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早上是记忆东西最好的时候，我们却献给了一门国外的语言。
这没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学校里安排的课程都是有目的的，不是觉得英语好听才学的英语，大家花了十年多时间，学习了比较流利的英语，没有学阿拉伯语，完全是买卖双方的一个事情。
我一直觉得学习的大众目的是为了生存。生存是往好听了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找工作。文凭也是给用人单位一个快速衡量的标准，并不是你掌握了多少知识的标准，这个世界上文凭很高的笨蛋比比皆是。有了工作才能养家口。而之所以英语比较重要是因为一来很多国外的东西是比较有意思，二来可能方便赚外国人的钱，三来……其实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很大的理由。英语也许是会给生活带来一些方便，但是只是一些。耗去的时间和代价可能比较大了一点。
当然也有很多英语很成问题的学生觉得英语没有用，其实不能这么说。任何东西学习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都是很厉害的人物，不是说英语没有用，只是你的英语还没有学到可以用的地步。我觉得那些真正英语好的人挺厉害，无论和人对话或者看英文东西都很轻松。我英语一般，退学开始就停止了在学校里学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比在学校里反而有了进步，可能是老看国外的片子。但是，现在这么多××英语，或者什么什么培训班的，真是没有必要。无论父母或者孩子都可能是从要找工作去考虑，但是不见得你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凑合能讲几句英语就把你要去了，这年头翻译虽然贵，但好歹还比嫖娼便宜，老板都能花那钱当然花得起这钱。
我不太想讲中国的英语太注重语法什么的老套东西，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实在是太保守了，就像中文里，我要买一台电视机，买一台电视机我要，我买一台电视机要，我要买电视机一台，电视机我要买一台，表达都是一样的意思，只要不是一台电视机要买我，上面都是没有错的。可是偏偏有人要分出一个对错来。要说出英语学习有什么问题来我想我没有太多的资格，但是至少我可以怀疑如此重视英语的必要性。
很多人觉得英语虽然不是在每一个公司一直用得上，但是总有一直要用的公司，或者可以以防万一，那女子防身术更能防万一了。为了万一，这样的代价的确太大。
我们从小学习一门其他国家的语言，三年，三年，再一个四年，却从来没有怀疑过，整整十年，十年什么不能学通了，我就算学十年调酒，出来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调酒师，拿的薪水不比翻译少。但是中国有无数人学了十年的英语，早上念晚上背，出来还是那破水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根本在违背自己的生活环境做一件事情。至于坐飞机都要找空姐用英语对话那纯粹是有病，两个英语讲得都有问题的中国人碰一块能对话出个什么结果来？不过倒是可以练胆。
学十年英语，出来还是不能讲好的英语，不光是我们学习不好，也不能完全怪教材如何，这就像我们在没有赛车场的时候记住了一堆赛车理论，在没有转过弯的情况下知道应该怎么去转弯。
我甚至在一个电视节目里还听到一个“专家”这么说：
现在的中国人的素质应该用英语水平去衡量。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屁啊。我为中国人能放出这样的屁觉得很丢脸。关键是在场的所有人居然都觉得很有道理。可能他们已经麻木了，或者全是一帮搞英语的，不过我宁可相信人们已经麻木了或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从小学习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不信你到现在的学校里去把这句话说出来，我想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异议。
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居然要用掌握另外一个国家语言的程度来衡量，提出这样观点的人，纵然有再多理由，也显得太愚蠢了。不过情况的确是有点接近，比如你看着一个你不知道恰巧你朋友们都知道的英语单词纳闷，人肯定都会笑话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包括各种颁奖晚会上得奖的用英语一通感谢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素质很高，哪怕面对的都是一帮中国人或者就是昨晚上在家里现准备的，能用英语说“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肯定如果换成鼓励就又没戏了。我觉得面对一帮中国人讲英语是很蠢的行为，有种你对着一帮外国人讲中文，用中文去诺贝尔去葛莱美去奥斯卡讲谢谢，又没本事了。英语很好故意不讲是本事，本来讲不好也是本事，况且，我英语不好怎么着，英语不好不配当中国人了？
韩寒五年文集
英语的问题（2）
我相信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我说，英语能衡量人的素质。
原来现在中国，素质最高的是翻译。
学英语没错，可是在什么别的本事都没有的情况下，学到头也只不过是一个翻译。如果有的家长执意要让自己的孩子变成翻译，那么不如直接将孩子送国外三年再回来比较好，虽然短时间投资大点，但是却能省下近十年时间。孩子当十年翻译，应该能回本了。
我在早上经过一些学校或者看到骑自行车都在背英语的学生们感到很别扭，每一个学校都有英语角，但我在外地问路有人都听不懂普通话。拜托，先把普通话普及了。我们Chinese总不能拿英语互相问路到长城怎么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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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问题
我在小学的时候居然是学习委员，这点让我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是个奇迹。而且奇迹中的奇迹是我还是一个数学课代表。
现在想起来，课代表可以有，所谓班干部，还是免了吧。
小学中学都挺单纯的，何必这么早就接触肮脏的事情。
干部。中国哪里都是干部，连班级里也都是干部。一个班级才四十个人，有十个是干部，倒还真有点现实社会的写照。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在这方面变态，跟着变态的还有家里人，在班级当个副班长就高兴得不得了，这还没赶上可以贪污钱呢，就高兴成这样。
班干部体制是中国教育里很迂腐的一个部分，丝毫不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真有组织能力的，私底下组织干坏事利索着呢，而这些成绩好的或者得老师宠的班干部，从小学到的只有滥用职权。
中国人有一个毛病，特别是越小的官就越喜欢滥用职权，小到什么饭店保安或者停车场看车的那就牛逼到无法想象的境界了。
班干部也是这样，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团支书、班长、副班长、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等等，要这么多班干部干什么，中国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人员过于繁复，简单说就是办事的太少，废物太多。
废物多倒也算了，就怕出败类。
一个班级的机构也是这样，班干部基本上不管事，指挥人却有一套，还特地做了一条杠子两条杠子三条杠子的小方片挂在臂膀上，显示职权的大小以及和普通“老百姓”的区别。
我觉得这绝对是要废除的。除了全球都有的军衔以外，中国当官的都还没有在头上画五角星显示和别人的区别呢，小学里倒开始有高低之分了，居然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挺正常，而且星期天你上街看看，家长带着孩子出来玩的，都还要故意戴上学校里的杠子，碰到路上三条杠的别的学生都觉得这哥们牛逼，或者两条杠的觉得他比我高一级，我得听他的，那是何等落后的景象啊！
在以前班干部评选的时候，且不说里面的勾心斗角或者老师偏袒或者成绩好的才能当选等等，选上以后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你们是为普通学生服务的”，有的都是“你要领导他们……”“你要监督他们……”从小就学会指使别人，这么一点点的小权利就这样神气，长大了真当官了，谁知道是什么样的官。
其实除了收作业之类，老师指定一个最能打小报告的当班长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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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的问题
学生从心理上表现到行动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有变态、自杀和犯罪。变态其实不用多说，好坏学生基本上多多少少都变了少许态，自杀也是多少年多少国家都有的问题。在青春期里无论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总有无数人想自杀。关键是好多想自杀的人没有遇见能让他们自杀的事，所以就没死，等过了那时候，基本上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也死不了了。但是在青春期里，除了还没发育的，眼睛能看见的大部分都在玩忧郁，你说一句话你朋友没听见忽略了都能忧郁三天，而且我在学校读书时的女同学普遍喜欢忧郁的，就是没事站在窗边发呆的，所以我那时候的人都普遍流行眼角往下耷拉的表情，哪怕根本没有事情好忧郁但是因为姑娘们都喜欢忧郁的而自己不忧郁而忧郁。很多人这样，那碰到点事情死了就很正常。死了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不是怀揣炸药当堂拉弦，事情其实还只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事情。
到了现在还流行叛逆的。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叛逆的，其实不是。叛逆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当今中国是两回事情。叛逆其实是种幼稚行为，就是说，比如，我，虽然很喜欢F4，偷偷也看了好几遍《流星花园》，但是因为同学们都喜欢，所以我当众要表示，我不喜欢F4。这样，碰巧遇见傻逼还以为你很有深度。这是叛逆的初级；而叛逆的中级暴力型就是大骂F4，顺便把喜欢的人一起骂了；装疯卖傻型就是眼皮都不抬一下，说没听说过F4，没看过《流星花园》，但背地里还偷偷看八卦杂志分析《流星花园2》什么时候出来。叛逆的最高级就不能拿F4来说事了，看出去什么都是反的了，就算学校提倡多走楼梯有益健康都觉得不顺耳非得跳楼才满意。
其实我觉得中国学生其实在无关大雅性命不攸关的时候都是很有个性的，很愿意表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情状，虽然在真正的事情上往往显得很没有个性主见，但是时不时小小地那么来一下个性还是很乐于的。
这可能是全球性的问题。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无奈地感叹说，我的女儿很想和别人不一样，衣服老自己这里弄一点那里剪一点，太想和别人不一样了，结果大家都一样了。
至于学生犯罪，我觉得总会越来越多。上学的时候一拨拨接触过不少接近犯罪的人，就是说凭那些人的性格和行为，犯罪是时刻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不当，有些教师素质的低下，本身性格的缺陷都是问题，但是其实没有办法，这个也没有必要说，性格本身就是多样的，而到了犯罪的地步主犯肯定都是个性强烈的，跟班抓进去的基本上不犯罪也没有什么前途。学校在无法同化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先鄙视后抛弃。抛弃进社会，除了变成社会精英的，剩下的基本上都犯罪了。
我接触的很多从小调皮捣蛋的或者红灯高挂的，其实都很想得开。首先到这步不自杀已经不容易了，尤其现在的学校，什么都拿“平均”说事，老师都下意识暗自鼓励学生鄙视成绩差的，原因是拉了班级的后腿。每次听见这个我都觉得很可笑，班级又不是狗，还分前腿后腿的，况且许多老师都以为这是个可以说说就解决的问题，有能耐你先把外边贫富差距解决了。是不是一个班级只有一个学生才行？但是在大家鄙视的眼光下，成绩差的，不会做试卷而被无数人认为没前途的心理素质倒是比所谓优等生好多了。大家似乎都不为前途担心，找不到工作了，变成一个小混混了，万一又什么本事没有，至少还可以做城管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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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问题
一个人独立，我想经济的独立是重要于精神的独立的。如果一个人能大言无耻地宣称他已经独立但是不幸的是还和爹妈住在一起并超过了十八岁还由爹妈养着，他的问题就不是精神是否真的独立，而是神经是否真的有问题。同样的，我想其实经济的压力是要重要于精神的压力的，因为所谓精神压力其实都是扯淡的，而且是天生的，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往悲惨的地方想，就算生活美满，也会为为什么生活这样美满而哀怨。
有人可能觉得在某个时段里，精神的压力是大于经济的压力的，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其实高考的压力仍然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
我要说明的是，在学校这个只有精神压力和自称精神独立的地方生活其实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我有时候也会感叹自己学生的生涯太短，但感叹归感叹，我是绝不会回学校当学生的，比如高官富贾有时偶然感叹乞丐真好，自由自在自食其力，但上天给他一个当乞丐的机会他绝对不会真的选择当乞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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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问题
我一直对中国有过多的专家很有意见，一会儿这个说应该这样，一会儿那个说应该那样，满世界专家，好像除了读者全是专家。对此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可以说，收入《毒》里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我觉得它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合适。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中国真的是个只说不做的民族，这点可以从谈话节目的数目看出来。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文学哲学类的专家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专家要大得多。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专家，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人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俩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有一家报纸前几天登了两位名家的文章，字里行间显露的是极其不专业的妒忌——主要原因是这两人这辈子所有写过的书的销量的总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书一年销量的一半，所以极其不服，文章酸味横溢。但是他们自有老奸巨猾之处，事先就说明没有看过我的书，就谈这个现象。姑且不论现象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的质量上，不幸的是，后面又说我的东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东西差远了。既然没看过我的东西哪里来的比较呢？中国文学没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这些做事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但又装出一副很诲人不倦的样子的人长期占据文学评论的权威位置，对圈内朋友的互相吹捧，对不同观点的极力打压，对杰出新作的不屑一顾，而且这帮人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在于在做以上事情的时候外表上表现出的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常说文坛一定要不断出现新人和不同声音之类的，然后一旦有新人写的畅销小说马上说现在的读者人心浮躁，一旦有不是自己写的东西引起争议马上说是作者哗众取宠，但又苦于自己的东西根本没人看，想哗众取宠一下又拉不下脸，只能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