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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贫下中农晓得这件事情后，也纷纷跑回家去拿来五毛八毛。经过民兵排长那个村子的时候，那小子一听是华医生有困难，把他老婆娘屋里陪嫁压箱的崭新五元币送来了两张。只有二苟，今天虽然是开支日，他还是从场部财会室预支了十块钱才买回全家这个月的口粮。他捉来一只鸡对沈宝说：“沈宝兄，羞死了，我没有钱，这只鸡代表我的一点点心意。”后来沈宝也把这只鸡提到“闹子”上卖了。
晚上，大家来到大哥家，沈宝把本本上登记的募捐者的名字一一念给大哥和晓霞听。又把募捐来的钱数好用橡皮箍箍好交给大哥，差不多有三百元。大哥和晓霞妹妹自然是感动又感动。
钱的问题解决了，次日晓霞妹妹又找到老场长，老场长多话没说，拿起笔就在报告上批给他们十天假。同时也祝福他们这次能把儿子的病彻底治好。下午，晓霞收拾好一些路上要用的必备品。沈宝和几位知青将他们送到县城买好了车票，又帮他们找好旅馆住下，说了好多祝福的话，方才打道回农场。夕阳下，大哥和晓霞妹妹看着这些贴心的难兄难弟们远去的背影不由得眼泪双流。同时也在心里升起一种新的希望：希望首都大医院的医生们能妙手回春把儿子的病治好。
坐了一天汽车到冷水滩下车后，大哥和晓霞又来到火车站打了当晚到北京的火车票。哑巴崽不哭也不吵，除了睡觉，他不停地往嘴里塞那些他从没有吃过的东西。大哥和晓霞妹妹虽然是第一次到北京，此时他们正像俗话所说：“一身如鸟啄。哪有闲心游宝塔？”从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经过他们也没有驻足停留，径直来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挂了号。当班的是一位年轻的医生，他打量着眼前这一家子，他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情况一问，晓霞流着泪把生孩子的经过，孩子如何被羊水呛了，生下来就咳嗽发烧，他的父亲如何给他注射了链霉素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医生。当医生得知大哥是“湖医”六三届毕业的，没想到这位年轻医生与大哥还是校友。因此，这位年轻的医生对他们除了格外的同情外还格外地尽职起来。他请来了该科的主任和两位主治医生，他们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耳鼻喉专家。主任亲自为哑巴看病，为他作了详细的身体检查。医生们先给哑巴作一个“声道抗测听”检查后，又作一个“脑干诱发电位”检查。在当时，能作这两种病情检查的仪器都是从国外进口最先进的。
大哥和晓霞带着哑巴崽在小旅店等了两日，结果出来了。那位与大哥是校友的医生拿着华正的片子和各种病情检测报告，又把几位专家请来会诊，大哥也破例一起参加，诊断的结果令每一个人都非常失望。主任不得不在给哑巴崽疾病诊断书上写上：“华正，五岁。据他的父母说，生下来吸人大量羊水，并发咳嗽高烧。曾接受过链霉素治疗。孩子是否由于高烧所致还是药物（链霉素）的毒副作用原因而失去听觉，病理尚不能查明。经过‘声道抗测听’和‘脑干诱发电位’等仪器检测，孩子第八对脑神经即听觉神经已完全失去功能作用。”权威们的判断，决定了华正将听不到世上任何声音，他将永远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俗话说：“先聋后哑，”华正将永远是一个哑巴。
大哥和晓霞带着无限的悲痛与失望离开医院，登上南下的列车。那天很冷，满天是压得很低的、沉重的乌云，不断地下着凄凉的毛毛雨，。大哥和晓霞的心情正如同这天气一样。火车途经长沙，他们都无心下车。一是大哥的父母早已去世，兄妹都已成家。二是晓霞不愿意让父母“过早”地见到哑巴外孙后，更会“过早”地为她伤心。不到十天，他们便回到了农场。到老场长那里销假，老场长还表扬说他们没有留恋城市，能及时回来抓革命促生产，值得大家学习。
当晚，知青们都来了。得知华正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的心都凉了。沈宝把华正抱在身上，摸着他的头，竟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夜，没人疯，没人闹，没人唱，没人跳，都非常严肃地讨论起华正的未来……
众人谈了一夜，地上喇叭筒烟屁股像塘里的鱼翻了白，旮旯里的尿桶都快屙满了。谈来谈去，除了只能在这间屋子里重复发一些牢骚、说一些不满的话之外，谁也谈不出半点具体。因为在当时谁都不晓得自己的明天会如何，谁又能左右华正的未来呢？
不过，有一个知青在他所谈的内容中说，共产党英明伟大，天不怕、地不怕、所有的敌人不怕、所有的困难不怕、但共产党“怕”出身好的“无赖”。这些无赖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刁民，他们不愿意劳动，却成天动歪脑筋想歪点子并以自己的出身，为达到目的向共产党施压。共产党对付这些人，既不能枪毙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关起来，最后只能是中庸解决。就像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有一年大家让牛把秋粮作物都吃光了，最后村干部到公社和县里到处欺骗说是秋粮作物歉收，村里会饿死人。到头来共产党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给这些无赖救济款和返销粮……
沈宝听完这个知青说完这些话，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此这个“华正未来讨论会”的总结报告还得由他来讲。他说：“华正只要是不离开这里，只要是他能扛得锄头起的那一天，那把锄头就会永远属于他。因为他的老子老母亲和我们这些叔叔阿姨，都是‘前途前途，一把锄头’。他也只能是‘前途前途，一把锄头’。如果想要华正到长沙读点书，长大后学门手艺，换言之要决定华正未来，只有一个人能办到，那就是晓霞。因为母亲为了儿子，一切都会是全然不顾的。我想来想去，只要晓霞有装疯卖傻的功夫，与那些当官的‘缠办’，你们一家人想回长沙的目的，看起来虽然是像想登天，但还不是没有希望的。”说到这里，沈宝停下来又滚了根蛮粗的喇叭筒吸然后神秘地对大哥说：“你让晓霞她搞她的，但你一定要照常工作，还要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只能如此，因为你是个臭得很的知识分子，一言一行，照的人多。晓霞不同，大家都晓得她是老师，华正要读书是明摆的事实。娘为崽，即使言行出点格，大家都会同情她理解她。上头要来找你的麻烦，你一问三不知，还要倒打一耙说，晓霞要跟我离婚，我正要请你们领导来做做她的工作。”
有人笑着问沈宝：“什么是‘缠办’呢？”沈宝笑得眼泪双流地说：“所谓‘缠办’，比方说晓霞打了报告要生产队的队长批，他不批，就死缠活缠缠住他，直到他批了才不缠他。然后再去找他的上级，这样一级一级地往上找，哪一级不批，就吃在他家里，睡在他家里。吃饭时他们抢你的碗，你可以和他对抢，他们不准你进屋睡觉，你可以找些稻草睡在他的屋檐下。你可以不歇气地嚎啕大哭，就像他家里死了老子老母亲一样。你可以喊天：我应该饿死，我的崽应不应该饿死？我天天教书，我的崽应不应该读书？总之，你的哭声要比天底下的哭声更悲切；你的行为要比天底下的泼妇更泼；你的决心要比天底下不怕死的人更不怕死。只有这样，你们一家子才有望将户口退回长沙。”沈宝把话讲完，众人都像被一声巨雷惊呆了，扭头来看晓霞。大家从她苍白可怖的脸色中，似乎看到了她那颗心已像铁铸的了。
几天后，晓霞领着哑巴崽，开始实施她那每一环节，都是经过众人呕心沥血思考后的一揽子计划。在制定这一揽子计划中，沈宝俨然是参谋长，他下面有个庞大的参谋部。当然，事情的进展并没有像沈宝所估计的那么可怕，报告一级一级递上去，都还算顺利，只是到了农场管知青的一位副场长那里卡了壳。其实晓霞领着哑巴崽这里那里去递报告的同时，舆论也在迅速扩张。农场领导早就晓得了这件事，而且还专门开了几次会来研究。场长办公会议决定：绝不能放他们走。因为一个有几千职工加上他们的眷属的农场，只有大哥是科班出身在关键时候作得用的医生。
而且，大哥拔民兵排长脸上的竹签，救二苟命的这些故事，在农场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农场的头头们，在这个时候，本位主义才使他们顿悟华医生是“人才难得，难得人才”。
凭天地良心，副场长对晓霞一家人不是不同情，特别是他的老婆在当地也是一个口碑极好心地很善良的女人。当晓霞和哑巴崽赖在她家里吃饭的时候她不但没有抢碗还很客气地为她娘崽盛饭夹菜。可是哑巴崽死活就是不吃，晓霞问他为什么？他指着灶上面挂着几块熏得墨黑的腊肉他要吃肉巴巴。这就把晓霞急得脑壳出汗。她板了哑巴崽几板屁股，副场长老婆连忙叉下一块切了一点煮给他吃。
晓霞这种迫不得已的违心的无赖行为，如果她耍赖的对方所采取的是一种强硬对抗的态度，这对晓霞来说，她早有心理准备，更莫说身后还有沈宝等众多知青的支持。此时，她早已把命都置之度外正像她到庙里敬神拜菩萨时的想法一样：砍了脑壳只有碗大的疤！可是人家能理解，把你这种行为视如朋友亲戚串门一样礼待，你还有什么话说？报告不批下来，坚决不走这是目的；但吃了人家的饭，应该帮人家做点事这就是良心。晓霞生性是个能干人，把饭吃完，捋起袖子见事做事，副场长老婆还真把她两娘崽当成亲戚串门。晚上晓霞也没有像沈宝所想的那样抱两把稻草睡在屋檐下，不觉之中过了三日。
副场长老婆没意见，副场长却叫苦不迭逢人遍告：“她妈妈的鳖！我只怕是前世欠了姚晓霞那婆娘的，她赖在我屋里吃了三日，睡了三日。那个哑巴崽，看见火塘上挂了两块肉，死吵活吵还要吃肉，老子自己都不舍得吃。”他着实是诉苦，而别人听了着实是好笑。
于是农场的头头们不得不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姚晓霞的报告。
最后决定：华医生不能走。为解决华正的读书困难，同意将姚晓霞和儿子华正的户口做特殊情况退回长沙。命运由不得大哥和晓霞的主观愿望，弱者永远只能是屈服。
走的头天晚上，由沈宝牵头张罗，大家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为晓霞搞了一桌饯行宴。这顿饭从晚上吃到半夜，席中不断有人加入，还有远道打着火把来的。沈宝又发号召：要大家把口袋都翻转来，凑了些钱又捶开场部的小卖部捧了两坛子红薯酒回来。鸡叫头遍，大哥和沈宝及众人打着火把把晓霞两娘崽送到县城汽车站，沈宝出示了很多相关证明，车站验明姚晓霞和哑巴崽是被有关单位做特例退回长沙才卖了票。晓霞与大哥及众人挥泪告别，带着哑巴崽这个永远永远也甩不掉的包袱和自悲，回到了长沙……
第十一章 “触及皮肤”与“触及灵魂”
晓霞的父母都是过了花甲的老人，为了等待在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说“退休可以顶职”的这一政策能变成事实，两老仍在厂里上班。
在他们六十多年漫长的人生中，实在是没有“我爷爷讨过饭我爸爸讨过饭我也讨过饭”苦大仇深的光荣历史。相反他们都是知书达理，在旧社会也不过是今日被称为高级打工崽的公司职员。两老心地善良为人敦厚宽容，解放后审查成分时被定为“旧职员”，这可是个摇摆不定可上可下于敌我矛盾之间的结论。虽没戴上“右派分子”“四类分子”“二十一种人”的铁帽，但离他们的脑壳实在是只差笛膜之厚薄。
晓霞带着哑巴崽回来，外孙并没有给外公外婆带来欢乐。哑巴崽高兴的时候，和同龄健康的儿童也无两样。一旦不如意，他那不会发声的喉咙便会发出一种急促而短暂像狼崽子嚎一样的声音（仅此而已）。这种声音让人一听心就会紧缩，眼就会落泪，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稍加思索，便会使人能有很多的理由来同情他的父母亲。
我的小杂货店坐落在儿童医院旁边，我见得太多的儿童得了像脑瘫这类怪病的家长抱着自己的孩子前来求医。有的孩子看一次病打一次针就是几百元，一个疗程就是几千元，有的甚至花了十多万也是把钱往水里扔。有的家在农村，可想而知这些病孩的父母为了孩子的生命和康复，不惜耗尽家产债台高筑。细细想来，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这就是人间的亲情！
刚来乍到的外孙，每天如果得不到几次零食，就会要外公外婆的心缩几次，泪流几次，鸡皮疙瘩起几次。而外公外婆还不准晓霞骂他，更不准打他。凡是哑巴要什么东西，两老就是从牙缝中省出来对他也会百依百顺。只要哑巴不吵，只要他笑，两老脸上才会有一些苦笑。
回来后，晓霞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能找到工作。她也不可能像我一样去帮人推车卖黄泥。男人毕竟与女人有所不同。很多同学晓得她回来了来看她，一见到哑巴崽都是百倍惊诧，晓霞越是觉得自悲。每天除了把家务事做好让父母下班后能吃上一顿好饭菜外，就把家里所有的旧毛衣翻出来洗干净拆成线绕成砣再打衣或裤，天天闭门不出。
两个月后，“退休顶职”这一传闻终于成了政策。这对于广大的知青家长都是喜出望外要谢天谢地的好事情。晓霞的母亲火火地办好了应该办的手续，这样晓霞才得以圆梦进工厂当了工人。
工厂是一家区办的印刷厂，但是市政府指定的书刊印刷单位。仅印刷“毛著”的政治任务，这个厂的业务一直都好得不得了。晓霞的母亲是从装订车间退下来的，晓霞进厂当然是抵母亲那个缺。装订工是厂里最苦最累的工种之一。每个班每人都有任务，从印刷机台上把印好了的书稿，（也叫夹子）搬到自己的工作台上，先用裁纸刀裁齐整再装订成册。一个“夹子”有几百斤几十斤不等，有时一天的任务要装订好几个“夹子”，晓霞在下岗前一直都是干的这个工作。
在汽车上我第一次与晓霞相见，就觉得她声音好听人带爱相。可是我们第一次握手的时候，我就感觉她的手指特别粗大，与她柳秀的面容大相径庭。后来我得知她的手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做超负荷的手工劳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有一个朋友是建筑工人，每天的工作是一只手拿砌刀一只手拿砖砌墙。建筑定额规定，一个工人一天约莫要砌一千多块砖。一块砖重六斤左右，不妨想想，他那只手一天要承受多少重量，几十年来那只手又承受过多少重量？有一次我们见面握手，我低头细看，他的手指仿佛都变成交通标志上指示车辆向左转的箭头。又有一天，我店子进来一位上了年纪操北方口音的堂堂大汉。我问他：“老人家，您从哪来？”他答：“黄河边。”“您干什么工作？”“纤夫。”“我能看看您的肩膀吗？”他旋即脱下衣服，我看到了在他肩膀上有一块寸多厚的死肉疙瘩。我面前立即出现那些长年累月在黄河边上光着脚板光着身子弯着腰喊着号子拉纤的纤夫们。每每看到晓霞的手，我心里总涌动着一种莫明的辛酸。久久见面，我们也握握手，但我在心里总想吻她的手一次。唉！中国不是法国，不时兴吻手。
每一个人可以说都体验过“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