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施讲得好!谁他妈不是父母生的、父母养的?谁没有兄弟姐妹?在家有了矛盾总得躲着让着。这里同样是革命大家庭,需要我们都把这分感情拿到部队来。大家远离爹娘乡亲,没人照顾,那就得互相照顾。这才能体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当兵的时候,部队没这个样子。”说到这里,他好像忽然觉得言出有失,于是马上改口道:“现在全军革命化的程度一天比一天高,我们能当尾巴吗?当然,我们干部要先带头,首先是我没做好。现在不说哪个人的事,今后你们班长要注意,再发现有不团结的现象、欺负人的现象、抢饭抢菜的现象,我先拿你们是问。干部先做好。通讯员!”“有!”“以后吃好的,你不要先给连部打好。各排长注意,以后按班的顺序打饭。今天一班二班三班四班侦察班报务班,明天再倒过来,报务班侦察班四班……最后是一班。好了!”
说完他大摇大摆地回到连部的餐桌边。
连长的表态令我微熏。一个人的苦心劳作最需要的就是肯定性的回声。可是连长的表态同时也让我感到窘迫。我是奉指导员之名命批评连队的不良现象的,这种批评要或明或暗地“上挂”到连长。我连续宣读的七篇文章并不能让指导员如愿以偿。连长的表态更会使指导员觉得我的批评与连长无关,甚至相反,以为我在暴露政治工作的的缺席。连长最好默不作声,“肯定”应由指导员出面表示。然而我无法把局面转过来,我无法指定谁说谁不说。我清楚现在不能再征求指导员的看法了。我观察到,连长讲话时他的脸色铁青,连长讲完后他一言没发。等连长回到座位不久,他便起身走回连部。我的心“咯噔”一下沉重起来。
以后几天里,我发现指导员总是有意躲着我,并且忙着找战士谈话。这些战士多数是常和我聊天的。指导员和他们谈的时间较长,有的一个小时,有的小半天。谈话回来后,他们个个像挨了霜打,情绪低沉,而且不大再敢靠近我。我郁闷,我明白我的服务被当成了熊的服务,指导员要对我下手了。
星期天的上午,连队干部都到团部开会。我独自跑到东山坡的桦树林里静息。蹩脚的表演令我懊恼,瑞珊的沉默重又把我推到了热锅上。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信了。此时此刻她在干什么?是否还想我?是否像我靠着甜蜜的回忆来填充寂寞?倘佯在山坡上,我想起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同样是一个沟谷、一个山坡,我和瑞珊依偎在一起。天气是那么美好,阳光照在脸上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远处影影绰绰地有一群农民忙着播种。从地面上氤氲升起的淡蓝气流波浪似的滚动。那时我的心充盈着爱,同时也不缺少理智。我知道我和瑞珊相聚的时间不会很多,我要争取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和瑞珊的关系固定下来:吻,拥抱,睡在一起。瑞珊太漂亮,传说中她又很风情。我怕她熬不住半年乃至一年的等待、移情别恋。那时的姑娘对性还很传统,要想把握住她,只有占有她。如果占有了她,她再发生变化,她也就不值得我把自己的命运和她系在一起了。前一天晚上,当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谋划着把瑞珊带到这里,做完最后的事情。此地离城较远,是我儿时抓蝈蝈的地方。它有土坡,也有壕沟,躺在里面只见蓝天,不会被人发现。可是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的笨拙。我不是事先制造情意绵绵的氛围,然后轻轻地抚摸她,让一切来得自然、和谐。而是坐下来就喘着粗气,生硬地要求摸她的下体。当时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咕咚咕咚”跳的声音。遭到拒绝是必然的结果。在那一瞬间我羞辱得无地自容,心里一片冰凉。瑞珊真是好姑娘,她见我羞得满脸通红、万念俱灰的样子,主动握起我的手,把自己的脸贴到我的脸上。可能是我的自尊心太强了,受挫之后神经调整不过来,对她的亲昵竟然失去了知觉。记得那时我的心里还升起憎恨她的敌意,以为她作假,一个谈过那么多恋爱的人,不曾被人抚摸过?我悻悻然。我相信,此时我再抚摸她的下体,不会遭到拒绝。但或许是一个性格过分强硬的人感到怜悯给与的东西没劲,也或许是害怕再一次地感受羞辱,我的热情已经完全消失。只是为了表示一分礼貌,我亲了亲她的脸。趁着种地的农民走近,我拉起她返回了街里。
想起我的小诡计、我的笨拙、野合的失败,我不免露出会心的微笑。
正当我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我的耳边突然飘过一个声音:
“老施,你在这儿呐。叫我好找。问了好几个人。”
听声音就知道是李雪华。
“有事吗?”
“恩。”
“什么事?”
“老施,你以后别写文章了。”
“怎么?你听说什么了?”
“没有。”他显然撒谎了,粉白的脸蛋上泛起了红晕。
“那又为什么?”我故做不解地问。
“唉……”他显然着急了。
我等着他的下文。他带着可怜的表情低声说:
“再写,人家会说你瞧不起战士了。”
事情的结局不妙,是我原就预料到的,但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却始料末及。我想李雪华转述的还不全,按照这种思路推下去,污蔑工农兵、拒绝向工农兵学习、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等等罪名都可以扣到我的头上。惊悸和愤怒使我失去了常态,我直接问李雪华:
“是指导员亲自和你说的?”
“不,老施,你别问了。我听见两个山东兵议论的。”
他没说实话,可能是害怕增加我的精神负担。
“放心吧,小李,我不写了。那几篇还是被人硬逼着写出来的。”
“还有这事?那怎么还……”小李没把话说完。
我望着他那双天真困惑的眼睛,不知怎样解释才能把事情说明白。
指导员对我使用的手段一点也不稀奇。把人当工具、利用别人去打人是时代的流行病。几年来的政治表演已经让人充分领略了它的奥妙。今天我把你当亲密的战友,明天我把他当作知己,后天我又宣布第三种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同志。 当我把你、把他、把第三种力量当作真正的支持者时,内心里不作任何许诺和保证。他们都是在某一个阶段里的同路人,谁也别想跟我走的太久。而做我的战友、知己和同志,那就必需执行我的意志、去打击我的敌人。事情办好了,我给你点荣耀。不过我始终保持戒心,等我发现你的声望对我形成了潜在的威胁,我就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叫你消失。事情要是办坏了,别怪我残酷,我就拿你当替罪羊,由大家对你进行公审。谁也别想逃过被利用的厄运,上至开国元勋,下至黎民百姓,其中包括真心崇拜红太阳的小将。他们在协助太阳摧毁了各层黑司令部之后,纷纷被发配到荒山野岭。据说原来对他们的期望值太高,而实践证明,他们是社会的不安因素,他们把运动拖得无尽无期,弄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为了恢复稳定的正常秩序,只有把他们打发到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而一个时代的治人方略一旦形成,它就必然被大大小小的权力意志者所领悟和践行。因之对于指导员的所作所为,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诧。目前的结果我早有所料,只不过这些话我闷在心里,不能对李雪华说。动辄荆棘、触辄得咎,注定是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只能在时代的缝隙中游动。至于最终到底如何,我茫然无知。
沉默片刻,我建议小李和我爬山。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四面一座比一座高的山峰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不知何时升起的云雾溢满了山峦和沟豁。我的心就像缀上了铅块一般沉重。
我完全失去了游兴,拉着小李迅速下了山。
十、 重 锤
中午,灼热的阳光把山石烤得滚烫。整个山谷像一个大火盆,从帐篷外面涌进来的热浪迫压着喉咙,窒息的感觉一阵紧似一阵。山中的石耗子也出来赶场,“吱嘎吱嘎”地叫个不停。尖利的叫声像玻璃碴子划玻璃那样刺耳,让人抓心猱肝般地难以忍受。想要午睡,简直是做梦。忽然,我的肩像被粗大的针头猛扎了一下似的一阵巨痛。我莫名其妙。天没塌,地也没陷,我怎么会遭到如此重创?转眼看时,一只拇指般大小的瞎氓“嗡”的一声在帐蓬里飞了一圈,随后像子弹一般冲出帐篷。再看被它钉过的地方,迅速隆起一个雀蛋似的大包。我感到十分晦气和懊恼。想不到山中有如此大的瞎氓,它怎么偏偏钉我而不钉别人?难道就我不招人喜欢,连小动物也要咬上几口?我爬下铺,赶忙走出帐篷、找卫生员上药。
上完药,我有意驱散不愉快的念头,靠着帐篷的背阴处望着眼前的景致。五月末,家乡的土地已经绿波荡漾。雪白的樱花、粉红的丁香花在空气中播散着清新醉人的芳香。各色各样美丽的鸟雀飞窜在田野里、树林中,时而喁喁私语,时而传出欢快悦耳的鸣啼。想像着故乡的春天,眼望着这与世隔绝、依然不透露一点绿意的灰黄山谷,我不免惆怅起来。何时我能离开这囚禁奴隶似的土地,同瑞珊生活在一起?
我缓步走向下面的炮场。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我还没打过一次炮,甚至连放都不知怎么放。繁忙的营建取代了军事训练。虽说每星期六下午都要过“车炮场日”,但负责管理此日的副连长从没下炮场认真指挥过,上级也从没查问过。久而久之车炮场日变成了擦拭枪支的日子。战士们高兴了,解开炮衣,用汽油洗洗炮栓,涂点黄油;不高兴了,只是擦拭一下炮身。一个车炮场日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体格魁伟的大炮周围转了一圈儿。大炮仰首对天,两只撑在大地上的粗大炮腿使它显得格外威武。连队的四门大炮全是“喀秋沙”。据说,它们是在苏联卫国战争后退役的,在抗美援朝时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辗转服役至今。它们的杀伤力很大,曾立过不少战功。看到它们被冷落到这里,我不由得物伤其类的拍了拍底部的炮筒。“秃噜”“秃噜”,忽然两只麻雀从炮口飞出,随后又旋回来,在不远的地方时起时落,“加加”的叫着。我估计炮筒里肯定有它们的小崽儿,于是悄悄叫起李雪华。我们扯开炮衣,又搬了两个凳子,再把它们放到与炮口垂直的地方摞起来。我扶着凳子,让李雪华上去看。李雪华顺着炮筒往下看,在正中央果然有草窝、有小鸟“吱吱”叫。
我们争执了半天,李雪华执意让我去连部报告。我一进屋,还没来得及报告,连长便指着一个小老头向我介绍,这是团长。要是脑子里堆满了等级观念、还会来事的,碰到这种场面和机会,一定要打个军礼,声音宏亮地叫声团长。记得在农场锻炼期间,我们连的副指导员每到场部,总是一边打着军礼,一边高叫:“报告!政委,小兵倪纪友向您报告!”他的“小兵”报告方式传到连队一直成为大学生们的笑料。可是那个眼镜政委却极喜欢他,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给他升了正连级。可能是讪笑媚态的意识在我的脑海里沉淀太深,也可能是思想盯着大炮的问题、没转过弯来,还可能是不知军队在此种场合的礼数,我竟然不知怎么说。而且经过一阵犹豫之后再行军礼,肯定叫人感到不自然。我一声没吱,只尊敬地点点头,尴尬地立在那里。
“老施,你坐下,正要找你听团长讲‘九大’精神。你这么着急,有事吧?”连长连忙问我,内中显然也有为我的失礼作点开脱的意思。
我嗫嚅着说出我的所见,惟恐会给连队带来不利的影响。
出乎我的意料,连长不气不急,对团长说:
“炮膛里絮鸟窝,团长,我们给你增添了第四条新闻。再不搞军训,我看野鸡也会到里边抱蛋。”连长所说“第四条”是因为前边还有三个连队,不是炮栓锈死了,就是炮腿的两个轴锈死了。传说团长曾大发雷霆。
我精心地观察团长的动静。先前我的脑袋肯定有点充血、眼睛长了艨状物,所以竟没看清团长的尊容。此时恢复了常态,我才看的一清二楚。团长五短身材,长着太极仙翁的脑袋,双眼下陷,嘴往里扣着。听说他四五年参加革命,因为骄横抗上,所以升的不快。比他晚一年入伍的副师长已经十三级了,他还在十六级上蹲着。他总想利用自己的资格改变上下级关系。师里向他布置任务从来都用商量的口气。他有时自作主张,师里也奈何不得。他已近五十,没多大蹦蹬头儿了——转业在即,所以师里对他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认真。
眼前,他背靠着行李,正襟危坐,慢慢地啜着茶。茶杯是个玻璃罐头瓶,外面罩着紫红色的塑料套。这种茶具是当年的时尚,正像军帽军装是当年的时尚一样。所不同者,军帽军装在庶民中流行,而这种茶具在相当一层干部中流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起罐头,只有团一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这等福分,作为茶具的罐头玻璃瓶也就成了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并显得高贵和威严。这就像西方的老贵族遛马、新贵族打台球和高尔夫球。缘此,有些营级干部也开始模仿使用。
对于连长的牢骚话,他好像并不十分在意,不紧不慢地说:
“军训要搞,营建更不能耽误。入冬前进不了营房,我这个团长更没法当。师里和军区就这么布置的。”语气里透露出不可更改的威慑力。
屋子里一片静默,只能听见他的啜饮声。
后来听说我是来部队锻炼的大学生,他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我在老部队见过几批大学生。”他扣上茶杯的铁盖,抬起脸,并不瞅任何人。
“那您肯定有带他们的经验了!”指导员赶忙接过话茬儿,眯缝着眼睛,满脸堆出微笑。
“他们这些人并不怎么好摆弄。”团长说着,照样不看任何人,只盯着茶盖,把它揭开,吸了一口茶。
“怎么,还不服您管?”指导员堆着同样的微笑,满含着对团长权威的崇敬,还有对反权威者的愤愤然。其间对我不乏敲山震虎的意味儿。
“他们这些人很骄傲,凡事总要有点自己的看法。”团长接着说,依旧谁也不看一眼。说完后再啜一口茶。
我的脸大概已经涨得通红了,我明显地感到周身发热。团长表面上是在说别人,实际上就是在说我。让我极不自在的是,我正好坐在团长的对面。我如坐针毡、却又一动也不能动。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我无法维持自己的自尊;又如一个受审者,我天然地失去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还像一条狗,虽然被打,但又不能叫唤。不过,休姆说得好,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团长不会知道我在“垂听”的背后生长着什么意识。我明白他为什么借题发挥、杀鸡给猴看。当我没行军礼的一刹那,我已经预感到了事情的不妙:他不会对我产生好印象。可我想不到他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在我的想像中,一个领导的超常地方就在于他不计较小事,不根据一个人的一时举动来判断他的好坏;越是地位高的首长越是虚怀若谷。而且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矬子面前不说短话”。当着大厅广众的面对一个知识分子羞辱知识分子,似乎缺少起码的做人德行。就因为没行军礼而依势对一个位卑者指桑骂槐地攻击,纯系小人之所为。现在我可以假装不知,但我期待日后。
太极仙翁沉默一会儿。接着说:
“有个什么军事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他把理论当饭吃,无论指导员还是连长都不放在眼里。”他一会儿吹吹水,一会举起杯左端右详,像是自言自语、一句一句地说着。
“正好赶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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