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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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寻求一种安慰，或者说在疲惫的时候有两条大腿可以让你依靠，并且靠在上面沉沉睡去，并且述说张学良一样的生活，并且此人可能此刻认真听你说话，并且相信。
或者说当遭受种种暗算，我始终不曾想过要靠在老师或者上司的大腿上寻求温暖，只是需要一个漂亮如我想象的姑娘，一部车子的后座。这样的想法十分消极，因为据说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奋勇前进，然而问题关键是当此人不想前进的时候，是否可以让他安静。
可能这样的女孩子几天以后便会跟其他人跑路，但是这如同车祸一般，不想发生却难以避免。
至少不要问我问题或者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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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我回到北京。我所寻找的从没有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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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序言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有点纪念意思的东西。其中后面大半部分都是我前三本书的摘录。因为我觉得作为小说，故事是完全次要的东西，语言和情绪是极度重要的东西，思想是用来扯淡的东西，我所骄傲的是我留下了一些我喜欢的语言和片段，特地在这里摘录下来，作为三年的一个纪念；里面有几篇新的文章，作为最近的一个纪念，一起放在里面。买过《三重门》，《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并且好好看过的可以放下这本书了，或者站在书店里把前面一点点新的东西看完。
书出了以后，肯定会有很多人说这是炒冷饭或者是江郎才尽，因为出版精选集好像是歌手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书的人能够在出版的仅仅三本书里面搞出一个精选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因为这说明我的东西的精练与文采出众。因为就算是一个很伟大的歌手也很难在三张唱片里找出十多首好听的歌。况且，我不出自会有盗版商出这本书，不如自己出了。我已经留下了三本书，我不能在乎别人说什么，如果我出书太慢，人会说江郎才尽，如果出书太快，人会说急着赚钱，我只是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江郎才尽，才华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东西，而且一个人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以后不写东西了去唱歌跳舞赛车哪怕是去摆摊做煎饼也是我自己喜欢——我就喜欢做煎饼给别人吃，怎么着？
我出过的书连这本就是四本，最近又出现了伪本《流氓的歌舞》，连同《生命力》、《三重门续》、《三重门外》等，全部都是挂我名而非我写，几乎比我自己出的书还要过。
关于书名为什么叫这个我也不知道，书名就像人名一样，只要听着顺耳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意义或者代表什么，就好比如果《三重门》叫《挪威的森林》，《挪威的森林》叫《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叫《三重门》，那自然也会有人觉得不错并展开丰富联想。所以，书名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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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保持中国特色
我看了很多年的中国队的足球，尤其是在看了今天的比赛以后，总结了一下，觉得中国队有这么几个很鲜明的特色：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第二是善于打小范围的配合。往往是三个互相认识的哥儿们，站在方圆五米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传我我传他半天，其他七个人全部在旁边观赏，然后对方逼近了，有一个哥儿们（这个哥儿们往往是站得最靠近自家大门的）支撑不住，突然想起来要扩大战线，于是马上醒悟，抡起一脚，出界。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第四个是角球准确度高。在经过了打边路，小范围配合和打对方腿以后，我们终于博得一个角球。中国队高大的队员往对方禁区里一站都高出半个头，好，有戏。只见我方发角球队员气定神闲，高瞻远瞩，在人群里找半天，这时候对方门将露了一下头，哟，就找你呢，于是一个美丽的弧度，球落点好得门将如果不伸手接一下的话就会被球砸死，对方门将迫于自卫，不得不将球抱住。
这是一场进攻的结束，然后范志毅大将军手一挥，撤退。于是就到了中国队最擅长的防守了。中国队的防守也很有特色。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
第二是中国队的后场控球能力好。中国队在江津把球扔出来以后，经过一阵眼花缭乱的传切配合和扯动过人，大家定神一看，球还在自家禁区附近呢，但在这过程中，几乎没有停球的失误，显得非常职业。这时，对方一个没事撑的前锋游弋过来，大家就慌了，不能往后传了，那只能往旁边了，于是大家一路往边上传，最后一哥儿们一看不行了，再往边上传就传到休息室里去了，只能往前了，于是就回到了第一个所说的善于打边路。
但是也有大刀破斧的球员比如说李铁，李铁最近写了一本书，叫《铁在烧》，意思是说我李铁正在发烧，所以最容易大脑一热，做出让人惊叹的事情，所以中国队的后场倒脚一般都是在李铁那里结束的。大家传来传去，李铁想，别啊，这样传万一失误了就是我们后防线的责任啊，不如直接把球交给前锋线，多干脆，万一传准了就是欧式足球啊，就是贝克汉姆啊，于是飞起一脚。又出界。
这时候，我中央台的解说员说：李铁做得对，李铁的头脑还是很冷静的，他的大脚解围故意将球踢出界，为队员的回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然后又突然冒出另外一个声音说：胡指导说得对，中国队的后场就缺少李铁这样能出脚坚决的球员。以为这俩哥儿们贫完了，不想又冒出一个声音：李铁不愧是中国队场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球员，他的绰号就是跑不死，他的特点是——说着说着，其他两个解说一起打断他的话在那儿叫：哎呀！中国队漏人了，这个球太可惜了，江津手摸到了皮球，但是还是不能阻止球滚入网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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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我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无数次，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是为了去看全国汽车拉力赛的上海站的比赛，不过比赛都是上午八九点开始的，所以我在床上艰苦地思考了两天要不要起床以后决定还是睡觉好，因为拉力赛年年有。于是睡了两天又回北京了。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其实我一直觉得一个城市里面的人本来不具备什么真正的特色，比如上海人也有很多大方的，北京人也有很多小气的，所谓的上海只有漂亮的城市而没有文化这种说法也八成是北京人想出来的，因为一个城市发展得美丽与否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而有没有文化这样的东西就不是旅游一次就知道的，所以先是一些可能连去都没有去过上海的人写几篇文章说上海没有文化，然后你说上海没有文化，他说上海没有文化，所以所有外地人都觉得上海没有文化。而北京之所以让很多人觉得有文化，也是这个原因。这不是给上海人说好话，因为的确很多上海人让人看一眼或者同他说一句话就会让人萌生把他揍一顿的想法，但是在有没有文化这个问题上的确上海显得很无辜。
而北京之所以给人一种有文化的感觉是因为北京人爱吹牛×，在北京打车就感觉前面开车的不是司机，而是成天在街上逛找人吹牛的，而艺术很大程度上也是吹牛吹出来的，所以两者一拍即合，就给人感觉北京到处都是艺术家的习惯。而真正在北京有所成就的，上前一打听，都是外地人。不过北京破也有破的好处，比如说在上海我从来不愁半夜两点买不到东西，但是在北京如果没有车或者不打算跑长途的话，最好还是在白天备足粮食。或者一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会出现很多军车拉着警报大喊前面的车靠边在街上飞驰，反正我在别的城市里从来没见过还有急着吃饭急成这样的，不过幸亏北京的路极其颠簸，这就意味着越快就越受罪，而那些车走的最边上的路恰恰是平时大车走的路，所以最颠，这也让同样急着去吃饭但没有权力为了吃饭而违章的人看着心里很舒服。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所以我就觉得这不像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修的路。
反观上海，路是平很多，但是一旦修起路来让人诧异不已。上海虽然一向宣称效率高，但是我见过一座桥修了半年的，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座桥之小——小到造这个桥只花了两个月。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
但是我在上海没有见过不是越野车就会托底的路，而且是交通要道。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可能有文化的地方容易托底吧。
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
注②：不幸的是三环路也终于变成了二环路以前那样。（作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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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专家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专家要大得多。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专家，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北京某报前几天登了两位“专家”署名的文章，字里行间显露的是极其不专业的妒忌——主要原因是这俩人这辈子所有写过的书的销量的总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书的一年销量的一半，所以极其不服，文章酸味横溢。但是他们自有巨猾之处，事先就说明没有看过我的书，就谈这个现象。姑且不论现象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质量上。不幸的是，后面又说我的东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东西差远了。既然没看过我的东西哪里来的比较呢？
中国文学没有起色很大原因是有这些做事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但又装出一副很诲人不倦的人长期霸占文学评论的权威位置，对圈内朋友的互相吹捧，对不同观点的极力打压，对杰出新作的不屑一顾，而且这帮人最牛×的地方就是在于在做以上事情的时候外表上表现出的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常说文坛一定要不断出现新人和不同声音之类的，然后一旦有新人写的畅销小说马上说现在的读者人心浮躁，一旦有不是自己写的东西引起争议马上说是作者哗众取宠，但又苦于自己的东西根本没人看，想哗众取宠一下又拉不下脸，只能缩在一旁干眼红。这是说现在的一些上点岁数的评论家作家，也可能以前有过什么光荣的事情，比如说文章入选小学中学课本啦（其实这证明他们的文章达到了中小学水平），或者被评上几个什么奖啦（评委都是自己的朋友，来年自己当评委再评自己的朋友获奖），他们的最大理想估计是文坛能变成一个敬老院。
还有一类专家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专家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专家”，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专家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总之说到这里我都不想说了，因为这些人让我觉得恶心，最后要总结一个这些人在台上如何才能分辨出来：答非所问；没有一个问题能在二十句话内解决；不论什么东西最后都要引到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去，哪怕嫖娼之类的问题也是；穿西装；头冒汗；喜欢打断别人话，不喜欢别人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