值得同情的人群是否就应该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我的所有回答全是否定的。并且我总是在眼前幻化出一个神魔形象，我对着他展开争辩，展开批判。我激愤地告诉他，如果说在原始蒙昧时期，在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生存，只能通过肉身劳动来谋取衣食来源，那么它是最伟大的。可是到了需要用智慧来给自己创造更为自在的生活的时代，它就微不足道了。一个进步的社会不是向原始时代看齐，而是努力把人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不鼓励人发挥聪明才智，反而逼迫他们向原始化进军，是最愚蠢最无能的表现。这种理论说是从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其实跟劳动者的追求风马牛不相及。
但这个神魔不语。可能是因为听不到我的思想在“说话”，他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而且他摆出了高高在上的姿态和阴森得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好像颇带讥讽意味地暗示我，所有异端者的嘴已被铁条封住。难道还怕我一个草芥发声吗？我的现实处境已经把我的道理碰得头破血流，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他特别蛮横地显示，他重视的是无声的现实，而不是无声的思想。
无处伸张正义的压抑感在我胸中燃起熊熊大火。愤怒中我更制止不住自己的神经。一匹思想的野马四处狂奔。我诅咒时代对事实的颠倒。
我忘记不了父亲的呻吟，也忘记不了自己重新上学的恶梦。如果用当时代崇尚的观念说话，父亲是真正能吃大苦、耐大劳的人。我家住在县城，兄弟姐妹五个。家里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个人的三四十块钱工资。我至今都忘记不了家境的窘困。长到十八九岁，我不知道二米饭是何滋味，更没尝过融解到菜中的酱油香。到同学家串门，看他吃着这两样东西，我的嘴里蠕动口水。多少年之后每一想起当时的场面，我都为自己没被察觉的动作害羞。上小学念书时人家使用的是白纸，甚或道林纸，我使用的是黄表纸。我连一个削铅笔的简易小刀都买不起。有多少次我想趁课间休息的机会，把别人的小刀偷来。家境的贫寒逼得父亲辞去了工职，开始干私活儿。扒炕、抹墙、掏粪，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只要能多挣些钱。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出去，晚上总是摸着黑儿才回来，一年四季从没有歇着的日子。直到我来到这里，父亲还在捡粪。邻居的口水能把我们淹死，所以在同学中我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是父亲从事的劳动。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每天父亲躺到炕上都要痛苦地呻吟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才能慢慢地睡去。摆脱不了劳累使他的脾气越来越坏。他把我们当成了累赘，把怨气全都发泄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咒骂既凶狠又无情，我们几个孩子天天生活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之中。我同情父亲，也恨父亲，但更恨他从事的沉重劳动。父亲一辈子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看我天分高，拼死拼活要供我念书。父亲的记忆力惊人，私塾先生一次测试，他一天能记三百个生字。父亲要求先生按这个速度教他，可是教书先生不愿满足父亲的要求。父亲嫌他的进度太慢，一气之下，只学了半年，便回到了庄稼地。后来的繁重劳动让他抱撼终生。他想借着我实现心中伟大的梦想：永远摆脱挨累受苦的命运。但我不是一个早熟的孩子。父亲的耳提面命被我当成了耳边风。我天天玩得昏天黑地，考中学的前一天还到农村抓蝈蝈。在数学考场上，还在想着下午去抓蝈蝈。一道文字题的前面所有步骤全对了，只剩下最后一步24＋3。明明应得27，可是得意忘形之中一只蝈蝈的火红身影跳跃在我的眼前。我走了神，竟然写成24。一个100分的答卷最后得了80分，名落孙山是必然的下场。辍学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跟着父亲走完了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割地、上山砍柴、扒炕、抹墙、卖菜、掏粪。不说别的，单说砍柴，一个十二三岁、身材瘦小的孩子，每天要走三四十里的路，回来的时候还要背着小山似的柴禾，将怎样忍受？晚上躺在炕上我觉得每根神经都像针刺一般疼痛，疼的我整宿整宿睡不着，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不停地翻身，还伴随着像父亲那样的呻吟。父亲抹山墙时，我要把一锹一锹的泥举过头顶，停在空中，让他一点一点地抹。我的胳膊一个劲儿地颤抖，但为了不招来父亲的詈骂，我摇晃着、支撑着。扒炕，要由我把炕洞里的黑灰掏出来。每天晚上回来，我的脸像黑鬼一样。我怕见着熟人，总是低着头走路。掏粪，赶上夏天恶臭熏得我几乎窒息；到冬天，尿冰粪渣儿能迸到嘴里。但令我难以忍受的还是邻人们的歧视。一次我扛着铁锹、二齿子回来，将要走到家门口时，碰见几个邻人唠嗑。他们见我的模样，先是白眼、撇嘴，接着一个叫倪树清的工人说：“看人家老徐家的二小子，多有出息！不费劲儿就考上了中学，作文还打100分！”一股恶气从我的胸口冲到我的脑瓜顶，我想骂，更想打。然而我既无争气的身份，又无制服他们的力量。我忍住屈辱的泪水，横了横眼睛，走回了家。那一夜我没睡着觉。也是那一夜父亲的辉煌梦想变成了我的追求。念书，说啥也要念书！摆脱非人的体力劳动！摆脱贫贱的地位！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报复那个叫倪树清的工人，让他谦恭地低下头，承认对我的羞辱不对。从失学那天起，我开始天天做梦。我的每一个梦都是重新走上课堂。但每一个惊喜之后都是梦醒的空虚和失望。我茫然地望着黑暗的棚顶，任由眼泪流过耳边，溻湿枕头。后来经过文明的洗礼，我越来越明白这种追求的合理性。人活着不是为了受苦受累，而是要轻松自在地享受生命，他甚至想把每一天都变金色童年的游戏。要生存，人固然离不开劳作和创造，可他绝不满足于简单笨拙的体力劳动。他的目标是不断减除体力劳动的繁重性、苦难性，以最小的付出换取最大的价值。睁眼看看现在的世界，哪一处进步的人类不是用机械化、自动化来取代简单原始的人工操作。劳动人民天生就喜欢吃大苦耐大劳的说教完全属于旷世谎言。马克思笔下的工人阶级就憎恨劳动的重压，起而捣毁工厂、捣毁机器。世界上确有一种宗教哲学，他以基督为榜样，告诉人活着就是为了受苦。然而它是一种扼杀人性的哲学。现实的权威领袖不向人民许诺去创造一个发达的社会环境，却极力鼓吹简单原始的体力劳动，极力鼓吹吃大苦耐大劳，除了要人们都做那种劳动奴隶、不敢对他的无能提出指责，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温和的阳光照拂在沼泽地上，如果时间就这样静止下来，懒洋洋地这样躺着也很舒服。但一想到跟在后面的依然是无休无止、对我毫无意义的劳动，愤怒就滚沸在我的胸膛。我委在草堆里重复着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思考。而想的越清楚，我也越感到痛苦。鲁迅说，人生识字糊涂始。无论什么事，你不明白要比明白好。不明白，你可以把一切都当成必然，可以忍受命运的安排。一旦你洞穿了事情的不合理，你会加剧地感到痛苦。因为你无力改变它，还要接受它的摆布。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灵魂、人格的自我扭曲更可悲的呢？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拉草的汽车还没来。我抬眼看看别人，他们躺在那里十分安详自在。他们知道怎样充分享受难得的时光。只有我翻来复去地滚在草垛上。我知道无用的思想给人带来的是无端的烦恼，可我管不住它。战士们暂时还没有未来，他们只有赢得现在才可能有未来。而现在就是吃苦，中间哪怕漏出一点可以喘息的时光对他们都是难得的享受。我与他们不同，我的未来早已来到，我早就应当进入未来。我的未来是从大学毕业那天开始，从社会性写作起步。而现在，我竟被搁浅，被逼着从原始劳动开始。我无法直楞楞地面对这死寂的山谷、巴掌大的青天。它们让我想起茨。威格笔下的监狱，我相信我会被憋闷得发疯。我现在特别理解托斯陀也夫斯基，他为什么热衷于描写心灵的苦难。在所有人类的痛苦中心灵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我痛恨思索，同时也爱上了这种痛苦的思索。我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折磨、自我戕害。我知道这样下去我很危险，然而谁也阻止不了思想者的思想。
“整天忧心忡忡的人多半是为了自己”，一个声音飘过我的耳畔。昨天晚上指导员跟我说过类似的话。表面上他针对的是虚拟的一群——知识分子，其实是敲打我的灵魂。
当时我正在东山脚下观望着一窝清彻的泉水。我想起西湖北高峰的山泉。那里的水同样很凉，可是透过湍急而清亮的水流，你可以看到一些鱼儿游动。而大兴安岭的深处却没有一点激起你生命意趣的活物，连泉水的流动也超乎寻常的平稳，它好像一面平整的大镜子。
正当我发呆之时，水面上漾出一张脸来。抬头望去，指导员坐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心里有点厌恶。自从那次事情发生后、和团长偶然冲撞之后，我决心避免跟他们接触。我想，只要我在六个月里不出大的意外，他们阻挡不了我回省城。现在看来又是一厢情愿。指导员开门见山地表示，要同我谈一谈。我当然不能拒绝。随后他给我戴了许多高帽，说我上次写的那些小评论很有针对性，很有说服力。它们产生了实际效果，被批评的现象大大减少了。他感谢我对连队建设所作的贡献，脸上露出了笑容。那笑容好像是真的，而不是装出来的。只是由于堆起的皱摺过多，黑紫色脸膛泛着阴阴的光，所以总让人感到里面藏着许多奸诈。斩短的铺垫过后，他请我再拿起笔，批评连队里不尊重领导、不服从领导、消极对抗领导的现象。他所说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的症结似乎不在战士，而在他树立自我权威的方式。他今天训这个，明天训那个，弄的战士口服心不服，尽在背后骂他“隋大马棒”。连队工作上不去，团里对他很不满意。我隐隐约约听说，营里最近找他谈话，批评了他。他找我是想叫我帮他树立权威。他以为处在我的地位好说话。一是我的文化水平高，战士愿意听，二是我在战士中有较高的威望，说话有人信。但他没想到，我这次旗帜鲜明地表示不介入。尤其要我批评在他看来调皮捣蛋、在我看来机灵活泼的战士更要落空。我向他说明，上级让我们下来主要是熟悉连队生活，没交给我们参与连队建设的任务。在不熟悉连队生活的情况下，参与过多容易给连队工作造成混乱。他听后满脸不悦，给我讲起了大道理。他说上级让你们下来，一方面是了解连队生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要你们心中装着连队，培养为连队、为基层服务的思想，防止将来浮在上面，忘了连队。上面虽然没要求你们具体地参与连队工作，可是如果工作碰着你们了，你们正好有其所长，再不管就不合乎在实践中改造的精神了。我佩服他的聪明，他还能给自己的目的找到借口。可是下面的话却激怒了我。他说知识分子的最大毛病就是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劳苦大众。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有点过了头，于是笑了笑，赶紧往回拉，解释说，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而且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非专指哪个人。他还向我保证，不要担心参与多了会给连队带来不利的影响。即使出了问题也由他兜着。
我斜睨了他一眼，大概眼光里流露出了过多的愠怒，他带着不自然的笑，操着山东口音问我：
“你瞅啥？”
“我在寻思你方才说的话，知识分子心中是不是只有自己？”我的态度第一次充满了强硬。
“哎……，别往心里去，那不过是随便说说。”他开始撤退。
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的话表达了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时，那个几近两米高的指导员天天用这话敲打我们。这个指导员叫蒋立敏，入伍前是哈尔市的一个小店员。可能因为长期卖货，练就了一副好口才。他讲话从不用稿，一口气能说上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中间，他能涛涛不绝讲下去，连贯得天衣无缝。来自全国几十座院校的一百多个大学生，能说会道的不在少数。可是不佩服他那张嘴的几乎没有。他的那张嘴特别损。也许还不只是嘴损，而是愿意捉弄知识分子。他次次讲话都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次次在微笑中充满了挖苦和嘲弄。听了他的演说，你会觉得知识分子不但满身污浊，而且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正在接受末日的审判。他们无异于流浪在荒原的乞丐，堆积在城市阴暗角落中的垃圾。悲凉爬上你的心头，你会感到自己的存在是人类的多余，他早就应该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中消逝。而指导员的挖苦和嘲笑又不仅仅是自己的杜撰，它们串联着时代流行的语言，让你无可辩驳。当然在挖苦和嘲笑时，他不忘记加上好心的劝诫。从他的微笑里你感到他不是要吃眼前的家雀，而是摆弄他。里面既有阴险，亦有些许的伪善。
一次，他一边指责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一边给我们讲述工农兵“忘我”的神话。他说，他最佩服那些站在边境线上给祖国把大门的战士，在机器旁边专心生产齿轮和镙丝钉的工人，在田间不怕风吹雨淋、一心为革命种田的农民。他们从不想自己，从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一个学生的父亲病故，要求他给假、回去奔丧。他在全连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谁都不是石头喀儿蹦出来的，都有父母。那么多战士谁没情况，大家都没来请假，怎么就你特殊？你回去就能把你父亲救活吗？”说的冷酷无情，但在那时又让人无法还口。
当他喜滋滋地陶醉在自己的演讲中、欣赏自己的口才时，我的心里陡然升起仇恨的情绪。盲目反对人的自我意识是愚昧，鼓吹人在自顾不暇之时树立崇高的人类观念是制造神话。他所说的工人、农民、海防哨兵一个也不存在，那是用禁欲主义风干出来的人，他们是理论木乃伊。在**市召开的那次大学生毛著学习讲用会上我看到了一个奇景。负责安排这次讲用会的大军区郭干事和眼镜政委一见如故。随后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讨论起一个共同话题，就是执行完再教育任务后他们的升迁问题。两个人全是将近四十的老营级，升到副团是他们急不可耐的事情。但他们并无必升的把握，所以都颇为苦恼。惟一企盼的只能是把再教育搞得有声有色，让上面看得见。那个高大的指导员个人欲望更强烈。再教育进入中后期他同样产生了厌倦情绪，还创造了一个罗曼司，把一个女兵搞出了孩子。这些冠冕堂皇、视知识分子为仇敌并专门对其个人主义进行穷追猛打的人，其实都是最低层次的个人主义者。透过浮华的革命口号的外表，我们看到，支配时代方向的正是少数个人野心家的自我。他们所以还要呼喊着消灭自我，一方面是要掩饰自己独裁的用心，另一方面是可以方便地制止他人人性的觉醒。大概时代统治思想的制造者明白，昏睡的奴隶一旦醒悟，便会凶猛地冲破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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