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地位,要否定这种礼制,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这样,就在朝廷内部引起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议大礼”的激烈纷争。杨升庵心骄气盛,直接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坚持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并集众请愿,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嗣复联结群臣,撞撼宫门,大哭大闹,声彻殿廷。因而重重地激怒了嘉靖皇帝。十天内,两施杖刑,死而复苏之后,又把他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永远充军。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也未能回朝任职。直到新的皇帝登极,大赦获罪诸臣,他才复职,无奈已经做鬼七年之久了。这使人联想到张学良。蒋介石弥留之际,还叮嘱儿子:“不能放虎。”结果,直到蒋经国也撒手西去了,张学良仍然没有活动自由。
当然,若从他们二人“获罪”的根由来考究,我们就会发现其间的天壤之别。论价值,一者重于泰山,一者轻如鸿毛。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同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国外历史学家评语)。而杨升庵为之拼死相争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皇父”、“皇叔”,“继统”、“继嗣”一类礼仪,犯得上去为它撼门痛哭,受杖殆毙,横遭几十年的流放,断送后半生的前途吗?
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过去那段历史”,张学良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始终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这位“千古功臣”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不妨设问:如果杨升庵同样遇上这种场合,那么,他在回首前尘时,也会这样坦然面对,无怨无悔吗?
无须后世的论者,就是他自己,数十年后,当他以淡泊的心境回首往事时,恐怕也能够悟解,那场闹翻了天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实在是堪笑亦堪怜的。——这,与其说是痛彻骨髓般的悔恨交织,莫如说是一番彻悟,一份迟到的清醒。
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以弹词形式演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清初,评点《三国演义》的毛氏父子,将它移入这部名著的卷首。结果,许多人误以为它出自罗贯中之手,弄出了大笑话。其实,大多传世之作都源于作者血泪交进的生命体验。除了杨升庵,又有谁能够具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原词的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宛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这里化用了苏东坡《赤壁怀古》的成句,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接着,诗人从纵观历史,思量世事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夕阳,象征自然界和茫茫宇宙的恒在与悠远;而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转头”状写时间的飞速,加深了“空”字的深邃意蕴。当然,诗人的这番感慨,不仅根植于历史,更多地还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恰如他在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白发渔樵”是名利场外之人,不妨看成诗人的自喻。他在这里获得一个俯瞰千古兴亡、冷对是非成败、闲看秋月春风的特殊视角。如果说,上阕的“诗眼”是“空”;那么,下阕的“诗眼”则是“笑”。由“空”而“笑”,是一番清醒、透辟的大彻大悟。任凭世事纷纭,千般变幻,诗人却兀自在一旁衔杯把酒,酌古量今,笑谈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拼死拼活、咬住不放的种种可悲可悯、堪叹堪怜之事。一副超然物外、从容潇洒的风姿,跃然纸上。酒浊神清,意浓词淡。愤火燃烧到白炽化的程度,也就没有了焰色。过分复杂、痛苦的事物,反而会转化为极度的简单、意外的宁静。
杨升庵还曾填写过一首调寄《南乡子》的词,寓意大体相同: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多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可以说,这类词作既是诗人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泯漠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从而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做到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正是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凄苦的谪戍生涯。
这一切,都使处于同样困境中的张学良,饱受启迪,深获教益。
四
如果说,在三十六岁之前,张学良已经铺设好自己的成功之路,矗立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耀眼丰碑;那么,杨升庵呢?无论是科第夺魁,翰林富贵,还是拼死哭谏,“以励名臣风节”,都还谈不上什么“名山事业”。他的功业、文名的实现,端赖于边荒谪戍的赋闲生涯。这又是张、杨二人的迥异之处。
杨升庵流放到云南之后,当地的贪官污吏嫉恨他的刚直、廉正,企图进一步加害于他。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他“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见《明史》)在朝夕苦读的同时,著书四百余种,写作诗词近三千首,被史家称作“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他不仅经史、诗文造诣深邃,而且,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进了他的成功。“蚌病成珠”,仕途上的惨重蹉跌,为他学术、创作的巨大丰收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而且,在久居边境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学术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亦当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川、滇两省,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见《蒙化府志》)
同张学良一样,杨升庵的情感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他也有一位像于凤至那样贤惠、多情、才华横溢的妻子——黄娥。于凤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黄娥则擅长吟诗作赋。她们早年都曾享有完满的爱情,后来同样经历了惨痛的生离死别。于夫人与张将军长别半个世纪,黄夫人与杨状元长别三十年。
杨升庵被罪谪戍永昌,黄娥远隔千里,无缘得见,相思情笃,发而为诗,题为《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数十载的监禁中,张学良一直有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相依相伴;杨升庵也有两位如夫人茹苦含辛,相濡以沫。她们都是与丈夫休戚与共,生死不渝,以似水柔情舒解羁人的千般苦难,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之树,从而分别寿登期颐和得享古稀上寿。
颇有意趣的是,张学良年轻时曾经有过酣歌醉舞的轻狂岁月,过着纨绔子弟的放浪生活;而后半生则至端至正,同当年判若两人。与此恰成鲜明的对照,杨升庵作为世家子弟,从小困缚在封建礼教的轭下,一切中规中矩,可说是:“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可是,流放到了边荒,就开始“脱略礼度,放浪形骸”了。据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述:升庵贬谪滇中,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r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
这是一种个性的解放;同时,那种佯狂作态,放诞不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是对其终身罪废边荒的过苛处罚的消极反抗;当然,更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明史》本传记载,嘉靖皇帝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切齿痛恨,“每问慎(升庵名慎——引者注)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自知不为当道所容,“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正如他的挚友、重庆知府刘绘在《与升庵杨太史书》中剖析的:
夫人情有所寄则有所忘,有所讥则有所弃。寄之不纵则忘之不远,讥之不深则弃之不笃。忘之远则我无所贪,弃之笃则人无所忌。无所忌而后能安,无所贪而后能适。足下之所为,将求夫安与适也。
其实,联系到张学良将军羁身台岛时的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做,固然可以看作是消遣余生,颐养天年,但是,能说其间不包含着《三国演义》中“玄德为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的韬晦深心吗?
责任编辑 宗永平
题 字 李纯博
夜深一盏灯(外一篇)
陈幼民
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品,大部分靠自己生产。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向公家购买的,一是火柴,二是煤油。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乡村供销社里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儿,似乎成了它的无形标志。我琢磨,这是煤油、火柴和醋混成的味道。凭着它,人们毫不费力便可寻到供销社的所在。
城里人生活中不大用得着煤油,照明有电灯。而农村则要靠点煤油灯。油灯的种类很多,老乡们用的,多半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简易型,瓶盖上钻个洞,插上个棉线捻子,就算齐活。下边托个木架子,移动方便。这灯省油但不亮。我们用的油灯是买来的,玻璃制作,油仓和底座铸成一体,沉甸甸的。灯头是金属的,安上灯捻儿,有一个旋钮,可调亮度。上插一个鼓肚的灯罩,点起来,虽远不及电灯,但在小窑洞里,也足以看清人的面目。这灯光黄黄的,悠悠地闪着,尤其在冬夜,看到它,就感觉到一丝温暖。
知青们煤油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远远超过老乡。一是点灯的时间长,二是亮度高。知青们不习惯夜晚的黑暗,总是把灯拨得亮亮的。知青们也睡得晚,不像老乡那样,放下饭碗就钻被窝。我们吃罢了晚饭,盘腿坐在炕上,围着油灯,侃大山,看书,非要折腾到夜深人静,才肯休息。所以,每隔三五天,我们就要下山去买一回灯油。白天洒尽汗水,夜晚怎可无光。
插队之初,我们的身体还不能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忙时,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干下来,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回到窑里,往炕上一躺,便昏昏睡去,有时连饭都懒得吃。待春去秋来,手上磨出了老茧,肩上扛了两疙瘩硬肉,每日收工,觉得还有劲儿没使完,总想寻些事来干。秋冬两季,天短夜长,在窑里待的时间多了,肚子里的书虫就蠢蠢欲动,旧情复发,忍不住要找些书来看。自小养成的习惯,再怎么“教育”,也难移本性。
想读书,可书从何而来,经文革之劫,已焚得差不多了。“破四旧”时,废品站里书籍堆成了山,家家户户送瘟神似的往里边扔。到我们下乡时,身边除了“红宝书”和几本马列著作,所剩无几。说到此,我还真得感谢可称作我的老师的两位师哥,一位叫左林合,一位叫王秉坤。他们高我两级,在校时便以才子著称。我的读书,与二位有很大关系。
左林合精文学,当年我的母校北京十三中,有个十分著名的壁报,叫《语文园地》,每次出刊,都会引得众多同学驻足观看。左林合便是其中主笔之一。他的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文学故事。每次聊天,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柳永因词获罪,便是周邦彦哀情被赦。说时神采飞扬,唾沫星乱溅,许多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若在课堂茶舍讲这些,倒不稀奇,在陕北土炕上,刚放下小米粥碗,就开讲文学,可见此人瘾有多大。
王秉坤体格强壮,作风儒雅,有思想,文笔好。数理化皆强。看书喜诵,每到忘情之处,炕沿儿拍遍,声震窑顶,摇头晃脑,旁若无人。我时常找寻他读过的片段,看精彩之处何在,为何获得激赏,无形中,也长了不少见识。
两位不仅肚里有货,也藏了不少书,都是当时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真不知他们是怎么逃过的书劫。尤其是王秉坤,行李中有一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里面别无他物,满满的全是书,其中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旧版。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读过两人的书有《史记选》、《国语》、《国策》、《左传》、《春秋》、《论语》;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如《管子》《墨子》等、《历代散文选》、《古文观止》、全套的《中华活页文选》、北大师生著的《中国文学史》、余英时选注的《诗经》;唐诗选本若干种,胡云翼编的《宋词选》、《聊斋志异》等,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
书量不算大,可全都是精品。能在陕北的土窑洞里读到,实属难得,足够饕餮一阵的了。可我初中不到两年的水平,要想读懂那些艰深的古文,还很困难,只能先从好读的入手,如《聊斋志异》。我每日读一篇,看明白了,转成白话给大家讲故事,称作“每日一聊”,成为闲侃的重要内容。初时经常胡猜乱解,闹出笑话。好在有两位师哥时时指点,慢慢入了点境界。那时年轻,未谙男女之事,对文中经常出现的“缱绻”一词,解释不清。众人七嘴八舌,竭尽想象之能力,只有左林合,在一旁掩口偷笑。
诗词是我们当时最喜读的,也许和离乡背井的心情有关,那些带有悲凉意味的离别诗、怀古诗、边塞诗,最能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尤其是许多名篇的产生地就在西北,塞上塞外是常见的词儿。范仲淹的《渔家傲》自不必说了,有一次读到唐代张敬忠的诗,诗曰:“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五原在陕北之北,古属朔方,地理环境有相似之处。读此诗,惹起思乡之情。觉北京之远,犹如长安。读贾岛诗:“客居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成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同伴相语,有朝一日离开此地,恐怕要“却望陕北是故乡”了。此话果然不假,多年后,知青们返陕北,寻故地,络绎不绝。
对杜牧感兴趣,最初倒不是因为他