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 第12部分

“正好赶上一天我来到这个连队。我给他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叫他指挥人把炮放到阵地上。他指挥的倒挺麻利，把炮放到了指定的位置上。我一看笑了，问他‘什么叫固定炮位？’他毫不犹豫地说‘那还不简单，叫炮不动呗！’我说‘你固定好了吗？’他说‘副团长，你要不信，自己搬搬看。’我没理他，问‘炮弹放出后，炮有无后坐力？’他说‘有啊。’不过声音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好像明白味儿了。我于是说‘那么像你这样放着，不把两腿固定在坑里，炮打出一颗向后移动一些位置，你的炮弹有几颗能击中到目标上？’他哑然无语。我没听他回答，转身就走了。后来他老实了。”

“团长，你要不抓住他的小尾巴，还不容易制服他呢！”指导员甜笑着说。

“那是。”团长应承着道：“你们要记住，知识分子的弊病就是理论和实际脱节。今天早晨播的张春桥写的那篇文章很好。文章叫什么了的？是《革命大批判还在继续》吧？那里面说，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化学家不认识大鹅，把它说成是鸭。学文的不会写文章，满腹酸气。对吧？”

“对对！团长记忆力真好，是这么说的。”指导员在需要迎合的时候，送去的总是那么快。

“还有更可笑的事情呢！”团长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那是我在一份沈阳军区的简报上看的。据一个大学生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上说的，一个大学物理学教授跟学生一起下乡铲地。正铲着，突然乌云四合，雷声滚滚。一个炸雷响过，万里长空扯出一道道电光，把整个大地照得亮如白昼。教授慌了，他想起尖端放电的原理，而自己鹤立鸡群地站在平坦的土地上，岂不是要被击毙吗？他急忙坐下去。可是看看周围，他觉得还是自己突出，只有趴下才能解除危险。可是卧倒之后，与地面一比，还是自己高。他以为只有卧到坑里才会躲过雷电的威胁。材料上写着，雷声越来越响，整个世界都像要爆炸了；闪电越来越猛，像无数根烧红的铁丝张牙舞爪地触向人的头顶。教授觉得，这回可完了。不过他马上又用手扣土，用脚踹土。心里想的是，只要委出个坑来，让身子低于大地，老天爷就不会在他身上放电。大约有半个多小时的光景，他把自己放到一个浅坑里。他在里面喘着气，浑身流着汗水和雨水。忽然他觉着好半天听不到雷声了。他万分纳闷。他不敢起来，待把身子翻过来一望，原来雨停了，雷停了，自己白白受了一场惊吓。你们说这个教授愚到什么程度？”

团长讲完后，得意地笑了笑。可是连队干部没人跟着笑。可能是这个故事太恶毒，讲故事者要糟踏的不光是教授，更是我，他们不好以笑声来得罪一个平日里与他们无冤无仇的无辜者。

团长转述的不错。我是这个讲用会的参加者。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正好是大学生接受再教育一周年。为了向上面请功，**部队召开了大学生学毛著改造思想的讲用会。参加者大都是在各农场表现突出的所谓先进人物。我以秘书身份成为某省军区代表团的成员，主要任务是帮助修改讲用材料。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一个重点大学的理工科学生以漫画的方式描画了他老师的卑怯形象，十分为组织者赏识。但是他以出卖老师、丑化知识分子的方式向当权者讨好，却为所有良心未灭的大学生们所不耻。会后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咒骂他，恨不能将他撕成八瓣。

今天重新听到这个故事，我的心里同样窜起无名夜火。我无法求证故事的准确性。在这个荒唐的世界里什么荒唐的事情都能编造出来，只要能毁掉被攻击的目标。而像蛆虫一般苟活的人群，一看到诱耳，一看机会来到自己身边，就总是愿意上钩，并使尽浑身解数往上爬。为此他们不惜做伤天害理的事。但这个世界只给了少数人说话的权力，我的身分决定我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就是无论有权说话的人怎样贬损、压抑、践踏我，我都必须洗耳恭听；任何质疑、不驯、反抗必遭灭顶之灾。我知道团长是想借这个故事把我打到地缝里，但我无法把这个太极仙翁的脑袋捶碎，尽管我恨不能让它一下子搬家。中国有句古话，在形容欺负人欺负到家时，说是“骑在脖颈上拉屎”。团长今天对我，就是利用他的权势、利用我的不敢反抗在我的头顶拉屎。我日它娘，这个世界让我活的肮脏、憋气，我的身体真要炸了。

多亏世界还有好人，他们给了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就在团长继续做着吹茶动作（想来茶已不热）的时候，连长插上了一句：

“团长，大学生是不也有好的？我在老部队遇到的几个还可以。”

“我们连施大学也不错。”出乎意料之外，指导员也出来解围。他脸对着团长，嘴角仍是甜甜的笑。

“恩，要一分为二地看。”团长想把话拉回来：“有些好的。不过刀不磨不快，鼓不敲不响。响鼓需要重锤，要叫他们转变思想，必须给点重的捶打。”

午睡的起床号吹响，有关大学生的话题告一段落。队伍由副连长带到山里干活。剩下的干部听团长辅导新党章，重点讲解毛主席亲自选定的、写在党章里的接班人林彪的业绩。

有关林彪如何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如何是毛泽东最理想的接班人，早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已经听过辅导报告了。报告的底本是周恩来制作的。记得，那次我和上千名大学生席地而坐。我不惯于盘腿，坐不了几分钟，骨节就酸的要命。加之我对谎言从来缺乏耐力，我一会盘起，一会伸直，折腾了一个上午。

团长的辅导从开头就能听出，是来自同一个版本。对于这种公然篡改历史、伪造林彪历史的肉麻吹捧，我不屑一顾。我表面上装作在那里记录，其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写下。

而前此的场景却顽固地挂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化学家不认识大鹅、物理学家委坑避雷的喊叫不断敲击我的耳鼓、刺激我的神经。愤怒使我亢奋得简直不能自已。我憋闷，自己怎么会降生到如此一个邪恶的时代，它竟然被各种愚知妄说所牵引，让你求生不不能，求死不得。什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什么“脚上有牛屎，思想却是香的；身上有香水，脑子里却是臭的”，什么“劳动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它们有如泰山压顶，却又没有一句能够经得住理性常识的的诘问。

就说人的认知能力吧。当团长复述张春桥那篇恶毒的文章时，我的思想就在脑海里翻腾，折着个儿反抗。我想大声地告诉说：

“团长！在大千世界里，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也不必什么都知道。他的价值不能由别人的所知、自己的未知所决定，而要以他在自己活动领域里的水平为准绳。一个化学家可以不认识大鹅，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懂种庄稼，可这绝不能淹没他们的伟大功绩。正是靠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分解及对各种物质功能的细微洞察，我们人才能游刃有余地利用自然界的一切，为自己创造较为舒适自在的生活。要是依照那些荒诞的逻辑发问，责难无知者的‘不懂’，那会更多更多。也许，说许多农民不知道火车什么样、飞机什么样比化学家不知道大鹅更可怕。化学家不认识大鹅不妨碍他过上现代生活，农民不知道飞机、火车什么样，却可能永远停留在穴居野人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人要懂得上帝造人时，给与了所有的人以平等的权力，否则他永远要当奴隶。以此衡量，只识大鹅、五谷的人当奴隶的危险比谁都大。”

我在愤怒中思考，并在愤怒中虚化出一个时代的专横影象。这个影象飞到天空，钻到水里，扭着人的脑袋，弥漫宇宙。它不消失，对知识者的蹂躏绝不会停止。我在心里捶打着它，斥责着它：

“世界上的许多道理本来都很简单。可是一经你的倒手，全都复杂起来、倒立起来。你究竟是无知呢，还是别有企图呢？”没有人回答。我所面对的是空无。但我又分明地感到，在这无声中充溢着无处不在的强大力量。它挤压着我，也加剧着我的愤怒。我再一次地体验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窒息感。它激增着我疯狂的宣泄欲望，“捶击”借着心灵的每一个缝隙夺路而出：

“你不单单是无知，你更是个用心险恶的独夫。无知可能无邪，而你，为了简便的统治，竟然对世界进行硬性的剪裁。就说人和人的关系吧。人类是个群体。每一种人都以特殊的身分和特殊活动支撑着这个群体。谁也别说谁供养了谁，谁也别说谁是乞食者或废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你为我提供了衣食，他为我修盖了住房，我则交给你知识、技术、文明，叫你们更像人那样活着。不能说谁是主人，谁是附庸。过分崇尚体力劳动者的生存方式，实际是要人们向着简单化原始化发展。难道叫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人、农民，世界就会干净起来吗？你的老祖宗马克思本人就曾说过，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先进思想。对于类似的问题，甚至不必去做玄思，只要睁眼看看现实就够了。山区里的人，脚上的牛屎最多。许多人一辈子也洗不了几回脸。可是正是在这里蒙昧生长着茂密的丛林，巫术在浑沌的眼睛里飞窜着神灵。你闭眼不看现实，以知识分子的弱点来比工农身上的优长，然后责骂知识分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变成工农，不是要造成一种愚民的世界吗？”

然而依旧没有人理采我，我好像看到一张与宇宙大小相同的脸，他露出鄙夷的微笑，嘲弄我不自量力。我越觉得自己有理，越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憋闷，我的笔都在笔记本上颤抖。我真想喊出与时代对抗的声音，然后去跳崖。与其跪着生，还不如站着死。我相信，我的忍耐力已达到顶点。再稍稍加压，我就要疯了。

难道不是一个逼人发疯的时代！？他们为何如此歧视知识分子、践踏知识分子？一种理论，当它不能被实证，而且只能靠强权来实施时，你就不能不怀疑制造者的动机。在农场期间，面对无法承担的惩罚性劳动，面对天天自我羞辱的斗私批修，我慢慢领会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含义。开始，听到指导员的呵斥“你们是旧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和所有的大学生们一样感到委屈。我们是在所谓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又是在党的号召下走进了大学的门坎儿，受的全是党的教育。昨天还让我们感恩戴德，今天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他自己的敌人？可是，当冷静回顾我们这所谓新一代的历程时，我终于明白了。作为文革的生力军，新一代并没获得最高权威的信任。在他用完红卫兵小将、亮出红灯之后，各路造反派却我行我素，斗争的内容甚至逸出了他指定的范围。指挥的失灵使他产生新的恼怒，把新一代知识分子看成是新一轮的危险力量、新一轮的革命对象。拉完磨就杀驴的阴谋政治于是正式上演。环顾几十年的历史我突然发现，最高权威之所以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是因为他对知识分子最恐惧。正像有能者的对手不是低能儿，而是各方面超过自己的人；富人的对手不是穷人，而是富过自己或将要富过自己的人。时代的主宰者所需要的是不问原因和结果的服从，无知无识人群最符合他的理想。而知识分子太聪明，太有个性，太有分权的思想。因此不要追问自己到底有什么罪过，当你获得了知识的时候，你就有了罪过，知识就是罪过。时代的主宰者制造了“知识有罪论”，像团长这样从无知者中间提拔上来的领导者更愿接受“知识有罪论”。越无知越惧怕有知、痛恨有知，越提防有知的不驯和颠覆。

我为我的宣判十分得意。可是我似乎听到了那个专横的形象发话了：

“我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你要有胆量，就把它们化成声音。我不能根据你的表情定罪。但听到你的声音和看到你的文字就不一样了。我重证据，这也是我仁慈的表现。当然我还不能测出人的思想活动。这也是我力量有限的地方。等我能测出来就好了。你想跟我较量，那你最好说出声音来。你敢吗？”

我惊恐，我承认我不敢。我甚至怀疑它不是我的幻觉，而是真实的形象。我环顾周围，它不存在。我放心了。而团长的一句“散会”更是把我打得落花流水。当我跟着大家一起起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点也支配不了现实，相反我只能被现实支配。我所有的思想审判只能发生在无声的世界里，它柔弱如草，无力如絮，根本不堪一击。而在悲哀的一瞬间产生的迟疑还给我带来了新的忧虑：由于我起立的动作晚了半拍，我猜想，团长心里肯定又会记上我一笔账。

晚上，指导员依照团长的指令组织全连学习张春桥的文章。他一口气念完了全文，读完后嗓子都哑了。虽然他表面上强调要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除非是低能儿，否则谁都会明白这里也有一个被批判的对象。

散会后，我在山坡上解手时碰见了那个爱说俏皮话的四川兵谢国平。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嘻嘻地说：

“怎么样，老施？我说上边可怜你，让你穿上四个兜，你还不高兴！听见了吧？报上的文章是对着你们写的。”

谢国平以为是在跟我开玩笑，说完扭头跑了。可他在我的心头又划了一到犁痕。我伫立在山坡，茫然无语。我幻想一个巨大的陨星降落，把我和世界撞个粉碎。
　


十一、　　解　脱








营建紧张地进行。四座房架立了起来，房框四周上钉满了有一定间隔的双层横杆。现在需要做的是往两层横杆的夹空中灌泥。为了使泥和横杆把的结实些，需要在和泥的时候多放些草，再做些拉哈辫子，把它们缠在木杆上。我和同班的战士到狭谷的空地上搂草。枯草很厚，只用一个多小时，我们便搂了小山似的两堆。休息时大家像小孩子似的爬上草垛，仰望着碧蓝的天空。

记得小的时候，家院里一堆起从农村拉来的麦草或谷草，我就和活泼美丽的妹妹发着欢快的呼喊，像箭一般从屋里飞跑出来，立起梯子、爬到草垛顶上，跳跃着、翻滚着。我们蹦起来，再摔倒下去，富有弹性的草堆把我们托起来，颤悠悠、轩乎乎，感觉极好。每到晚上，我们还躺在上面，嘴里嚼着草根，寻找牛郎星和织女星。我们准备用草根给他们搭桥，虽然暂时还够不着星星，但我们相信，将来能够着，能给他们帮上忙的。

然而，现在躺在草堆上，儿时的兴致一些也提不起来了。欧阳修说过，少年不知愁强作愁样子。小孩装大人蹩脚，大人装小孩同样徒然。草垛唤不起童年的欢乐，却时时刺激起我走上社会的渴望。

说心里话，我早已厌倦了这无休无止、简单机械的劳动，今天给果树培土，明天插稻秧，后天锯木头……。我总觉得我的用武之地不在草木泥石之间，而在文学写作中。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斩露头角的诗歌已经给我铺上了一点霞光，我应该在想像的世界里驰骋，那才是我能为人类作点贡献的地方。而回首过去，三年的光阴白白过去了。前瞻未来，又期限茫茫。如此下去，我不会丧失自己的所能，成为一个庸人了吗？

我永远不能理解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理论。在那个理论里体力劳动被说成是最伟大的实践活动，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体力劳动培养出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才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